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几大热点之一的太平天国，近年来在学界渐趋边缘化，略显沉寂。市价金田叛逆160周年，参加沪苏学术界的“太平天国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很受启示，谨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整理成文，求教于大家。
一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很受重视，成果丰硕。但不必讳言，很长一段韶光，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史研究存在一些偏颇，很多学者受阶级斗争史不雅观的束缚，每每着眼于太平天国叛逆的性子及其历史功过是非等展开谈论，较少从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作详细深入的阐发。近年来，则有一些学者从一个极度到另一个极度，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足公道。
我以为，史学研究切忌分开史实的不雅观念先行。那些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彷佛也该当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太平天国如此不堪，为何自地处偏远的广西金田村落叛逆后，很快如燎原烈火，席卷十余省，定都天京，并前后持续了14年？如果不抱偏见，只能承认这种历史征象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努力揭示天生太平天国狂飙的社会成分，较之一味掩护或抹黑太平天国更故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笼统地称太平天国为农人叛逆，并没有能真正揭示其光鲜特色。确切地说，太平天国在发轫之初，因此客家人为主体的农人叛逆，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其早期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成员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支系。它是中原汉族公民南迁的产物。西晋至南宋年间，中原战乱频仍，当地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纭举家举族南迁。他们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山高林密、人口稀疏的赣闽粵三省交界地区居住。相对上述地区的原住民而言，这些外来迁入者被统称为客家人。
作为后来者，他们多选择原住民尚未顾及的穷山恶水拓荒垦殖，并就地取材，筑土楼合群聚居，以协力对付严厉的生存环境，以及与原住民之间时时发生的抵牾冲突，乃至激烈的械斗。明中叶后，赣闽粤交界地区人多地少的抵牾也日趋尖锐，原住民与客家人之间环绕生存资源的争斗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一部分被迫转而迁往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金田村落所在的桂东南紫荆山区，便是这些客家人的聚居地，并成为金田叛逆的策源地。
客家人之以是愤而逼上梁山，很大一个缘故原由是他们为躲避中原战乱，千里迢迢辗转迁至华南始，作为弱势群体，一贯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饱受磨难。毛泽东在1928年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曾这样描述：“土著确当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线，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盘踞山地，为盘踞平地的土著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纵然一些稍有资产的客家人，要想出人头地，也险些无望。如后来身为太平天国北王的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虽家境宽裕，但因其客家人的身份，仍常常受到当地豪绅的欺凌。韦昌辉的父亲痛感自家无有功名者，有钱也受人陵暴，齐心专心栽培儿子走科举道路，为韦家出口气。但韦昌辉的科场遭遇与洪秀全相似，失落望之余，“大发牢骚，年夜骂官府阴郁，大叹晦气”。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拜上帝教煽惑，得到他们的共鸣和大力支持。稍有资产者尚且如此，不用说如杨秀清、萧朝贵等这样一众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伐木烧炭工和小矿窑的矿工们，更是对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处境愤愤不平。当时的官府却对他们的正当诉求极其冷漠，根本不予置理，致使抵牾无可避免地激化。时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承认，太平军发难，“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终致爆发近万名客家人聚拢的金田叛逆，并迅速壮大，转战出省，震荡朝野。
二
太平天国在发轫之初，因此客家人为主体的农人叛逆，其有别于历代农人叛逆的圣库制度、男女别营等，都带有光鲜的客家人历史特点的印记。但当太平军转战出省，进入非客家人聚居的湘鄂赣皖苏等省后，依然狂飚突进，势如破竹，显然不是再过分强调其客家人特色所能阐明的。该当说，当时太平军所到之处普遍存在的贫富分解悬殊、社会抵牾尖锐的局势，为太平军的顺利进军械上浇油，终极实现定都天京，与清廷对峙。以往学者对此曾有很多论述，但每每忽略对当时客不雅观存在的满汉抵牾的揭示。实际上，指出满汉抵牾的客不雅观存在，并不妨碍对阶级抵牾的剖析。这里所说的满汉抵牾，源自清入主中原后，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针对包括满汉各族贫苦大众在内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详细表示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直到辛亥革命期间，鞭笞这种带有光鲜历史特色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仍是鼓舞民众奋起投身反清革命的紧张宣扬路子，武昌叛逆前夕的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时仍强调：“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
忽略清代政治满汉抵牾的特色，笼统地将太平天国期间清朝统治者与公民大众的抵牾，定位于地主阶级与农人阶级的抵牾，同样没有能清晰地揭示当时的历史现实。各地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会党即各种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其成员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迫与地皮分离，随处为家惨淡求生的游民和流民，他们对太平天国叛逆的纷起相应，壮大和推进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便是光鲜的例证。
久被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残酷压榨的广大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愤恨，是太平天国自金田叛逆后，得以势如破竹般地胜利进军，定都江南并坚持十余年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清方记载也承认：“逆党（诬指太平军——引者）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而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甚至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诬指太平军，下同者）来，借可肥已……乃至贼至争迎之，官军（指清军——引者）至皆罢市。此等悖惑环境，比比皆然。”
苏南地区素称重赋区，“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倍者”。个中下层民众所受剥削最重，“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民劣绅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经办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甚至畴轻畴重，众怨沸腾，纷纭滋事”。
这些弊端，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把稳，认为应予整顿，拔除积弊，但未被清廷采纳，“甚至官民交怨，业佃相仇，抗粮抗租、拒捕殴差之案层见叠出”。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太平军，据清方记载：“贼匪（诬指太平军——引者）名册，统上（海）、嘉（定）、宝（山）三处，共有一万七千人。”有鉴于此，在弹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联名奏请清廷在苏南减赋，旨在缓解社会抵牾，防止农人再度愤起反抗。经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的清廷，不得不正视现实，久被搁置的苏南减赋终得实行，当地的社会经济渐趋复苏。
三
初期以客家人为主体，起自社会底层和穷山恶水的太平天国，其失落败的征兆实际上在金田叛逆后不久就已显露。在一起征战中，太平军实施严格的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却不受约束。与男女别营、夫妇分居形成光鲜对照的是，洪秀全等人从叛逆之初就以政治暴发户的心态，随意率性享受，个中之一便是实施多妻制。
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有15名后妃。按照太平天国礼制，天王的后妃总称“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王娘”；各王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除元配妻子外，先是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改为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挑选。定都天京后，这种选妃办法被固定化，每逢诸王寿诞之日，照例事先在城内女馆中层层选美：先由各女军挑出12至15岁的处女，汇齐后再经筛选，终极选定15人旁边，每次天王、东王各6人，北王2人，翼王1人，“谓天父怜年夜家劳心过分，赐来美女也”。1856年天京事变前夕，杨秀清的王娘有54人，洪秀全的后妃有88人之多。
只管洪秀全等人妻妾成群，但他们在定都天京后，仍连续实行男女别营、夫妇分居的政策，并大言不惭地在《天情道理书》中声称“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天京城内的原有居民，也按男女分馆居住，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众人自然不服，胆大违禁者不乏其人。1854年2月，有人揭破太平天国官员陈宗扬和卢贤拔两夫妇私下同宿。杨秀清敕令搜捕，陈宗扬夫妇被斩首示众，卢贤拔被革职，戴罪立功。此事在天京城内反响很大，私下不服和抱怨者众，也有因此偷偷逃跑者。同年9月，不准夫妻同居的规定乃告结束。
定都天京不久，洪秀全、杨秀清就在城内大兴土木兴建天王府和东王府。针对一些人的不满，卖力兴建的官员竟声称“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竣工后的天王府富丽堂皇，洪秀全自夸：“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磐锵铿。”
定都前，洪秀全多次通令全军，宣告凡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一律上交圣库，不得私藏。但这些财物除用作军需外，都被诸王拥有。定都后，城内设有金匠营专门为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打制金碗筷，乃至金便壶等。洪秀全及其家人的宫中生活，其儿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曾有表露：他一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每食饭要感谢上帝，七日星期赞颂；他九岁就有4个妻子，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只许可他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直到16岁继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洪秀全的身边有一只鹦鹉能说“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便是上帝，崽便是洪秀全和他的子孙。这是一名清朝的降官特意演习进贡的，洪秀全视为“瑞鸟”，还写入了诏旨。
主持朝政的杨秀清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凡出东王府，随行的仪仗队多达千余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紧随其后的是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高丈余，并有鼓乐尾随，号称“东龙”；东王坐轿为五彩黄呢轿，共有56名轿夫，轿内还有2名童子站立旁边拂蝇捧茶，轿后则是东王府属官近百人，再以一条长龙扫尾，堪称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伴随这种随意率性享乐的是最高领导层之间激烈的争权夺利，终至发生大开杀戒的天京事变。
几经波折的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太平军内部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清方文人则推波助澜，改为“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指太平天国——引者）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再难挽回颓势。
曾是村落庄塾师的洪秀全，自发动金田叛逆后，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对文人和传统文化及文籍的厌恶。太平军所到之处，时时有焚书之举。鉴于除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乃至后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失落意者，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这种心态颇可玩味。纵然定都天京后，据洪天贵福描述，洪秀全仍称古书为“妖书”，不准别人读，而他自己曾敕令从杭州取来大量古书，看完一本就烧掉一本。
作为其紧张敌手的湘淮军，则是其余一番情景。容闳曾目睹曾国藩幕府即文武幕僚的盛景：“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旁边。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搜集于此。”个中知其姓名者前后约有400多人，确知其经历的103人中，有翰林17人，进士18人，举人29人，秀才15人，文童4人，贡生13人，监生6人，留美学生1人。在浩瀚幕府中人的大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军的战役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大员的权力逐渐扩展，冲破了此前满族官员长期把持各地军政实权的局势，晚清政局由此发生深刻的变革。
而太平天国则对士子即读书人依旧排斥。定都天京后，焚书举动虽不再见，但孔孟之书仍是禁书，违者重办。当时有文人评述：“贼（诬指太平天国，下同——引者）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毛病。”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败因时，也感叹：“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曾有哲人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屈曲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终极取得胜利的。
显然，如果我们不再过分专注于太平天国功过是非的争辩，而是转换视角，尤其是重视阐发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联，并磋商其腐败问题，无疑更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思。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