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宦七人，然其宦迹皆不显，且囿于有明一朝，这里确实有些许奇怪的地方。乡贤十六人，范家洼范氏有范燧、范堤父子，新池车家有车钊、车宗汤、车朴祖孙三人，又有城关张省括、张大有父子，槐里康惠民及曾孙康乃心，皆合阳世家是也。范、车、张、康四世家之外，仅有七人。这里也有些许奇怪的地方。
无论名宦还是乡贤，我们说它们都有些奇怪的地方，那奇怪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名宦祠。
乾隆志有言：“名宦有祠矣，而士民不忘者，又别祀之，亦义也。”在名宦祠之外，合阳士民或立祠，或刊石，记其功而祀之者，“明邑丞龙塘叶公祠在东门外”，“三仁君祠在县治北，康熙五十八年，邑丞赵嗣隆为明邑令范君志懋、守府李君国政及国朝西安司李君秦镜保全合民建也。……先是，康太乙孝廉祀三仁君于北城谯楼，请诸当事，附春秋戊祭之例。今祠仍其旧名。”嘉靖时，宋奎、张道“二令者，合人皆勒石颂之”，“李豸，有去思碑，碑文韩尚书撰也”，顺治时，彭有义，“合人为建生祠祀之”，康熙时，傅瑞，“士民刊石记焉”，乾隆时，梁善长，“合阳名流为木主祀于华云叶公祠侧”。据此，名宦祠所祀者七人之外，又有宋奎、张道、李豸、叶弄璋、彭有义、傅瑞、梁善长等七人亦各有祠祀。
在这里，尤其须要把稳的是范志懋。范志懋既入名宦祠，又入三仁君祠，而其入祠之缘起则略异。据乾隆志，范志懋以怀来参议殉难，合民即于名宦祠祀之，等到清初，康乃心则初创三仁君祠。三仁君祠之创设，透出某种诡异，范志懋、李国政皆明末人，其所谓保全合民者，都是抵抗李自成之大顺军，而李秦镜则是从清军的暴虐中拯救合民。看到这种敬拜格局，不由人不想到雨果的一句话：“在绝瞄准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瞄准确的人性主义”。但是，康乃心肯定不是雨果，因此，这种敬拜格局显然隐含着其他的安排。
所有的敬拜都具有唤醒影象的功能，乃至便是一种可见的影象形式。康乃心创设三仁君祠自然也是期望唤醒某种影象的，因此，我总以为，他拉来李秦镜实在是做反衬的，在这种反衬浸染之下，范志懋与李国政的形象会更突出，而康乃心的吊念亡明之意也就昭然若揭。
据康乃心传记，三仁君祠的创设该当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往后，不会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也便是说在康乃心临去世之前的几年韶光里。在这段韶光里，他感慨先哲逸事湮废，为之立石作传，竟无虚日。
康乃心晚年的转变有些溘然，也奇怪。的确，明清之际，康乃心和顾炎武、李颙、李因笃、王弘撰等遗民来往密切，但后来就一贯在变，在适应新朝。为什么在生平的末了时候彷佛又回到了从前？我想，这极有可能与他的科第生涯有关系。有一个细节极故意味，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乃心参加会试，而同乡的张大有则分校礼闱，也便是做考官的。康乃心的会试不举，至少解释他完备没有受到同乡张大有的任何一点照顾。
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过分来说合阳名宦乡贤祠所祀者令人奇怪的地方。名宦七人，如前所述，叶弄璋创设其祠所祀者仅六人，范志懋在其外。就这六个人看，除过前面所说宦迹不显之外，彷佛其仕宦经历都有些挫折，都是所谓穷而愁者，而叶弄璋表彰他们彷佛就显然有某种惺惺相惜的意思。如果不考虑叶弄璋贬谪生涯中无意识的动机，那么合阳名宦祠局限于有明一朝彷佛就可以理解，恐怕很少有人乐意和一群晦气鬼混在一起。当然，到了清朝，入祀名宦祠进而成为朝廷主导的祀典之一部分，也须要有相称繁琐的手续，合阳名宦祠的衰落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名宦祠最初所祀仅六人，我以为，乡贤祠最初该当也是六人的，旁边厢该当是对称的。叶弄璋提到的七个人恐怕就会少一人，少的这个人或许岳崧。虽然叶弄璋称岳崧高节独行之士，然此前就有刘应卜的“赤帜录隐士岳景山于乡贤”，大概叶氏之前的表彰先贤便是用刘应卜的这种办法吧。
叶弄璋提到的七个人是岳崧、褚锦、王化、赵孟春、车宗汤、范燧、任守成，到了顺治期间，方志里提到的则是岳崧、范燧、车钊、车宗汤、王化、康惠民、范堤，这也便是说车钊、康惠民、范堤该当都是明末清初才入祀乡贤祠的。果真如此，乾隆志所称十六人中，车朴、张省括、李穆、张大有、王又旦、康乃心，就都是乾隆期间逐步入祀的。
总之，合阳乡贤祠所祀十六人中，其先后顺序可以排列出四个批次：第一批即刘应卜“赤帜录隐士岳景山于乡贤”，第二批是叶弄璋创设乡贤祠所祀者，即褚锦、王化、赵孟春、车宗汤、范燧、任守成，第三批是顺治朝或之前就已经入祀者，即车钊、康惠民、范堤，第四批是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入祀者，即车朴、张省括、李穆、张大有、王又旦、康乃心。
这里尤其须要把稳的是清朝入祀的两批，从中可以看出合阳士绅阶层的变革。大略地说，明末清初，范氏、车氏、康氏三族的影响极大，同时也可以说遗民群体在合阳地方影响极大，但是，康熙之后，张氏作为地方新贵则尤其刺目耀眼。就个人来说，王又旦不单因此科名更因此文假名誉入祀，康乃心和李穆则是由于保护地方文献而入祀。
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大概只有深入到范氏、车氏、康氏和张氏等世家的家族史里才能挖掘出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