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从定命三年降金,到康熙五年去世,四十多年中,随军征战,参与机密,确定典章制度,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重大的功绩。清帝因其“任事多年,忠实练达”,特加优赏,晋封一等子世职,授议政大臣,晋太傅兼太子太师。
有了范文程打下的这个根本,他的子孙后代自然是享用不尽。范文程的第二子范承谟,于顺治九年中进士,康熙七年任浙江巡抚,九年擢福建总督,十五年去世于三藩之乱,康熙帝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范文程的第三子范承勋,因是“盛京旧人”,“父兄累朝效力”,“兄又为国尽节”,遭受康熙帝优遇,历任御史、内阁学士、广西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江南及江西总督和兵部尚书。其子范时铎由佐领迁总兵,署两江总督,兼任都统、户部尚书等职。
范文程之子时捷、时绶、时纪,曾孙建中、宜恒、宜清等,皆分任总兵、提督、都统、将军、布政使、巡抚、侍郎、尚书、都御史等职。
以上所说还只是他们在官场上享有的特权,从经济角度来看,受到的利益更大。因范文程封授子爵,为清帝信赖,以是领有大量人丁、地皮,建立浩瀚庄园,分布关内关外。在《关东地亩人丁册》和道光九年编写的《范宅老地账》中详细记载了范府庄园、人丁及租赋的情形。
从记载的情形来看,范府有人丁一百三十七户,家奴(壮丁)大约为六七百人之多,这些人都是为他们家种地和经营庄园的。而且这还只是关东种地的包衣,如果加上关内耕种庄园的壮丁和京城侍奉范府老爷、夫人的包衣,总数又会增加许多。
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中记载,范家十余处共有地皮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亩半,这个数字是很弘大的。但是根据道光九年造写的《范家老地账》推测,还要远远高于上面的数字。个中分布在沈阳、辽阳、牛庄、海城等州县,就多出了三千六百九十七亩半,又有开河马厂地一千零三十三亩八分,如果全部加上则范府的地亩多达四万七千三百零九亩四分。
众所周知,范文程虽曾从军征战,但他任职紧张还是文官,参与机密,运筹帷幄,不是统兵征战的武将。其子范承谟、范承勋等,也紧张是担当巡抚、总督、侍郎、尚书等职,孙子辈才有任提督、总兵的。这样一个文官世家,居然有如此浩瀚的地皮,这是无法想象的。
《范府老地账》还载明,范府设立了一套比较完全的管理机制,辖有壮丁的头目包衣达、领催,以及专门卖力“承办地下事”的职员共二十五人,以及十六名承领庄地的庄头。
两分册薄表明,范府的收入是十分可不雅观的,打算起来数字惊人。仅就关外庄园的收入来看,承领四万七千余亩庄地的十六名庄头,每年交地租银二千零三十四钱二分,盛京城内所有铺面房间八十五间,共收租银五百四十二两五钱。庄丁二百十四名及坟丁,应交差银三百七十五两六钱,本西湖地面交银二十两,四项合计共收银二千九百七十二两三钱一分。
范府每年的这些固定收入,比范文程大学士所领的俸禄多出十余倍。其余,庄头还要交杂差鸡、鸭、鹅、猪等差折银,相称于正额租的三分之一,数字也是不小的。
范家的收入情形,有力地解释了八旗贵族是百足之虫去世而不僵,只要清王朝连续存在,只要他们没有被淹没在政治斗争的狂风巨浪之中,没有问罪处斩,抄家籍没,他们就能世袭爵位,保有大量的庄园,过着一呼百应的王侯将相的豪华富贵生活。纵然官职有所降落,家业有所亏损,也是根深蒂固,耐久不倒。
范文程不过是一个中等贵族,他们霸占相称多的田地,征收大量的租银粮谷,就可以鲜衣美食,安居享乐,遇有急事,典当一点庄地,就能获银成千上万两。只要不是败家子孙,有了这样的祖产,便可永远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