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处处学他哥，处处学得形似神不似，大事不糊涂，小事一塌糊涂。
2、是有清一代始终存在的“满汉对立感情”的始作俑者。
3、极随意马虎自满、自傲。
4、人格分裂症患者。
5、政治斗争中柔嫩寡断。
下面分开聊一聊。
多尔衮这辈子，干了很多大事。捉住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机遇，率军入关；打赢了山海关大战；入关后迅速平定北方，攻灭南明弘光、隆武政权，攻灭大顺、大西政权；大破喀尔喀左翼。
在做这些大事时，他确实很像他哥，以山海关大战为例。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祖大寿降而复叛再降，皇太极依然优待，依然让他在八旗内任总兵，祖大寿的子侄也在各旗汉军内任都统（地位相称于明朝的总兵）、副都统。
这是由于，当时祖大寿的外甥在守山海关。
清军招降吴三桂的韶光非常早，皇太极还活着的时候，就让祖大寿给他外甥写信。皇太极优待祖大寿（吴的舅舅）、洪承畴（吴的前上司）、张春（吴的前前上司）、吴三风（吴的亲兄弟）、祖氏兄弟（吴的表兄弟）、张存仁（吴的好友）等，一是为了拉人，另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做给吴三桂看：来我这边入伙吧，你看你这些亲朋们在这边都是什么样的报酬。
在当时，吴三桂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他手里有四万关宁团练，这支军队战斗力相称可以，后来顶住了李自成十万大顺军（南明史的数字）的围攻。而当时清军八旗的正常披甲人数，合计不到五万人。
在山海关大战中，多尔衮也表现出了一个精良统帅应有的本色。
清军行进至距山海关十里的欢畅岭时，创造吴军已经与大顺军交火，大顺军一部已经自西侧绕到山海关外，与大顺军主力前后夹击山海关。
这时，多尔衮没有贸然参战，而是与多铎、阿济格切磋道：
“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曾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毋乘降服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恪守，以不雅观动静。”
不明情形，不轻易下水，这种谨慎持重的态度在大战之前是非常精确的。
看到清军不动，吴三桂率军杀出大顺军包围圈，到清军大营求援，剃发称臣。多尔衮当场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杀白马、乌牛祭天地，歃血为盟，永不相负。
这段记载看似平常，实在是非常“超规格的”。
此时的多尔衮是什么身份？
清朝的辅政王，实际的天子。
此时的吴三桂是什么身份？
明朝的一个团练总兵，刚刚被崇祯帝许诺为伯爵，即平西伯。
杀白马盟誓是汉人的传统，杀乌牛祭天是满人的传统。
以是，多尔衮这是将吴三桂置于帝王的高度，被如此对待，吴三桂自然是对清廷去世心塌地。
有了这份担保，吴三桂才开关让清军入驻，自己率全部关宁军出城决斗苦战李自成。
多尔衮派出多铎猛揍喀尔喀左翼，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清军入关后第一次对蒙古大规模用兵，开启了清朝收服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的进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专栏：
再说说多尔衮处理小事，以“剃发令”为例。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太极当政时，清廷就施行了剃发令，为什么那会儿没有闹出大的动静呢？
要知道，在辽东也生活着很多汉人，那会儿的八旗中就有两万多屈膝降服佩服过去的明军，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剃发呢？
这是由于，皇太极不仅让人家剃发，还给人家分地、分屋子、找老婆。假设现在给你一个老婆、一套屋子，代价是你得把头剃成秃瓢，你干不干？
像祖大寿第一次屈膝降服佩服时，带来了一万多绅士兵，对这些人，皇太极给他们找老婆的情形如下：
若谓如何抚养，凡一品官，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妻之。其诸贝勒之女，由诸贝勒出财帛给之，诸大臣之女，出公帑给之。诸贝勒、大臣之女，若欺凌汉官者，则咎在父母也。事先告诫，犯即入罪，则安敢欺凌！
即原有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彼既离家室孤身在此，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乃亦有名也。果尔，使其女父衣食与共，彼将忘其故土也。即有一、二异心而逃者，亦决不为怨我之词矣。若不善加抚养，则何以得天下乎？再察各牛录下寡妇，给配各官从人。夫明国之兵士，离去乡土妻孥，长年累月，防守各城，一苦也。畏惧为我兵诛戮，又一苦也。惟王老五骗子等，不能治生，或资钱粮以自给。今汉兵既归降，须派贤良满汉官员，察民间汉人女子寡归，酌情给配，其馀者，察八贝勒下庄屯之殷实庄头有女者，即令其给配。若无女子，则令收养为子，为之婚娶，免其垦植。征战时，仍隶戎伍。再有馀者，则令殷实商贾，逐产分给婚配。如此办理毕，仍各赐夜服一袭。
屈膝降服佩服的明军，给屋子、给地、给报酬、给老婆、给衣服，与这些比较，剃发是不是就不值一提了呢？
即便是被清军掳掠的平民，皇太极也是给屋子、给地，像阿敏入关时掳掠回来的妇孺，皇太极就敕令编为民户，以房舍、地皮、衣食给之。
而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毫无征兆地两次发布剃发令，却没有相应的安民方法，人家能不反吗？
很多人会说，关外地广人稀，有地可分，关内人口密集，怎么给人家分地？
实在不然，清军入关前，北方已经持续战乱十数年，平民流落失落所，去世伤无数；李自成进京后，发起追赃助饷运动，又杀了很多贵族、高官、寺人，这些人的地皮就空出来了。
综上，实在当时的北方也是人少闲地多的状态，多尔衮没有合理地将这些地皮重新分配，而是本末倒置，先搞八旗圈地，再搞剃发，能不乱吗？
再说件小事，清军的军纪。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在皇太极执政期间和清军入关前期，清军的军纪并不坏。
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就由于在关内四城肆意掳掠屠杀而被剥夺所有；萨穆什喀率军远征索伦（黑龙江中上游），大胜而归，然而由于其军队肆意掳掠，归来后皇太极依然将其贬黜。
清军入关初期，军纪也很严明，例如：
正黄旗尼雅翰牛录下三人屠民家犬，犬主拒之，被射。讼其事。摄政和硕睿亲王令：斩射者，余各鞭一百、贯耳鼻。因敕令：凡强取民间统统细物者，鞭八十，贯耳。
抢平民的狗吃，鞭笞一百，贯穿耳鼻；射伤平民者，斩。这是相称严厉的军规。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有了扬州、江南那些事呢？
这就引出了多尔衮另一个特点，一旦场合排场顺了，他很随意马虎自满、上头。
清军入关后仅一年，就平定了全体北方；多铎一起军队南下的过程中，整编各路明朝降军近三十万，这种场合排场远远超出了多尔衮的预期。
场合排场顺利了，他就没有入关初期的紧张感了，也就无所谓军纪不军纪了。
这种情形下，多铎在扬州干的事、李成栋在广东干的事、金声桓在江西干的事，持续赓续地涌现了。
实在多尔衮第二次发布剃发令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原由。入关后不久多尔衮即发布过一次剃发令，因遭遇的反抗巨大，仅施行了一个月即被破除了。
等到多铎攻陷南京后，他又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可以强制被统治者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了，于是，全国范围内的剃发就这样开始了。
接下来便是全国大乱，不仅民间反抗，连早期屈膝降服佩服清军的明军将领也叛了，像姜瓖、李成栋、金声桓，八旗官兵去世伤惨重，军费开支浩如烟海。
这种情形下，多尔衮却对军纪更为放肆，任由士兵劫掠发财。尚可喜在广州干的事全国皆知，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作为比拟，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半壁江山沦陷，屡战屡败，王辅臣所部由于发不出军饷而背叛，就这样，康熙帝仍旧发出多道严令：
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徵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科敛。发兵剿贼，原为平定地方，安辑百姓。今军需络绎，每每累及小民。申饬各该督抚，严查地方官员。凡一应供应粮饷及沿途喂马，俱准动用正赋，不许借端私派百姓。至办买米粮草豆，务照时价支给，勿致累民。
这才是明君治国的正道，由于发不出钱导致军队叛乱，我认了；但是军队想借着打仗的由头从老百姓身上敛钱，武断弗成。
指望军队以战养战，一定是荼毒民间，使得民心失落尽，这样的江山是不稳固的。这也是清军不得不两次打四川、两次打湖南、两次打广东、N次打江西的缘故原由，占了丢、丢了占，永无安宁之日。
直到多尔衮破除了圈地令和投充令，局势才堪堪得到掌握。
好啦，宏不雅观层面就聊到这里，再聊聊多尔衮的人格分裂。
顺治五年十仲春初三，大同总兵姜瓖举兵叛清。
十仲春二十七，多尔衮令内三院即刻印制告示，晓谕山西各处官民：
姜瓖之罪，与官吏兵和颜悦色等无干，何可牵连无辜；官吏、兵和颜悦色等不可轻听姜瓖煽惑，自陷罪戾；如有被惑之人悔罪投诚者，概从宽宥，准复旧业；执迷不顺者方行诛戮。
记住，此时多尔衮的态度是：不牵连无辜，叛乱者悔罪投诚的，也给予宽恕。
顺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决定亲征大同，说道：
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
这个意思是：我之以是要亲征，并不是由于将领们不会打仗，只是由于将领们领军出征时，常常骚扰百姓。我自己去督军，他们就不敢违反军纪了。
看起来，多尔衮是不是还不错？
然而，当清军攻陷大同后，发生了什么呢？
多尔衮亲自谕令阿济格：“除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仍带来京外，大同别的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城垣自垛撤去五尺。”
暴戾、无耻！
反复无常，自食其言！
再举个例子。
顺治七年，多尔衮生病了，对贝子锡翰等人说道：
“（顺治帝）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
这个意思是：虽然顺治是天子，我是臣子，但是我毕竟是他的皇叔父，现在我病了，他该当遵照家族的礼节前来探视我呀。
说完这话后，多尔衮又嘱托：你们不要由于我说了这段话，就去请顺治帝前来探视。
实在呢，多尔衮能当着下属说出这些话，本意便是想让顺治帝前来探视自己；他越是嘱托下属不要真的付诸行动，下属们就会越认为多尔衮想让顺治来探视，只是抹不开面子罢了。
于是乎，锡翰就把顺治帝请来了。
顺治走后，多尔衮怒，敕令：降贝子锡翰为镇国公，罚银二千两。
这不是有病么？
末了聊聊满汉关系。
有清一代，不同天子对满汉关系的态度是不同的，大致是这样：
努尔哈赤（极紧）；皇太极（极松）；多尔衮（紧）；顺治（适中，整体偏松）；康熙（松）；雍正（适中，前期偏松，后期偏紧）；乾隆（紧）。
这中间最主要的迁移转变，就发生在多尔衮执政期间。
皇太极期间，对付主动归附、且带来的人马足够多的人，不管你是啥民族，要什么给什么。乃至是历代天子都忌讳的异姓王，也是管够封。
孔有德、耿仲明带来万余军民，封王；尚可喜带来万余军民，封王；沈志祥带来2500军民，封公爵。
蒙古也是同理，主动归附的科尔沁、奈曼、察哈尔首领，都是王，特殊是科尔沁，皇太极上位初期就举族归附（部众十数万人），皇太极一口气封了四个王。
至于祖大寿为什么没有被封王，是由于他第一次屈膝降服佩服后又复叛。如果那次祖大寿留在后金，我觉得以他带来正规军1.1万的功绩，祖大寿肯定是个王，他的子侄们也会有一两个公爵。
更须要解释的是，这些汉人王不仅有“王爵”，更有实权。
孔有德、耿仲明屈膝降服佩服时，皇太极规定他们的地位与旗主贝勒相称，朝会时同列第一班。
多尔衮当政后，却降落了汉王的地位，规定他们列在宗室郡王之后。
清朝的宗室爵位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
也便是说，多尔衮给这些汉王降格了，将他们排在第三等。
不仅是地位降了，权力也降了。孔有德屈膝降服佩服后，皇太极期间规定：
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
这个意思是，孔有德仍旧统领之前的军队，军制如旧，只有刑罚士兵和调兵必须经由皇太极批准，其他事情孔有德都可以便宜行事。
这是相称大的权力，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分配战利品、人事任免、日常演习，都由孔有德说了算。
多尔衮当政后，在顺治五年之前，清军历次大规模征伐，统帅都是宗室将领，像多铎、阿济格、勒克德浑、博洛等，四汉王则是打打下手。
到了顺治五年，姜瓖叛乱，天下大乱，八旗兵去世伤惨重，多尔衮实在是搪塞不过来了。这时，他又想起汉王们了。
顺治六年五月丁丑，顺治帝（实在是多尔衮）谕令：
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金册金印。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共二万，往剿广西，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共二万，往剿广东，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
这个意思便是：太乱了，光靠宗室领兵、八旗效力搞不定了，现在发给你们特权，你们去搞定吧。
许可孔有德在之前3100名八旗兵的根本上，新招募1.69万绿旗兵，卖力搞定湖南、广西；许可耿仲明、尚可喜在之前4800名八旗兵的根本上，新招募1.52万绿旗兵，卖力搞定广东。
搞定之后，这三人便是那里的藩王，民政事宜须要上报朝廷批准，也便是走个过场；军政事宜这三人可以便宜从事。
顺治八年，清廷又给了吴三桂同样的报酬，让他搞定四川、云贵。
这便是几位藩王的由来。这是一个遗祸将来的举动，历朝历代，封王不可怕，给异姓封王也不可怕，最恐怖的是裂土封藩。不管是同姓还是异姓，同族或是异族，一旦这些王爷手里有了地盘、有了军队，注定不会消停。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都是裂土封藩惹的祸。
后来三藩果真也叛了，平定三藩之乱，既消灭了南方的盘据势力，同时也将汉王全部干掉了。
除了这四位，实在还有两位汉王。一是孙可望，他的王爵并非世袭，而是爵位逐代递减；二是黄芳度，他是去世后追赠郡王，继承他爵位的堂弟黄芳世仍为海澄公。
这样就涌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自康熙朝之后，爱新觉罗氏（满）有王爵，博尔济吉特氏（蒙）有王爵，卫拉特蒙古人有王爵（土尔扈特四王），回部有王爵（额敏和卓、霍集斯），藏人有王爵（颇罗鼐），只有汉人再无封王者。
当然，不姓爱新觉罗氏的满人常日也不会封王，大家熟习的鳌拜、明珠、索额图、图海、费扬古、傅尔丹、兆惠等，都非王爵。只有福康安因战功卓著，去世后被追赠为郡王。
而且即便是有王爵，也不代表有权力。例如驻藏大臣的权力就高于郡王颇罗鼐；驻喀什噶尔大臣的权力也要高于回部二王、一贝子。至于爱新觉罗宗室的那些王爷们，自从顺治帝一揽上三旗之权、削除各旗主兵权后，他们只不过是个巨室翁而已。
但是，在局外人看来，这便是一种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
以是，综合来看，多尔衮是一个比较分外的帝王，他虽未称帝，但是顺治七年之前他实在便是天子。
常日，一个天子很牛，那么他大部分方面都很牛。多尔衮却不然，他在计策决策、沙场指挥方面是顶级；在政治斗争方面差强人意；在治国理政方面相称一样平常，施行的弊政要多于善政，乃至可以归入暴君行列。
他所有的短板，在他哥那里都是强项，以是很多时候我想，如果上天多给皇太极十年阳寿，可能清初的争议就不会这么大了。
就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