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一贯是学界关注热点，从2021年的研究中可看出，学界对晚清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研究兴趣不减，在古人研究的根本上，呈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这紧张表示在三大研究议题之中，其一是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如梁华玮《国民政府期间省制及其运作研究（1925—1937）》、成梦溪《何以共和：民国期间省制争议中的学理与政争》及陈明《1927年安徽省政府主席问题与规制蜕变》都关注到民国期间省制问题；其二是近代的制度变革与蜕变，如塔丽婷《地方“谘议政治”的发轫：清末奉天谘议厅述略》、李飞《市场、不雅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姜涛《南京国民政府征兵制的提出、调度与确立》、李在全《“革命军北伐，法律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法律人事延续》等研究，进一步厘清了近代中国的一些主要制度形成；其三则是军事史研究，李英全《甲午中日战役陆战研究》和毕可思《企鹅一战中国史》等，从军事史的角度揭示主要历史事宜中的实证面相。而薛刚的《山川分布、区域性集体暴力与军事动员——从地理韶光理解近代中国的战役与历史格局》，则以伟大视野和多方面成分重新阐明了近代中国的战役历史格局。纵不雅观近代的政治与军事史研究，我们可以创造这些研究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高层政治之外的研究逐步取得更深入的成果，而一些新史料和新方法的利用，也使得政治与军事研究的热点将不断持续。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一方面一些近代主要的外交事宜仍有学者在深耕，如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稽核》、李育民《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不雅观念的演化》、张志勇的专著《赫德与晚清外交》及左双文的专著《折冲之道：以颜惠庆、傅秉常、张忠绂等为中央》等，使学界对一些曾早已关注的热点议题，有了较新的认识。而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更多的是转向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研究。譬如王元崇的专著《中美相遇：大邦交际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丁怡骏和张志云《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法国在华的宣扬活动》、侯中军《论英国对二战后中英商约的筹议》、许龙生《中日两国环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张乐《第一次天下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稽核》、张礼恒《被动中的决议——清政府赞许中韩建交的缘故原由探析》等，这些研究通过多语种史料，勾勒出近代中美、中日、中英、中法、中苏、中韩等繁芜关系。
在人物研究中，学界不乏对高层政治人物和官僚集团的磋商，如茅海建的论文《戊戌期间康有为与光绪帝》、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杨天宏《从“联俄”到“反赤”——吴佩孚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革》和朱浒的专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等；但由于新史料的创造，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一些少为人知的地方人物，如邱捷的专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即是范例代表；也有一些研究在揭示历史人物曾不太被关注的一壁，如戴海斌的论文《“大革命”前后的孟森》，重审这位史学家的一段少为人悉的政治经历。
抗战史研究2021年，正值中国抗日战役史学会成立和《抗日战役研究》创刊30周年。王建朗认为抗战史研究目前涌现了发达发展的局势，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2021年的抗战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出版了系列丛书，如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役研究专题从书》，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了《美洲华侨与抗日战役》《日伪在天津的统治研究》《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研究》等专题研究；其二，在高校和地方等单位的互助中，编撰和公开了系列抗战史研究史料，如《二战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抗战期间璧山军事档案汇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滇军抗战档案汇编》；其三是多地召开了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如“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学术研讨会”“第八届抗日战役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地方档案与民众抗战研究”等；其四是呈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就战时的政治变迁、社会生活、经济构造、外交关系、文化宣扬等方面展开谈论，如柯博文的译著《走向“末了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役》、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宣扬战研究（1868-1937）》、翟意安《抗日战役期间中白天的宣扬战（1937—1945）》、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期间政治文化研究》、王萌《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事情（1937—1945）》、巫仁恕《劫后天国：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刘志英等著《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与变迁研究》、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役研究》等论著。
由于抗战史研究渐趋热门，但也涌现了同质化研究的问题。有的期刊刊发了一些学术回顾，如王建朗《回顾与前瞻：抗日战役研究三十年》、祁建民《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役史研究》、苏圣雄《世变与史学：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等；有的期刊则组织干系笔谈，思考如何推进抗战史研究，杨奎松、高士华、潘洵、曹必宏、李金铮、黄道炫、袁成毅、吴敏超、陈默等学者都曾揭橥自己的见地。
近代经济史研究经济与工商曾一贯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之一，在2021年的研究中，亦有大量且主要的成果问世。尤其在商贸活动、税收、地权与林权、财政经费、企业与家当史、生存模式、技能史、工程史等热点问题上展开了极多新的谈论。如朱荫贵《近代中国的成本市场：天生与演化》、林展《印子钱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市场机制》和冯剑《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1900-1949》的三本新著对中国近代的成本市场和民间借贷提出新的见地。龚珍和王建革《从养虫到种烟：农业经济史视野下近代凉山彝族的社会重构》关注到了以往研究不太把稳的地区及其生存模式的转变。
新观点、新史料和新方法的参与，对经济史研究中的推动浸染尤为明显。侯彦伯的《晚清泛珠三角模式的贸易特色：华商、中式帆船与粤海常关的积极浸染(1860—1911)》提出了“晚清泛珠三角模式”去阐明区域市场圈的繁芜多样性。于广《从机器货色税到统税：裁厘改税与近代中国出厂税的演化》指出学界在“裁厘”的研究中每每忽略了“改税”的问题。胡英泽《近代中国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研究中多少问题的谈论》通过基尼系数的视角，认为过去的一些研究低估了近代村落庄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李耀华和狄丹阳《近代银拆利率与上海劳资轇轕——基于1929-1936年的微不雅观数据剖析》利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钱业公会挂牌银拆利率和劳工统计微不雅观数据，进一步丰富了利率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履历。
此外，本年还出版多部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专著，如罗安妮的译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程麟荪的译著《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燕红忠《中日货币战役史（1906-1945）》、朱英《弯曲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刘增合《白银与战役：晚清战时财政运筹研究》、范矿生《社会成本与近代企业发展：以复兴煤矿为中央》、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等书，从不同方面磋商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推动深化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
近代思想与文化研究在思想文化史领域，文教改造、大学史、学术史、观点史等领域佳作频出。杨国强《千年历史的一朝闭幕：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和《学堂与社会之间：清末的兴学和毁学》等系列研究，从宏不雅观上对晚清的文教改造提出了新的思考，徐佳贵《组织演化与文教改造——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诲会》则将该问题置于地方进一步谈论；左玉河《分外性和优胜性：钱穆的战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则关注了钱穆的战时思想演化；在教诲史研究方面，蒋宝麟《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诲财政的起源》和朱鲜峰《“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诲》等专著则从教诲财政和学派等方向切入关注近代教诲发展。黄克武《反思当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汪洪亮 《整合与重构：近代西南的边政与边陲学术》和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等专著，使我们看到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重构。
值得一提的是，观点史研究也呈现出了不少成果，如方维规的论文集《历史的观点向量》收录了作者关于观点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正如桑兵和关晓红本年主编出版的《阐明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一书所言，关于从词汇及观点出发去谈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多，譬如科学、文明、领导权、体育、意识形态、海权、新中国、地主、爱国卫生涯动……这些观点都成为史学研究主要的关注工具。
近代社会史研究基层社会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领域，在2021年中，基层管理和社会变迁依然成为了耐久不衰的议题。个中城市与村落庄管理呈现的论著和译著数量尤巨，如郭谦《转型期城市社会管理研究：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调控透视》、朱庆葆等《改造村落庄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村落庄培植研究》、王先明《百年中国村落庄培植的思想与实践论集》《中国村落庄培植思想百年史》《20世纪的中国村落庄》、柳敏《近代村落庄移民的城市融入—以天津和青岛为例（1928—1937）》、阮清华和姜进主编《城恋乡愁：二十世纪中国的城乡关系史》、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去世亡社会史研究》等。同时，周琼、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等在《磨难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笔谈》中也提到了关于从磨难研究到基层管理的独特见地。在跨学科方法和视野的影响下，近代环境史研究也开始引人瞩目。如梅雪芹等著《中国环境通史》（清—民国卷）、萧凌波《景象、磨难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穆盛博《大水与饥荒: 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役与生态》等著作，从环境变迁的视角去谈论近代中国的历史。
在详细案例方面，关于社团、宗族、帮会、会馆等基层组织也多有研究。如孙江《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李甜《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郑小春《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修——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央》等。而常建华《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小田《风土与时运：江南乡民的日常天下》、李长莉《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天下》等著作，使学界把稳到日常生活史同样也是基层社会不可忽略的面相。此外，刘宝吉《路径依赖与新兴宗教在地化：民国期间县级道院微不雅观研究》和张德明《在地教诲与福音传播：华北基督教中学备案后的宗教教诲调适（1930—1937）》，都把稳到近代宗教在华传播的在地化问题。
当前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整体史关怀，正如《区域史研究》创刊号所指出的，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环球历史的主要研究取向之一，其核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故意义的“区域”。萧邦齐的译著《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辛加拉维鲁的译著《万国天津：环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陈明胜《第三领域：近代江苏地方自治研究（1905-1937）》、王继平《近代湖南村落庄社会研究（1840—1949）》、袁灿兴《大运河与无锡近代社会（1911—1937）》、庞毅《地方的逻辑：陶真人与近代湖南》等都通过区域研究，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医疗与卫生史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呈现出了大批学术成果。在宏不雅观谈论上，余新忠在其论文集《追寻生命史》中指出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式样和演化脉络，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张玲和司丽静的专著《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则研究了近代中国医学社会史的九个热点问题。而在一些专题谈论中，则紧张是环绕着国家卫生系统编制、疫灾防控、医护群体、医学药品、卫生与城市、卫生知识等主题展开研究，如杜丽红《碎片化的专业管理：国家政权培植视角下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演化》、王雨濛《庚戌鼠疫与“伍氏口罩”的出身——兼及其历史渊源》、姬凌辉《南京国民政府管控麻醉药品的制度考试测验与专营困境》、刁莉和宋思琪《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高晞《疫病的当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的医疗与卫生供应了主要参考。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2021年的研究中，学者重点关注到了近代的贩子、学人群体、留学生、人力车夫等，如彭南生《街区里的贩子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陈怀宇《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履历》、徐志民《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及史谦德的译著《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等著作，这些研究无疑具有祛魅浸染，使历史上的许多职业群体呈现出更饱满而真实的形象。
此外，近代史研究始终因此史料为根本，2021年出版了大量的包括但不限于档案、报刊、日记、民间文书等史料汇编，个中尤其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对晚清和民国期间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和出版。如《近代警政史料汇编》《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论著选辑》《近代展览会资料汇编》《中国当代史档案资料汇编》《喷鼻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近代史所藏李景铭档案》《袁昶友朋书函》《中国近当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八辑等。在这些大型资料汇编中，有不少史料为首次表露，对付推动中国近当代史研究有主要意义。
回顾2021年的中国近当代史研究热点问题，可以看出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对学术研究的推动浸染。尤其新史料的创造和跨学科新方法的利用，匆匆生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领域，对1840—1949年期间的繁芜历史面相有了更多新的阐明。同时，在很多旧有的重大议题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古人研究根本上提出了新的学术不雅观点，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对话。而在研究时段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看重永劫段和冲破断代的研究视野，并且时段开始不断下延。一些学术刊物在不断地主动营造严明的平台，带动学术热点的发展，推动近代史学术研究的进步，但同时也须要加大对近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批评与磋商。
（作者：朱 焘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民间影象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