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上午，历经几年大修的永通桥开桥通车了。桥面铺覆的沥青被革除，桥面古条石重见天日。
永通桥别号八里桥，与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昌平北沙河上的朝宗桥，并称京城三大古桥，有名度都相称了得，八里桥则更因清朝咸丰年间发生过一次大战而有名遐迩。当年，恒河沙数的中国士兵的鲜血洒在了这座桥上。因想重温那段历史，我找出了几本收藏的旧书。
上海书店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复印的《清朝野史大不雅观》
《清朝野史大不雅观》中的《僧格林沁》
《清朝野史大不雅观》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复印。该书称采辑清代二百数十年间逸闻逸事，分类编纂，年夜小无遗，可为有清一代野史之总汇。而且，该书看重征信，无关信史的隐怪荒诞之说、过分虚构之谈，纵有意见意义也概不采录。即说此书的编辑选材是严明负责的。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役，此书采集了四条史料：《广州一役之影响》《庚申和战之纷议》《剿夷谕》《焚圆明园》《批准四国合立条约》，粗线条地串联起第二次鸦片战役的始末。此外还有一篇《僧格林沁》，简要概述了大沽口之战和八里桥之战。大沽口之战，可谓是八里桥之战的前奏。
僧格林沁是科尔沁蒙古族人，名字译成汉语是狮子的意思。他的性情也同于他的名字，面对英法联军的进逼，他是积极主战的。大沽口、北塘炮台便是在他主持下修建的。《广州一役之影响》中说，英国为向中国打单巨额赔款，以“换约”为借口纠集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渤海。英国兵船更是一马当先，强行闯进大沽口。“科尔沁忠亲王（即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大沽。（咸丰）九年（1859），击败英法兵船，英人退至喷鼻香港，益募闽粤亡命，操练不辍。（咸丰）十年，复悉锐犯大沽北塘炮台，连败官军。陷天津、逼京师……海内震撼。”
这段话包含了清军一胜一负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挫败英军后，英国蓄意报复，与法国组建了联军，于1860年春北上，英军盘踞了大连湾，法军盘踞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这时候的清廷，却在战与和上摇摆不定。《庚申和战之纷议》说的便是这件事。后来大沽口炮台失落陷，天津失落守，清廷又派大臣向侵略军乞和。会谈分裂，英法联军逼近张家湾，仗是非打不可了，咸丰帝颁发《剿夷谕》，宣告拿出二十万两帑银作为奖赏，勉励中国士兵杀敌，继而发生了八里桥之战。
《僧格林沁》一文说，大沽之战，“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这说的是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之后，“同盟军（即英法联军）复合，兵舰百艘，其势不可犯。”这说的是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清军大败的缘故原由，该文说是“僧王创仇敌不善陆战之说，请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击之，而不知非胜算也”。确实，一年前的胜仗，使他有些轻敌了，并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大沽口。事实上，北塘并非一点防备也没有，在仇敌可能上岸的地方，清军埋设了地雷。不料，一个中国人的败类将此事见告了仇敌，这些地雷被毁坏掉了。敌军在北塘的登岸，决定了第二次大沽口战斗的失落败，导致了后来的八里桥之战。
先容八里桥之战经由的说法很多，但相互抵牾，有些是明显的舛误。为深入、细致、进一步理解八里桥之战的前因后果，我翻开了《第二次鸦片战役》一书。
上海公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役》
大沽炮台失落守的一些细节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役》由中国史学会主编，1971年由上海公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六册、二百五十多万字，网络了当时大臣给天子的报告、天子的回答指挥、清朝政府与英法等国往来的外交文件以及一些私人条记，还有英法联军中一些人的回顾，许多材料是非常有代价的。比如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该书中法国人德里松在《翻译官手记》中透露，法军指挥官孟托班“靠着味增爵会修士和耶稣会教士帮忙，招募到了一些特工”，他派出两名中国基督教徒，带信给北直隶大主教穆利，要他供应白河工事以及守军人数的情报。穆利主教见告法军：“他们（指清军）把所有的防务手段都集中在白河入口处。他们在大沽要塞遍布大炮，而大沽要塞的所有炮眼又都是朝着大海。”“中国人只作过一种推测：（英法）联合舰队将强行通过（白河河口）。至于派一支军队在海岸某处上岸，然后再从背落后击要塞的可能性，他们乃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显然，这些情报帮了英法联军的大忙。
该书中收有一篇《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作者是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他在文章中表露了一个细节：英法联军七百人从北塘上岸了。僧格林沁见仇敌数量不多，便用了他的老战术——“麾劲骑驰之”。敌军暂时后撤，然后“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将三千骑兵围在了中心。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大群骑兵便成了活靶子、进退不得。在密集的枪声中，清兵“如墙之隤，纷纭由立时颠陨”，“三千骑兵仅存七人而已”。薛福成的文章说：“晚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náo，一种猴子）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他认为，在当代战役中，骑兵已经没有上风了。
在大沽口炮台的守卫战中，清军士兵的抵抗是顽强的，捐躯也是惨烈的。法军中的德里松在他的《翻译官手记》一书中写道：“自从我们和他们打仗后，中国军队肯定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胆和顽强地抵抗过。”据他说，法军中参加战斗的近四百人，个中四十人被打去世，一百六十人损失了战斗力。英军的丢失比法军还要重。“只管如此，炮台还是落到了我们手里”、“中国人丢失的总数为一千人”。
在这场战斗中，清军将领，直隶提督乐善阵亡了。
战斗结束往后，德里松在炮台前看到了清军士兵利用的武器。他在书中感叹道：“我的天呀，那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武器啊！
有一些是歪把子的火绳枪，样子古里古怪的，样式老透了，利用既未便利，又没有杀伤力。”“还有一些则是弓、弩、标枪和几把坏刀。……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又怎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呢？”
《清朝野史大不雅观》卷四中的有关篇目
令人唏嘘的八里桥之战
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清军抗击的是孟托班统率的法国军队。他部下有五千八百名步兵、四个野战炮兵中队（配备两套战炮）以及一些上岸部队，包括作为上岸利用的水兵，总计约八千人。刨客岁夜沽口战役中的去世伤者，投入八里桥之役的有六七千人。
孟托班在回顾录中说：“在离我们三法里（一法里合4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由鞑靼（即蒙古）军队严加防守的很俊秀的石桥。”“在离这座桥一法里的地方，为数达三万至三万五千、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鞑靼（即蒙古）军队……来和我们对垒。”此前，他和英军统帅格兰特商定：由他攻打那座石桥；英军向西迂回，通过巴西寨（译音）那个地方的木桥，从后面向八里桥包抄。
战斗是在清晨七点钟打响的。孟托班写道：“鞑靼人开始了剧烈的攻击。他们的骑兵从我们阵地的右侧到左侧都聚成一片，蜂拥而来。”当蒙古骑兵冲到间隔法国士兵只有五十码（靠近50米）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密集火力的偷袭，许多人和马被打去世，“他们开始迟疑不前”。中国的步兵则在大树的掩护下藏身在战壕中，“并且还得到大炮和火绳枪的增援”，但是“炮弹都从我们很高的地方飞过去了”。
英法联军利用的是当时最前辈的后膛枪，有效杀伤力能达1000米。而清军利用的火绳枪要从枪口装药，用火绳点燃炸药来发射，纵然闇练的枪手一分钟也只能打两枪，其有效射程才100米，且配备不多。而蒙古骑兵的武器则紧张是弓箭。
在道路上受阻而迟来的法军大炮赶到了。他们的炮有两种：线膛炮和滑膛炮，射击精准，能让炮弹准确地落在骑兵中间，杀伤力很大。《骨董续记》的中国作者写道：“蒙古（骑兵）从未经战阵，见贼（法军）炸炮甚凶，贼炮子似葫芦形，打出复炸开，碎子乱飞，沾身即动怒，连打带烧，蒙古兵遂反奔，冲及我八旗队，去世者枕藉，遂大败。”
法军逼近了八里桥，一个叫夏尔的法国军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看到“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拢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是一位骑在立时的主座，他年夜胆地挺身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摆荡着黄旗”。这位主座大概是胜保，他的战马被炮火击中，他本人面颊中弹，血染战袍，被抬下了沙场。
八里桥战斗持续了大约五个小时。末了，持续法国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上了桥面。守桥的清军士兵没有一个退却撤退，“全部以身殉职”。
那么，清军有没有给仇敌造成重大伤亡呢？孟托班返国后，向法国天子拿破仑三世献上了许多从中国抢夺的珍宝。作为回报，拿破仑三世封他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当拿破仑三世发起再给孟托班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时，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全体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去世”，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十二个！
这是去世在八里桥的法军人数。
中国士兵的年夜胆顽强，赢得了他们仇敌的敬仰。一个叫保尔·瓦兰的在《征华记》中写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年夜胆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浩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缓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然而主座们和军中的勇士们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与其把沙场易手让给仇敌，（他们）甘心一步不退，年夜胆坚持，全体阵亡。”“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光荣该当属于这些好斗之士”。
八里桥之战清军败北。后面的事情就都知道了：咸丰天子逃往承德，圆明园等三山五园被焚，和英、法、美、俄签订了令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八里桥之战给中国人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刻的。面对强敌，中国人从不畏惧，从不短缺不怕捐躯的勇气。然而八里桥让中国人懂得了：光靠勇气和捐躯是不敷以抵御外来侵略的。令人欣慰的是：八里桥还在，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孱弱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