说到晚清，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便是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列“复兴四大名臣”的李鸿章。大家对李鸿章的第一印象便是组建淮军，弹压太平天国运动，领导洋务运动，创办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海战失落败后，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往后，他立马成了千古犯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有人说他是一个卖国卖出品牌的人，甚至西方列强找清朝政府签不平等条约，都得让这老头来。最范例的便是中日《马关条约》了，日本人点名让李鸿章到马关来签。
那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实在不是的。甲午战役失落败、签不平等条约，他肯定是有任务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这不是精确的“辩证史不雅观”和“唯物史不雅观”。梁启超师长西席在《李鸿章传》里就对其有过“投军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察看犹豫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的评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难道真的乐意背负这千古骂名去颤颤巍巍的签那个不平等条约吗？还不是由于打不过，没办法嘛。
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媾和前，光绪天子调集王公大臣和李鸿章共同就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条件，商榷应对事宜。在诸多朝臣坚持割地避祸，委曲求全的时候，李鸿章给出了自己前往日本和谈的底线：“割地则弗成，议不成则归耳”。不可否认，就“割地”而言，李鸿章拿出了一个国之柱臣该有的坚持，也对得起《清史稿》对其“平生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的评价。
到了日本之后，李鸿章还在为“大清国”作着末了的努力。他四处拜会各国公使，乞求他们能够脱手干涉，阻挡日本盘据中国领土。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国的公使乐意帮助他。无奈之下，李鸿章只能在搜聚了光绪天子的赞许之后，答应割地。在接下来的会商中，李鸿章也是竭尽所能的为大清争取权柄，哪怕只是一丁半点。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政府，从开始就不愿意和晚清政府正儿八经的和谈，他们只是借助重兵压境、直逼京师的上风，威逼李鸿章，以求达到“一直战而和谈”、“以和谈所取物资，连续供应前哨作战”的无耻目的。深知伊藤博文和谈目的的李鸿章，始终以“威逼过分，碍难允行”予以回应，甚至前后三次的和谈都僵持不下、不欢而散。就在李鸿章对会谈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次意外的枪击事宜给了他喘息的余地和反击的机会。
在一次和谈结束李鸿章从春帆楼返回驻地的路上，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持手枪冲到了肩舆前，一枪命中李鸿章左颊，李鸿章立马血流满面，当场昏厥。枪击事宜发生后，李鸿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美国人对他“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造诣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的评价，绝非浪得浮名。清醒以来，李鸿章非常高兴，他隐秘地希冀，这伤口能够再严重一些。他带着脸上的枪子，拿着自己身染鲜血的朝服，向闻讯而至的和外国使者们，畅快淋漓地训斥了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实质。日本严重违背国际礼仪的行为，加上李鸿章那一句“我是中国的使者，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假如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的义正言辞，让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逆转了和谈的被动和不利局势。之后，李鸿章数次以伤势为由，拖延双方会谈。日本方面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将赔款数额从三亿减到了两亿。这一枪，让李鸿章为晚清政府争回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让李鸿章借机推进了和谈的进程，更让李鸿章顺势挫败了日本“一直战而和谈”的低劣目的。
李鸿章在签完《马关条约》之后的1896年，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后来的历史书很少提及这次航行。实际上他从中国到了俄国，然后又到了英国、普鲁士（现在德国），接着又去了美国，然后从美国到日本末了回到中国。他见到了俾斯麦、俄国的皇太子、美国的格兰特总统等等。
老人家坐着美国轮船到横滨，准备换招商局的船返国内。老头倔得不得了，说：“我就不上日当地盘，我终生不再踏日当地盘！
”这就给很多船员给难倒了。末了还是把美国船和招商局的船拼在一起弄了个跳板，老头冒着生命危险走跳板过去的，没有踏日当地盘。你说此举是不是爱国呢？
以是，不要在一百多年后轻易地骂李鸿章卖国，由于连一个像李鸿章这样著名的“卖国者”都知道该怎么爱国，怎么去推动国家发展。什么叫爱国呢？便是跟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妈一样。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你说伟大就伟大喽，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情怀。只有人格极不完善的人，才可能不爱国，以是爱国是一种正常感情，伟大是一种过奖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