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叛逆纪念馆
一、做学问：先天不敷、后天恶补
我是77级学生，规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1978年3月入学，从上大学算起一晃4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也有30余年了。回顾我个人的研究进程，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存在着一个先天不敷的情形。“先天不敷”是指根本知识学得不好。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打根本的时候，但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无法正常上课，导致我们根本知识不踏实、不全面。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做了近三年“知青”，后来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大学。根本知识不踏实，也没有长期刻苦地准备高考，不过很荣幸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但这种“先天不敷”的毛病与现在的大学生比较，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级的学生可以说是同时期人中的少数，都是很精良的学生。进入大学往后，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刻苦，想把失落去的韶光“恶补”回来。不少77级、78级大学生，后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来不错的成果，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刻苦勤奋干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情，须要有相称的积累，大量的阅读，有了厚实的知识积累，还须要思考，人文学科的成果便是在你的思考之上，写出来。勤奋刻苦不可少，如果再有几分聪明，或者说是有几分才华，可能会取得更大的造诣。最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是既勤奋又有才华的，而勤奋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个人的体会非常深刻，只管我们“先天不敷”，但通过“后天的恶补”，根本知识体系的毛病得到很大程度的填补。
二、找准方向、精耕细作
从事研究事情，第一步便是要找准方向，这不仅仅局限在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找准方向之后再精耕细作。找准方向是非常主要的，大概关系到你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空间，取得的成绩。一样平常地讲，我们最初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都是从一个详细的方向或是一个题目开始，包括在读硕士、读博士，都须要找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便是你研究的方向。你做的题目能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而且你做出的成果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题目不宜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空间。由于我的“先天不敷”，只管大学四年非常勤奋刻苦，但都只是做了打根本的填补，至于史学研究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找到门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同班同学马敏考上了章开沅师长西席的研究生，跟章师长西席读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研究生后，首先要找研究题目，找方向。我很幸运，章师长西席帮我找到了研究题目和方向。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既有学术代价，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乃至能影响我一辈子都能做得下去做出成果的好选题。
在七十年代末，章老师深入做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在全国各地查资料，在苏州档案馆创造了一批保存无缺的苏州商会的档案。商会是一个若何的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它是由新兴的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式贩子社会团体。过去，我们在做辛亥革命史、做资产阶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把稳到商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和港台、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互换时，就创造关于辛亥革命史，我们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而港台、国外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例如辛亥革命的性子。我们一贯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从未质疑过。但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个中一个疑问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便是研究工商业、成本家，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把工具搞错了。当时海内一大批关于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立宪派，而革命派中很难找到成本家，立宪派中有少数是成本家。大陆学者作出回应，说资产阶级该当包括狭义和广义的观点，狭义说便是成本家，广义说就包括了成本家的政治代表：革命派和立宪派。但我们创造，我们紧张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主体即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我们是缺少稽核的，这是我们研究的毛病和不敷。章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创造了商会的材料，商会是工商业成本家的团体，我们通过商会研究，稽核它方方面面的情形，稽核它的活动，从而可以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章老师意识到苏州商会这批档案的代价和意义，希望整理出来。但苏州档案馆的领导觉得比较难堪，由于这批档案的量太大，从1905-1949之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完全地保存下来，整理须要花费相称大的人力物力，还须要整理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章老师提出，我们派老师和学生帮助档案馆一起整理这批资料，并作为两个单位共同署名的成果。正巧那年（1982年）我和马敏考上研究生，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整理这批资料。章老师给我们下发的任务是在整理档案的同时，探求自己研究的题目。章老师并没有详细说研究什么题目，但他说看档案会创造里面的题目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很迷茫，大学四年都没有听说过商会，后来请教林增平老师，林老师说这个题目好，可以研究一辈子了。对付当时的我，可能还体会不到章老师、林老师的用意，现在我非常赞许了，而且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向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商会研究须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这个军队里。这个方向对我和马敏教授影响太大，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同时能够看到那么多成体系的原始档案，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朱英教授
找准方向后，开始精耕细作。动手研究后创造，光靠档案资料是弗成的，一定要靠大量的史料征引。史学研究最难的一件事便是找史料。现在有很多技能、办法比较方便地查阅资料，当年条件有限，而且湖北武汉近代档案的保存很少。清末全国有8大商会，个中一个便是汉口商会，可惜武汉基本没有保存清末民初的汉口商会档案。以是我们从其他路子探求资料。对付近代史研究来说，很主要的一种资料便是报纸和期刊。清末和民国报刊数量相称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比如报告，便是全国性的报纸，当年是没有像本日这样有数据库可以检索的，我们只能跑到图书馆去查胶片。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去国家图书馆看《时报》，全体国图只有三、四个阅读器，我们首先要抢占阅读器，抢到了每天早上去一贯待到晚上关门，万一有一天没抢到，就很沮丧。而且我是外地进京，当时国图又不能复印，也不能像本日一样拍照，只有靠手抄。很大一批资料，全部手抄。随着日积月累，我们的资料卡片便是一堆一堆的。手抄资料的一个好处便是随意马虎分类，而且对资料内容熟习，现在虽然很随意马虎检索到资料，但很难分类、没有理解，不能直策应用。我对资料熟习并以问题分类，这些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论文里有用的征引。读书时为了搜集资料是全国各地跑。读研和刚事情时，去国外或台湾机会很少，一贯到八十个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台湾。去台湾做互换学者的机会，我看到不少大陆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也是非常主要。以是精耕细为难刁难于史学研究来说，便是大量的搜集与选题干系的资料，你资料的占用量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这个工夫是否到位，能够充分地反响到你的论文或著作中。史学的研究，没有史料，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一点讲，不踏踏实实地做，真的很难出成果。但只要真正进入到了史料的海洋中去，方方面面的史料逐渐节制，你又会创造有很多可以做的题目。
此外与你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直接干系的论文、著作，你肯定不能放过，随意马虎忽略的是标题里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研究内容却可能有干系性的文章。特殊是一些好的学者，纵然不是和你同一方向的研究，但他的论著中会涉及到干系话题，会有一些很好的思路、建议。那么精耕细作除了史料，便是要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著作花力气去读，去啃。学习研究论文，包括海内的学者，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创造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非常出色，他们研究的长处，很有可能便是我们研究中的短板，广泛的阅读之后，又有了充分的史料，加上对史料的分类和详细的理解，非常理解所作的研究从何时开始，经历了哪些阶段，研究了哪些议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没有做的问题，通过阅读创造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思路，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学术原创性的。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三个方面是须要一辈子一直地追求和实践的——读书、思考、写作，唯有如此学问才会循规蹈矩。
还有一点体会，便是在研究初期要对自己有一个高哀求。从我个人的体验，或看一些比较精良的学者，从前揭橥的论文都写得非常好。我揭橥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写完初稿后反复修正，后来投给《近代史研究》，很顺利的揭橥；之后一篇是写清末苏州商会，也花了很多功夫，很顺利地揭橥在《历史研究》上。由于有新题目、新史料、新不雅观点的缘故，当时投稿没有退回修正，揭橥极其顺利。我揭橥这两篇文章是30、31岁，发了这两篇论文之后，自己就知道，写文章该当写成这样，反复修正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才算完成。马敏老师更厉害了，第一篇就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出发点非常高。高哀求之后又有好的期刊揭橥，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励，更加有信心连续做研究。后来我们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了一些论文，对往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很好的根本。纵然这样，后来我也一贯在坚持一直地读书、思考、写作，依然勤奋治学，这样才能持续进步。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三、处理好学术研究专与博的关系
专题研究要深、要透，阐发问题的方方面面；先是要对干系问题的研究有拓展，以是仅仅知道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专题问题，是远远不足的，也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例如商会研究，不仅是研究商会的内容，还涉及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须要多角度论证。如果我对其他的问题不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以是治学中一定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我的论文和专著，很多都因此“商会”为主，题目或内容都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干系问题，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的系统性。我的研究首先要办理的是理解贩子是个若何的群体，他的全体发展脉络，于是须要理解近代贩子，乃至古代贩子。在历史进程中，在近代所谓“新”与“旧”有哪些转换和抵牾冲突。不去理解内在的发展变迁，纯挚地从商会章程入手，很难详细深入地作剖析。
其次，商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查阅苏州商会档案时，我创造有几份苏州农会档案史料，详细内容是苏州农会给苏州商会的公函，还盖有农会的大印。当时就有迷惑，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农会，都是大革命期间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农人开展革命运动的农人组织，但从未听说过辛亥革命前有农会。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写过干系的文章。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便开始把稳这个问题，不断捕捉、探求材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商会资料的同时，我也网络了不少农会的资料，写了几篇文章。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有人说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特殊是后来在故宫“一档”花费了大量的韶光查档，既有商会的档案，也有农会的资料。个中有两卷关于农会的档案非常主要，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农会这个组织。这些农会档案是当时晚清全国各地农会上报清廷中心农工商部的各种材料，全国各地农会的卖力人、详细事情事变等都有涉及。我估计在我查阅此档之前，险些没有人把稳到这些资料。我还在湖北省图书馆抄到一份《湖北农会报》，这份报刊是清末湖北农会办的报刊。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写成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篇文章，揭橥在《历史研究》上。农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后来我辅导学生魏文享关注国民党的农会。共产党的农会大家都知道，关注的人大概多，但国民党也很重视农会，而研究的人很少，所以是值得做的。环绕这个问题，魏文享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专著。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宽，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其余，我在研究商会的问题中，创造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之时，就有人发起成立商会，但并未付诸履行。紧张缘故原由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而到清末正值清廷新政改革，清末新政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集中表述为“振兴工商，褒奖实业”。那么如何振兴，除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提出见地，还有清廷及一些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很多高官的奏折能反响出他们对官商，或政商关系的重视。末了连清廷也认为，要想真正振兴商业，必须官员和贩子连成一体、高下协力，才能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有日本的履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走上成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特殊是中日甲午战役、日俄战役，日本不仅打败了大清帝国，乃至打败了“老大”俄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地思考、反思，日本的崛起究竟是什么缘故原由，便是通过改革变成强国。它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还有改变君主专制的系统编制，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政治方面的方法。而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商会的出身，除了民族成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另有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清朝政府政策的改变，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个中最主要的变革是过去长期“重本抑末”思想的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涌现“重商主义”的思潮和政策便是在清末新政期间。很难得的是，官与商在成立商会这一问题上在当时达成了共识。
但商会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在欧美包括日本这些成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组织，而且在他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浸染。以是这期间，也有很多先容欧美、日本商会的资料。中国成立商会是国外引进的，很多章程，很多规定，诸如商会选举制度等，在以往的中首都是亘古未有的。我就商会选举的问题、制度的演化、详细的操作等写了一系列文章。不同商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投票选举明显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表现，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中心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举措？本色上，这些都是中国人套用的。于是我意识到，商会的产生、后来为何会发挥那么大的浸染以及商会的权力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商会这一民间社团，在经济领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由于政府支持，让它来参与，所谓政府放权给商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放权给商会。只管参照西方的模式，放权给商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看商会做的还是相称不错的，贩子满意，官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商会成为连接官与商的一个纽带，充分发挥了“通官商之邮”的功能，其浸染自然不容小觑。而且在商会成立后，贩子的影响力变大，“商会振臂一呼，众商皆应”。
商会可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我写出干系论文来回应国外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中国有无资产阶级”这一问题。过去险些没有学者从商会这个角度去回应他们的质疑，我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学人的把稳。孙中山师长西席留下了很多笔墨、演讲、信函，他自己确实未说过辛亥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全体中国。我们说的革命，该当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阐明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这一不雅观点我们是不接管的。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不雅观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备达成同等，只能求同存异，但与过去比较有了很大的差别，只管即便客不雅观地去评价、去看待历史。
通过研究商会我从对清朝政府的意见，也与以前我们常说的贪污、腐败、无能有了不同，清朝很多高官大吏不断摆脱屈辱的阴影，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清廷在上层决心改革，也作出了很多行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确实能看到上层的转变和改革的意愿。只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过去所说改革都是假的。过去我们随意马虎把繁芜的问题大略化，这与我们过去没有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政府深入、详细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都因此清政府的腐烂、无能的形象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来讲，把清朝政府的改革和其他行为放置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通过这样一个很分外的场域来讲清朝政府，一定会把清廷讲得一无是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便是由于他们（清廷）做的一无是处以是才会发生。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他们的革命目标，竭尽所能放大清廷的反动与腐烂，他们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后去研究辛亥革命，就不能这样大略化的处理，而过去很长一段韶光，近代史学界是在沿用革命党人的话，“洋人的朝廷”就成了我们给清廷的定性。我们的任务与当年革命党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客不雅观地评价这一段历史，这就涉及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对革命的工具还须要研究。
这一总是当时与学界同仁互换，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曾经想一起做一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只管末了没有做成，但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进展。比如我关注经济领域，我认为清廷在经济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之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民国期间也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这些经济政策、方法。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拓展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放大，磋商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国家，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社会，我们稽核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到清末，到民初，乃至再今后延展，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革，我们会创造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了历史各层面的发展。我和马敏合写了一个关于苏州商会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剖析研究近代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这个问题非常繁芜，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对市民社会有完备不同的意见，我们是想通过商会做实证研究，以回应他们的研究，但后来创造这个问题太大太繁芜，由于市民社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欧洲的履历，在中国是没有的。以这样一个视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是有适应限度的。但我们在这个根本上再提升了一步，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剖析框架与范式，后来很多人也利用这一范式。我们的研究要有打破，便是要把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研究结合。
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
八十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起步，我们把商会史的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以是它回应的不仅是商会史的问题，还有全体辛亥革命的问题；之后我们反思，从辛亥革命的视角看更多是从政治标准研究，但商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经济团体，于是有学者利用更宽泛的“当代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研究商会；再今后，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看国家与社会，通过商会历史的研究去关怀全体大历史的发展。我最大的体会是专题研究想要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必须要跳出专题，比如章开沅师长西席提出的跳出辛亥革命，以“三个一百年”来研究辛亥革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宇量和眼界。如果一个研究确实只是区域性的，个案性的，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很难从你的研究中得到启迪和帮助。但如果将自己做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其他学者虽然不做同一专题，借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是这里我借用赵世瑜老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提法，来说这点体会。
史学研究难在长期坚持。对付史学研究者而言，如果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办法，乐在个中，则能齐心专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同时要长期做研究，个人的体验，一定要把稳身体。我体质一贯不好，但没什么大毛病。四十多岁涌现问题，紧张是那时逐日从早到晚伏案事情，很少磨炼。常常高度眩晕，乃至有一次休克了，只得住院。但也没有查明病因，末了主治年夜夫认为是功能性动脉供血不敷，须要多磨炼，多活动，不能从早到晚都在伏案看书写作。从那往后，我开始学习打乒乓球队，每天打球，到现在20多年了，老毛病再也没有犯，学问也能连续做。不过现在不敢熬夜了，否则身体吃不消。
末了借用章老师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勤奋刻苦勤思勤写，又要把稳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把学术当作爱好，并一贯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