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印度佛教乐意为佛陀造像呢？可以从佛经《增一阿含经》里的记载找到源头。据载，佛陀曾上“忉利天”（意译为三十三天，为佛教三界之欲界六重天之一）为母亲说法三个月，景仰佛陀的优填王因未能礼佛而病倒，为了让王康复，群臣为此造佛像。佛陀回来后见到佛像不仅没有反对，还说作佛形象有德有福，这则故事被认为是印度制作佛像的开始。
因此，当东汉明帝（28－75年）于永平十一年（68）修建白马寺时，据《高僧传》载，已绘制中国第一幅佛像。而中国第一座佛像的建造记录则是在东汉末年，徐州刺史陶谦（132─194年）的部将笮融利用粮道立佛寺、造佛像，以此招揽信徒。由于优填王造佛像的故事，被后世佛经不断大书特书。通过在各地游走的僧人鼓吹佛法、佛经、文人记载的佛像灵验等故事，逐渐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们笃信，造佛像可以累积福报、荫庇子孙，于是蔚为风潮，亦产生“不雅观佛”的修行办法，即不雅观佛像进行后悔，以此得道成佛。
到了唐代，虽然李唐皇室信奉玄门，不过仍有多位天子造佛像的记录，据《佛祖统纪》与《法苑珠林》载，唐高祖李渊（566－635年）为太祖元天子（李渊之父李昞）、元贞皇后（李渊之母独孤氏）下造等身佛三尊、唐太宗（598－649年）在终南山造龙田寺与等身佛像六尊。除此之外，還有唐高宗（628－683年）、武后（624－705年）与唐玄宗（685－762年）皆有在各地建造佛像的业绩。不过造佛像从魏晋盛行至唐代，在求得佛法功德之外，还包含许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论皇室还是百姓，多是为家人造像，个中隐含传统孝道不雅观念。
而魏晋期间佛教在南北方分别衍生出不同的特色，如，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造佛像也有南北差异，以南方来说，虽然也风靡造像、开凿石窟，但可能石材难寻、景象较北方湿润等成分，佛像数目始终没有北方多。摆放的位置也有差异，北方多将佛像放在大道供人跪拜，而南方的佛像不仅较小，其地点多放置于寺庙与家中。
唐代佛教大兴，加上自魏晋以来造像风气普遍，佛像买卖遂成为朝廷感到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唐代多不愿民间大量造像。唐太宗在位（626－649年）时，曾下命令：“佛道形像，事极肃静，伎巧之家，多有造铸。养活之人，竞来买购，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唐太宗还依《像法决疑经》的规定，认为买卖佛像的行为除了徒增贪心与攀比之心外，还有碍功德善举。
唐代宗期间（765─779年在位），寺院经济快速发展，甚至“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佛寺不雅观”，也逐渐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而唐代宗事佛的虔诚、规模都远远超过肃宗，不僅征发高僧49人常住长安大兴善寺，随时听候入宫念佛祈愿，每年正月、五月、玄月都要在大兴善寺开坛灌顶，教养文武百官。只管永泰元年玄月（765）仆固怀恩（？─765年）领回纥、吐蕃兵，聚众10万、进逼奉天（今陕西咸阳乾县），京师戒严，但唐代宗依旧举行大规模、持续16天的讲经法会，命“两街大德，严洁幡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戏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系奏”，平定叛乱都不及崇佛来得主要。
唐代给于僧人免税与免繇役等特权，不少男性为躲避赋役选择出家，造成朝廷征兵、劳役严重人力不敷，官府借动员能力展现的公权力低落。其余，寺庙的地皮也不用纳税，僧人仰赖百姓养活，也侵蚀朝廷的税收。长年累月下来，不少文人对佛教相称反感，如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778－820年）遣中使持喷鼻香花迎佛骨于宫内养活三日，造成社会狂热的礼佛风潮。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768－824年）为此写《谏迎佛骨表》，担忧人们对宗教的迷信、猖獗，会为社会带来巨大灾害“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养活者”。然而韩愈的了局便是“夕贬潮阳路八千”，遭贬官至岭南道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当刺史。
果真不过20多年的韶光，由于僧人造成的经济压力，终于迫使唐武宗（814－846年）于会昌年间（841－846年）发起一系列“灭佛”行动，史称“会昌法难”。当时共收缴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强制还俗的僧尼约26万人、被拆除的寺庙约有4,600间，对佛教来说无疑是场年夜难。
除了前述的税收问题外，中唐以来民间镕铸铜钱造佛像的情形非常普遍，让当时货币流利发生问题。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曾载：“河南尹王启奏，盗销钱为佛像者，请以盗铸钱论”；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朝廷下诏：“照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锾、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去世”，不仅限定铜不得用在佛像上，还敕令私铸铜像者一律去世刑，显示出朝廷对付民间私用铜钱铸造佛像一事非常困扰。
到了会昌六年（846），则规定只能利用黏土或木材制作佛像，且不可利用金银铜铁等金属宝玉装饰。武宗“会昌废佛”一事，虽打击佛教，使造像在此转入颓败。不过当时规定任何铜像、钟磬、铁像必须上交朝廷，只有木石制作的佛像方能保存于原地，其政策实为朝廷包罗不少佛像金属，缓解财政问题。
唐代佛教之以是兴盛，除了承自魏晋以来的根本外，紧张与当时社会中外贸易互换生动，使经济文化皆有大幅发展有关。然而，唐代佛教成也经济，败也经济。由于武周后，唐初以来实施的均田租庸调制遭到毁坏，男丁所得地皮不敷，还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让多数农人无法包袱，纷纭出家逃往寺院躲避赋役。而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枯竭、军费日增，因此过去享有特权的寺院僧人，发达發展的佛像等華美造像，自然也成了朝廷紧张打击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