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文人见面，爱相互探听对方在读何书，而新式文人碰头，第一句每每是互问近日在写啥书。这段子出自梁实秋笔下，当然是不怀美意的调侃，是对当今文化人，读书稀疏、却“勇于著述”的一个嘲讽。
但我敬仰的当代文豪易中天师长西席，大概是足以推倒一世智勇的例外。2013年，在“六六大顺”之龄，他暂别《百家讲坛》的鼓噪，发布写作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果真，五年之间，以每年四册、近百万字的神速，皇皇20卷面世。论述范围，从先秦一起铲到了宋元，从女娲补天一贯写到改革开放，五千年变幻风云，尽在其盈盈一握之中。
这套巨著陆续出版时，我们的学界大佬们，我们的媒介报端，便是唯恐不及式的逢迎。什么“前所未有”，什么“一颗文化原子弹”，什么“可以闭幕个人史字写作”、什么“破译了中华文明密码”，彩虹屁无所不及，捧得易老师真磅礴烁烁，“如日中天”之状。
实不相瞒，等我笃信不疑，找来翻阅两三册之后，即失落望透顶：易老师的大作水准如何暂且不谈，单说我们的文化界生态就还是不免恶劣的。即便是樊树志、吴敬琏这等重量级的清流大佬，都完备将学术公器挪为了私谊相护的道具， 只有过场、背书及吹捧，没有几句实话。
马勇：易中天这么写，是回归到中国知识人的正宗上去了
各大佬们的高风、诸大贤的美意，我这般蠢笨之人自然难以领悟。只是，若说如何评价这套书，我就做躲角落里说三道四的那个小人，先匆匆笼统暗抛几块冷砖得了。
若有朋友大发慈悲施予稿费，倒是想全部买来读一遍，然后斗胆写一长篇见地书的。
易中天老师，毕竟是用过苦功的读书人，非泛泛庸籍，其笔力之健更早已传为佳话，晚辈如我素表钦敬。
以是这套书，论文笔、论质地，自然还是可以的，视角、遣辞、心态，都透着一股鲜活气息。我读来最大感想熏染便是“老到流畅”四字，老到在议论，流畅表示于行文。它真不是时下名人、大V、网红盛行套路，专搞粗编烂造、齐心专心抢夺读者花呗余额的庸书劣藉。作为大众入门级读物，自是适宜不过，求全责备似也不厚道。
但说实话，就这书，衮衮诸公拔的太高也尴尬，任何乏味的吹捧，似敬实亵。不怕冒昧，从稍高一点哀求看，总体而言，易老师的学问储备与史学功底，显然还不敷以驾驭这样一部古今中西一锅炖的通史，以至于此书在我不雅观感，是他在名收利遂之后，褪去自知之明，乃至原来“诗人意气”的暴躁之作。
从前的《读城记》，值得推举的一本散文集
学术不是面子工程。一样平常而言，读书作学问之人，是年事越大，披阅越多，胆子越小的。过去，国人共人所推尊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这干史学大宗师，年轻那会也是豪情万丈，时刻不忘要写出一部浩瀚的中国通史，到老反倒都缩手袖间不敢写了，并不算如愿。
何以故？很大略，只因中国历史与中国学问太幽远汗漫了，实际是一套通人之学，既要究察古今，又要牢笼中西，单单一柜“二十四史”都读不尽，又如何有胆子敢重新努力别辟门户，去搞出另一部更有新义的“中华五千年史”？
讲学中的钱穆
可以，储备不敷，自傲过分，已先天注定《易中天中华史》是一个仓促临蓐的早产儿。他的孱弱、娇嫩、乃至身心有障碍，都是与生俱来的病症，须要生产者不定期追踪检讨才好。
作为当代一部新通史，《易中天中华史》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在于下笔太快，弥漫着一股快餐口味。
可中国通史写作，是一桩大工程，毕竟不是美团外卖小作坊搞速食餐包那么轻巧。在我理解，其最忌讳亦是最难超过的弊端，莫过于两点：其一，是鹦鹉学舌式的陈词谰言；其二，是自我作古式的游谈无根。而易老师于此二者，都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可以说，任何追逐某种时期潮流的写作，一定短平快而无耐心打磨，就像潮男潮女追求一部新款Phone，绝非严明学者的正经活计。立意就已经暴躁，拿出来的成品，天经地义终难免位居下陈的尴尬，更难脱天桥练摊的格调。
公正地讲，易老师是一个脾气极生动、智力极发达、也身怀许多杂学技艺之人。他在通史写作方面，并非全然毛糙新手。在过去数十年书斋生涯中，他对付文学、美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门类，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付写作思路有过很多的思考，也出过诸如《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等成品，广受好评。
但以上这些，看似论史，究竟只是一鳞半爪的随笔闲谈，他实际从来没写出过一本踏实的、严明的史学著作，在史学专业研究上乏善可陈。因此，当他盲目自傲，痴痴要作当代司马迁，要为三千年国史独立自主作一盖棺论定时，他的储备、他的学识、他的见地、他的田地，险些一下子都捉襟见肘起来明晰。
可以说，这部书，论其误读、曲解及硬伤，真要挑刺，是比比皆是的。比如，该书第一卷大谈“轴心期间”，也顺俗搬来雅思贝尔斯压阵，可他似从未细想过这一套话的问题，将犹太先知也牵强附会地列入；比如，他对《论语》“三年之丧”“无后为大”等词句阐明，不丢脸出传统训诂学确实缺少演习；
再比如，他夸夸谈及唐代，率尔说唐朝是混血王朝，李唐皇室都是“异族血统”，表面上接续陈寅恪在讲，可是他似对《隋唐制度渊源论稿》这本小册子是不求甚解的，完备没有理会义宁大师后面的原话导致曲解，解释他读书不细而误解。乃至很大程度上，也显示他对外洋汉学研究是忽略的，不然何以对石见清裕这些汉学家同行的干系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只管他们早就有中译本上岸海内了。
可以说，《易中天中华史》这套书，只是粗读，即可觉察到太多问题，连各类硬伤，都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真的，我把这部书，看作是易老师由学术界大举进逼娱乐圈，由学者转型为明星后，得意忘形奋笔疾书出来的“退步集”。
萨义德有句话说，“批评常像一种寻衅找茬”。指出易老师这些“小节”，真并非故意自作高明的刁难。
的确，一部如此弘大的著作，有错或有不少错都属于人之常情，钱钟书的《管锥编》还不断被张文江、胡文辉那些后生挑刺呢，“历史”阐释更不可能就此闭幕于某一次写作，这也是它不断被重写的意义所在。
以是，我要指出的重点，在于说易老师写通史有硬伤，而在于他即便在阅读古书的点面上、理解故事的大要上，都多少存有问题，是不堪通史写作重任的。其表现，总体归纳，是要复述先哲每每不到位，想自树新义又常乏根据，导致很多篇章显得华而不实，立论多偏。
是易老师有言在先，说拜读其大作，并非纯挚学习历史知识，谆谆教诲读者不要在详细细节上纠缠对错，而哀求我们把全副关注点，都投放在他对历史的“觉得”上。易老师这番苦口婆心，确实深得海登·怀特等西方当代史学家们新理念的精髓。以60岁的年纪，尚能如此新潮，也其实是我等后生模范。
但是，我斗胆想对易老师陈说一个更为知识、堪为底线的史学不雅观念：历史的结论，是可以为“新史学”式的毫无定准，可是历史解读学与文学阐释学究竟大有不同，依然是要紧绑住文献依据的，“有一分证听说一分话”的，否则一味地“接管美学”，与天花乱坠何异？
书本部分
这便是说，任何一个史学从业者，倘要哗众取宠，显示出独树一帜的分歧凡响，并不难办；但是核心问题在于，那与众同异的东西背后，必得有一套信而有征的材料、有一个坚实的学术论证在作支撑，否则疯话是人都会扯，没什么大不了。
《易中天中华史》论学理操作上的毛病，也总体表示在这里。以是，这套巨作，诚笃说不要说能否实现易老师取代同类书、成一家之言的梦想了，连是否可当信史翻翻都是个疑问。它生动有余，严谨不敷，充斥太多作者个人的人生履历，与随意漫来的点评比附，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非纯粹史学书本。
当然，这个麻烦，也不能残酷地只归咎于易老师一人之身上。毕竟，平心而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所要面对的人事天下太过繁芜，所要攻陷的文献材料太过浩瀚，基本上任何个人的履历，都根本无法比较圆满地去阐明统统。如今的人们，早已无法像过去的中国哲人那样，可以“执一御万”了。 这种困局，也是开头所说的陈寅恪、吕思勉等大咖不敢去写通史的焦虑所在，犹如一阵阵无助的祷告，始终盘桓在每一个严明的史学家心中。
可以说， 自由过度的解读，加以轻率的自傲，一开笔就已经注定，《易中天中华史》太难熬过期光的筛选了。这不是易老师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草率下笔者的共同尴尬。
在上面，我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辞令手腕，对易老师作了略显尴尬的批评，但我的结论与用意，都不是要否定这部书。
我的个人不雅观感，假设不是太有学术洁癖，这部书作为小孩的入门书，或者成年人业余闲来读读，是足以的。此书腰封，印有一排能干的笔墨，称是“易中天开讲轻松好读的中华正史”，气概非凡，也确实达成不算太吹牛。它的生动流畅，可以给读者一种很时尚的读史体验，这是目前市情上各种通史都稀缺的品质。
以是说，只要不是大吹大擂捧称什么 “嘉惠士林的功德”之类，《易中天中华史》不失落为普通史籍领域一部好书。它的性子归属，不是《资治通鉴》式的，也不是钱穆《国史大纲》那般的，而更近似于蔡东藩。民国人在“正史”之外须要蔡东藩的“演义”，中国当代也亟需易中天此等学院中人“下海”，让普通读者在钱穆陈寅恪之外，也能兴致勃勃地读史。
因此，作为通史，这套书粗糙难免、花哨有余，史实、义理、考据方面均有较大缺憾，要“藏之名山”只怕是无望的。但它最好的秉性也在这里。乃至我以为，易老师何以要在早就成丛如林的史著中另辟门户，其良苦存心也在此守愚藏拙。可以说，要在字面上读懂《易中天中华史》很轻松，可要理解易老师及作品深意，却须要在文本外稍加揣摩。
也唯有这样，我们作为读者，为何要花费个600元巨款去买这套书，才能不摧残浪费蹂躏钞票吧。
《易中天中华史》要细论其优点，当然难以缕清，只是依照我的感想，其给人最大的欣喜，至少有二。
其一，是大气磅礴，草蛇灰线。知识面广阔，几汇聚古今中西；文笔论述上，轻松摆脱一样平常通史的呆板无味，能出之以诙谐与明锐，且擅以当下文辞去阐明古代人事，让人莫逆于心，该当是当下同类书中的俊彦。
比如，他会说，“商周时期是用眼睛看天下，春秋时期是用头脑看天下，汉唐时期是存心胸看天下，宋元有心无胸，明到了裤裆，清就到了膝盖”，写的喜逐颜开，充满兴味与激情亲切。这样的话，对错暂且不论，但是完备可以包管，司马迁不会这么说，陈寅恪也写不出来，他易中天驾轻就熟。
古人过去爱讲“学随术变”，易老师于此，可谓食髓知味。只管只为当前读者写作，只在乎一时虚誉，带来的遗憾，是常日也就与精品无缘。
其二，他的这套通史，问题意识、现实关怀、批驳理路，只管即便不显山漏水却又都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一种携带着极其强烈的启蒙主义态度的写法。依我揣测，这也是易老师“以是著”的最大关键点。
表面句句谈古史，却字字不忘现实，史为今用，借古喻今，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精神独具所在，也是易老师 “学术光滑油滑”与“思想老辣”表示所在。我们都知道，眼下的学术研究也好，史学磋商也罢，日益学院化、专业化，技能化、封闭化、游戏化，与现实人间，与大的关怀连接不起来，史学的精魂这天渐在损失的。
易中天讲座中的听众
易老师在《中华史》写作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始终渗透着一种“回归史学本意”的思路，即强调史学、学术重新参与现实生活与大众社会的主要性。这也最大程度上，使得他的通史成品，不是另一个冷冰冰的、纯笔墨游戏式的知识玩耍，而是一个有厚重关怀的东西。
以是，《易中天中华史》“失落义求似”也好，“失落事求似”也罢，任何对此有非议的朋友，我想都须要把稳到这一点，好体谅到易老师的劳苦存心，也可以对这部实缺陷多多的书多些原谅。只管，作为一个浅薄且潦草的读者，我暂时只能言不及义，泛泛说及这些边角料。
我希望有余闲时，可以重新取来通读一遍，再写篇长点的议论，求教于诸位。当然，条件是得等我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