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编目成绩斐然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有法国拉露女士的《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和中国学者王尧师长西席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最初由比利时学者瓦累·布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编目，其事情始于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但全部完成并出版是在布散去世后的1962年。该目录全称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目录，附榎一雄补汉文目录》，共分765个编号，其特点是文献分类编排。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洋文库西藏研究委员会组织山口瑞风等人，费时10年旁边，对英藏斯坦因所网络的藏文文献重新编了一个解题目录，名为《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从1977年至1988年间共出了12个分册，该解题目录增加了布散目录未收之文献，并重新编号。英藏方面最新的一部目录是雅各布·道尔顿（Jacob Dalton）和桑木·冯·谢克（Sam van Schaik）互助完成的《敦煌藏文密教写本：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藏品解题目录》，对英藏中的密教文献予以梳理，先容了编号及藏、梵文名称、保存状况、《大藏经》之出处等，从而为早期藏文密教文献的研究供应了线索。
刊布与数据化进程加速相对付编目方面的成绩而言，敦煌藏文文献的刊布速率却极为缓慢。直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麦克唐纳、今枝由郎等人编选《敦煌吐蕃文献选》，这是敦煌藏文文献首次较大规模的影印出版，曾轰动学界。进入21世纪，才开始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大规模出版。2005年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互助，操持出版全部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使流失落外洋的珍宝以出版的形式回归故里。至201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版13册，估计再有两年多韶光能全部出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已出版4册。其余，近年来包括敦煌写本在内的大量古文献，在网络上以图板形式逐步得以公布，法藏（全部）和英藏（部分）的敦煌及西域藏文文献也可在“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等网站上查询、浏览。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培植”也已经启动，内含藏文文献。因此，随着数据化事情进程的加快，未来在敦煌藏文文献的利用方面会越来越便捷。
就“敦煌学”整体而言，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领域，乃至有学者坦言，海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滞后，拖了全体“敦煌学”的后腿。但是从近年来的国家社科项目立项、博士论文选题等看，彷佛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小的高潮。敦煌藏文文献种类繁多，内容繁芜，不是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能涵盖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中涉及的学科有历史学、哲学、措辞学、宗传授教化、文学、法学、政治学、医学、天文历算学等。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历史学、文献学为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较为单一，对文献的内涵难有全面的把握、诠释和评价。今后应不断加强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改变单一的研究模式。
藏文佛典代价仍须深入研究挖掘敦煌藏文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佛教文献，以往学界的研究兴趣在于世俗文书，佛教文献的代价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研究藏文佛典的形成史、渊源流变等方面，敦煌佛典是不可短缺的一个环节，并有助于深化吐蕃佛教史、汉藏佛教文化互换史的研究。大量敦煌本佛教三藏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将其同藏文《大藏经》中的译本进行比较，察其异同，不雅观其流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在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方面一枝独秀，成绩不俗。当然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方面还缺少系统的全景式的研究成果，仍有拓展的余地。目前，部分国外学者开始重视敦煌密宗文献之研究，如雅各布、罗伯特（Robert Mayer）等人对创造于敦煌的早期藏文密宗文献已多有磋商，并由此阐释吐蕃时期的密宗文献与宁玛派文献之间的渊源关系。海内学者在佛教祈愿文书、抄经题记及部分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大量的藏文佛教文献未被触及，可以说，敦煌藏文佛典应是今后研究之重点，个中的大小乘经论及存量较大的密宗仪轨类文献最值得探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8日第5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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