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广西网
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其生平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役以桂军失落败告终，粤军攻进广西，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桂军分解，部分桂军分开陆荣廷、谭浩明（陆谭）体系，接管革命政府的领导。个中，驻守百色的马晓军接管任命为田南防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夏威为其麾下三个营长。
粤军入桂，纪律极坏，引起广西百姓愤恨。陆谭残部逐渐集结，形成广西自治军，以图自卫自治。自治军发展迅速，粤军无法整顿，被迫撤离广西，接管孙中山任命的马君武也几遭不测，接管革命政府领导的刘震寰、马晓军等，亦被称为“反骨仔”，受到自治军的围攻。
黄绍竑在其《五十回顾》中专门回顾了这段经历，他说：
所谓自治军者，虽以自卫自治相号召，实际不过地方强烈仇恨意识的表现，并无真正的自治主见与操持。他们第一个敌对目标为客军。粤军、滇军、黔军等，皆无妥协余地。其次则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编之军队。马省长君武为当时一省人望，亦几遭不测。余如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皆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绍慧（伯山）、谭元翰（伯章）、甘尚贤、甘振贤、黄彤阶、何其多、梁培、谭葆谟等，皆与陆谭有乡土的私谊与多年部属的关系，因陆谭已溃，不忍地方腐败，与新政府靠近，而故意整顿改革者，竟皆为谭浩明旧部所杀。彼等对这班人统名曰“反骨仔”（即背叛的分子），得之即行屠戮。[ 黄绍竑《五十回顾》，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作为马晓军的部下，自然属于“反骨仔”之列，亦曾被刘日福的自治军包围缴械，幸得逃脱，组织余部反击，后在凌云集中，部队改编，黄绍竑任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煊、岑润博三营；白崇禧任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由凌云到百色，由百色到田东，在田东时，白崇禧因足伤赴广州医治，其部由黄绍竑统领。马晓军、黄绍竑率领部队打破自治军的拦截，从田东经隆安到南宁，再从南宁到灵山。途中，马晓军与陈雄离开部队赴广州。黄绍竑率领部队从灵山到廉江，从廉江到博白车田圩，在车田圩接管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约请，任李宗仁麾下第三支队司令。这是李黄互助的出发点，也是新桂系形成的出发点。
把稳，黄绍竑最初是陆谭桂军马晓军模范营部，粤军攻入广西后，马晓军部接管广东方面的任命，在陆谭旧部看来，即是叛变了广西，成为广西的“反骨仔”，并因此被广西自治军缴械。作为马晓军的部下，在广西自治军的围追堵截中，黄绍竑率领马晓军的部队转战千里，用他本人的话说，有时候是“一日须经二三次战斗”，[ 黄绍竑《五十回顾》，5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末了从广东回到广西，竟接管广西自治军李宗仁的体例，这究竟是“迷途知返”还是“叛变革命”，确实难以评价。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在黄绍竑接管李宗仁体例的时候，跟随他转战千里的一个主要统领陆清，就认为黄绍竑骗卖他们，另一黄绍竑麾下主要战将冯春霖部下的一个班长，亦带兵数人离开了黄部。对此，黄绍竑在《五十回顾》中亦有记录：
（李德邻）委我为第三支队司令。此事除了几个主要干部知道大概之外，别的尚未清楚个中底细。至是我不能不向大众公开宣告。内中有与我部同时退出南宁的陆清统领，是广东钦州人，亦革命老同道。我们在粤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将实情奉告，此时他自然有些不满，说我骗卖他。我在当时情势之下，为防万一起见，不能不将该部百余人缴械。又有冯营一个班长，带兵数人，自由行动去了。我派人追去劝他，他说：“如果要在广西当自治军，就不必退出南宁，行乞到这里了。”[ 黄绍竑《五十回顾》，5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对自己这一次调换门庭彷佛也有自知之明，因此，对陆清和那个班长的选择，黄绍竑也抱理解之心。在上面这段笔墨之后，他专门有所评论：“这事，我至今犹耿耿不忘。由于他们的见地，是有相称情由的啊！
”[ 黄绍竑《五十回顾》，50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由陆谭桂军接管广东方面改编的时候，被称为“反骨仔”。所谓反骨，指的是脑后枕骨。常日枕骨突出者被认为生有反骨，也便是有背叛之心、不忠不义的人。历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该当是《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他便是由于生有反骨而不被诸葛亮重用。黄绍竑从陆谭旧部成为革命新军，这是他的第一次背叛；不久从革命新军回归广西自治军，这是他的第二次背叛。人们或许认为人生有两次背叛已经足矣，哪里想到这对付黄绍竑来说才仅仅是他背叛的开始。黄旭初在其回顾录中对黄绍竑的多次背叛有一个统计：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创造广西集团，但他个人的行动颇为奇特，对他自己手创的团体曾作过三次的分合。计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广西自治军蜂起，他不能与之同流，皇然无归，李宗仁邀其互助，他以志同道合，概然归入李部，这是第一次合。十二年夏，他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请得“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委任和讨伐沈鸿英而盘踞梧州的密令，于是在梧树起新帜，与在郁的李宗仁分道扬镳，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击陆云高，打通梧郁在大河方面的联系；十三年夏，讨贼军与定桂军再互助以击倒陆荣廷，盘踞南宁，黄推李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这是第二次合。十九年夏，广西相应北方的扩大会议以共同倒蒋，出师向武汉，到湘而败归，他自此厌恶内战，主见和平，年末即离广西而到南京，这是第二次分。廿六年秋，抗日战役起，全国同等共赴国难，所有政敌都捐除成见共御外侮，这是第三次合。卅八年夏，国共和谈分裂，李白坚持连续对共作战，他却主见和平而投共去了，这是第三次分。[ 《黄旭初回顾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392-39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根据黄旭初的这个统计，在接管李宗仁任命之后，黄绍竑还经历了与他创造的广西集团，也便是后来所说的“桂系”的几度分合。“三合三分”，这是黄旭初的统计，足以解释黄绍竑这个人物的变革多端，乃至用“重复无常”来形容也未尝不可。对此，黄绍竑本人也不避讳。他在其《五十回顾》的弁言中说：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确当事人。在满清时期成长，而参加满清的革命。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互助，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推戴中心，而又反对中心，后来仍旧推戴中心。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中间的变革，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不雅观点来看，切实其实是一种儿戏。但是事实的演化，确实是如此繁芜。[ 黄绍竑《五十回顾》，弁言，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如果按黄绍竑的这个说法，那么，黄绍竑的变革可能就不但三合三分，可能是四合四分或者五合五分。常日而言，以变革太多来定性一个人，该当不是褒义。但黄绍竑却坦然承认自己变革太多，变革得犹如儿戏。何以故？考虑黄绍竑的思想，可以看出，黄绍竑认为他的多变虽然是客不雅观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并不虞味着他本人如何善变，他的多变是由于他所处的时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作为时期中人，他自然卷入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格局。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黄绍竑在不同的政治集团间游走不定，变革无常，但他也有不变的地方。1930年，当他决定分开桂系的时候，同时也在内心中作出了一个决定，那便是：第一是不再毁坏国家，第二是不再毁坏团体。他把这个内心的决定视为他往后行动的原则，为人干事的最高准绳。[ 黄绍竑《五十回顾》，213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黄绍竑所说的团体当然指的是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形成的桂系团体，综不雅观其生平，虽然他后来接管了蒋介石的约请，先后出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军委第一部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主座等职，虽然蒋介石多次想借他打击李宗仁、白崇禧，但黄绍竑确实从未做过有损桂系的事情，反而利用各类机会，帮助“李白”摆脱困境，或者，匆匆成蒋介石与“李白”的和解。
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颇有建树之外，黄绍竑生平最热衷的是经济培植，无论是执政广西还是执政浙江，黄绍竑都在经济培植上有诸多古迹。可以说，发展经济是黄绍竑生平不变的欲望和追求，他对经济培植的激情亲切远远超过对政治和军事的激情亲切，这一点早在桂系北伐出征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黄旭初在他的回顾录中如此说：
当在省内谈论北伐问题时，已经涉及广西部队究竟由谁统率出征呢？本来李宗仁与黄绍竑都是军长，谁也适任。但黄自己表示对付地方培植感兴趣，自从十四年玄月临时省长张一气辞职后，大家便推他当广西民政长了，以是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他推李担当军长，统军北伐，而他自己愿留在省内任省政府主席，并兼第七军党代表。[ 《黄旭初回顾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023页，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当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大军从镇南关到山海关的时候，黄绍竑则在后方激情满怀地培植广西：
我们站在政府态度，不管先天不敷也好，后天失落调也好，并不因此灰心，而仍旧是勇往直前地去做，希望人定可以胜天。以是对付他们的各类说法，均当他是禁绝确的批评，而不自馁意志。在那短短的韶光内，工业方面，完成了三酸厂、酒精厂、机器厂、制革厂、机器厂、砖厂、纸厂。农业方面，成立了全省农务处，各区设置拓荒局及兵农委员会，实施兵农政策，并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为县长的考成。全省的公务员，均须身体力行，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我亲自率领垦地植桐，在南宁辟有一个广大的公务职员桐场。全省高下，热烈进行经济培植的事情。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当我们兴趣勃勃的时候，突于十八年春，接到广东方面的电报，说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急速到广州去。当时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务员挥锄掘地。急速抛下了锄头，踏上了汽车，放弃了统统的事情，重复走入政治战役的漩涡。广西培植的事情，便从此停顿下来，又受了几年的磨折。[ 黄绍竑《五十回顾》，165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由于政治争端导致战役的发生，由于战役的发生导致经济培植的结束，从黄绍竑回顾的字里行间，可以感想熏染到一个培植者深深的惋惜。
正是由于意识到战役对国家、对地方、对社会、对民生的毁坏，他才当仁不让地离开他参与首创的政治军事奇迹。将战役与培植相比拟，他痛切地认识到战役是多么无谓，而培植又是多么名贵：
我以为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
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公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漩涡。……我那时由于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栽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事情。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不雅观这个农场，当年所栽种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彷佛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誓不两立，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付以往的统统，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 黄绍竑《五十回顾》，21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初版。]
这是一个曾经在政治军事领域有过重大成功的人的反思。理解这些反思，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宁肯背负善变的恶名。他做过陆谭的部下，终极背叛了陆谭；他做过孙马（孙中山、马君武）的部下，不久投奔了自治军；他做过李宗仁的部下，曾经与李宗仁分道扬镳；他投奔过蒋介石，末了抛弃了蒋介石；他认同了共产党，也批评过共产党。从中国政治传统看，他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他的生平中有过许多次改弦易张，另寻高就。然而，这个对领袖从来都不从一而终的人，对培植却有着从一而终、痴心不改的执著。原来，他的善变，他的不惜分开他热爱的团体，全由于他对培植的激情亲切。这种激情亲切在他那里一以贯之，无论是在广西省主席任上，还是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湖北省主席任上，他都对培植充满了激情亲切，也有过一些建树。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期对他过于吝啬。那是一个为政治家、军事家而非为培植者供应舞台的时期。不过，纵然如此，黄绍竑在培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直到本日仍旧值得我们铭记。当然，更主要的是，他对政治、战役和培植的反思，彷佛尤其值得本日的我们所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