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心纪律检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原文】
刑乱国用重典。
——《周礼·秋官·大司寇》
【阐明】
“典”便是刑罚，“重典”便是较重的刑罚。“刑乱国用重典”，意思便是说对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一定要用重法管理才能使之安定下来。重典治乱的说法即源于此。
《尚书·吕刑》日：“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意思是说刑罚的轻主要视当世的情形而定，该当重的时候就重，该当轻的时候就轻，以是各个时期的刑罚并不齐一。从事实来看，用重典不一定限于浊世。某些王朝在太平盛世期间，出于管理腐败和严重暴力犯罪的目的，也曾采取过重典。乃至现在的新加坡，虽然海内非常稳定，但对犯罪征象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可为当代重典治国的范例。以是，习近平总布告所说的“重典治乱”之“乱”，并非指乱国，而是指当今的腐败问题。这类腐败问题虽然没有达到“乱国”的地步，但为了彻底整治，仍要采取重典。
中医治病主见辩证，对不同的病人施用不同的方剂。对付身患重病者，只有加大药量，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实在治国与治病是同一事理，对付腐败之类的乱象，只有以重典惩处，才能收到应有之效。正如唐代韩愈所说的那样：“赏厚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重典治乱是古人对付治国的真切认识，同时也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客不雅观事实。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们各居一方，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个中霸占四川的是刘璋。刘璋性情宽柔，不能严于司法，对付各种犯罪行为，他不但不加以重办，反而每年以行赦的办法宽恕许多罪过。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小恩小惠来收买民气。然而事与愿违，刘璋此举使得境内的法令败坏，许多法律规定形同虚设。自东汉以来涌现的政治腐败征象不但没有改不雅观，反而愈演愈烈。而地方豪强在刘璋的纵容之下肆意妄为，致使百姓深受其苦。
后来，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率军入蜀，收服了四川地区。为了把蜀地建成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诸葛亮下了很大力气进行管理。尤其是在法律制度方面，他一改刘璋的懦弱作风，厉行法治，不仅以强硬手段惩处豪强的不法行为，也严厉惩处各种犯罪行为。起初，诸葛亮的做法引来了一些人的非议。由于他司法严格，有罪必罚，决不赦免，有人认为他刻薄寡恩，讥讽他“吝赦”。就连当时的蜀郡太遵法正也不认同他的做法，劝他说：“当初汉高祖入关中，尽废秦朝苛法，约法三章，秦民因此感佩于心。如今您初定蜀地，也该当宽缓刑罚，以安民气。更何况您是从外地入蜀，根基不稳，更该当收笼当地民气。”
而诸葛亮并没有采纳他的见地，针对法正似是而非的论断，他回嘴道：“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由于法令严苛，招致了公民的反抗，甚至国家灭亡。高祖在这种情形下用法宽平，自然能收人望。然而蜀地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刘璋为人暗弱，法令败坏多年。不仅各级官吏专权自恣，就连君臣之道也逐渐不为人所重视。如果治国者总用职位来表达对下级的恩宠，等到没有高位可给时，下级就会产生轻视之心；如果只用小恩小惠去收买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下级就会心生慢怠，而这正好便是政令不修的症结之所在。相反，如果用严格的法令去震慑下级，下级知道了法令的厉害，也就真正懂得了国家的恩德。如果不轻易给下级职位，一旦加官晋爵，下级更能感到无比光彩。如此一来，恩威并用，相互补充，高下级之间也就有了秩序。这样才算是捉住了治国的办法。”诸葛亮从刘璋的教训出发，不但不肯宽缓刑罚，乃至也不主见用小恩小惠收买民气。
诸葛亮立法严，司法也严。他司法不避权贵，不讲“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教条，而是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中都护李严，在刘备去世时与诸葛亮一同受其委托辅佐刘禅，位于元老重臣之列。而当他因随意率性矫旨贻误战机时，诸葛亮不讲任何情面，上书后主将其废黜流放。将军来敏出身世家大族，同时又是后主为太子时的旧臣，但他倚仗资格老而口出不逊，诸葛亮也毫不顾及后主的情面，将他罢免，令其“闭门思愆”。
对付位高权重的大臣，诸葛亮能坚持严格司法，对自己的支属也能做到不左袒。他向来知道自己的侄子诸葛恪生性疏陋，难以担当大任，便主动哀求后主将其调离。他北伐时，由于马谡违反节度，丢失计策咽喉街亭。只管有许多人说情，但为了严明军纪，他仍力排众议，将爱将马谡依法处斩。
诸葛亮不仅自己主见重典治国，也对后主提出同样的希望。他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横行霸道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以此来规谏后主应司法平明。
由于诸葛亮生平坚持重典治国，使得原来豪强专权、法令败坏的蜀地涌现了政治清明、有条不紊的局势。此后，诸葛亮多次率军出生入死，四川地区一贯充当着最稳定的后方，这不得不归功于他对蜀海内政的有效管理。
诸葛亮重典治国的方法，也为后代史学家所称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夸奖他说：“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存心平而劝戒明也。”清代学者张澍也赞赏他：“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不仅古代的史学家对他夸奖有加，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师长西席也称“他所管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除了诸葛亮之外，雍正天子也是重典治国的一位实践者。清朝康熙天子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卓越，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更被他的子孙尊为“圣祖天子”。而康熙天子的“仁”不仅仅是对老百姓而言，在贪官那儿还是。他晚年的时候对付政事多有懈怠，甚至朝廷内部结党成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权夺利，全体朝堂一塌糊涂。地方的官吏则借各种名目对百姓敲诈打单，个中火耗银的征收流弊最大，所征火耗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装入了各级官吏的私囊。各级官吏借火耗之名大发其财，而国库却日见亏空。康熙虽然对下情也有所理解，但却由于各类缘故原由而没有采纳有力的整治方法，甚至贪腐的风气和财政亏空越来越严重。雍正继位时，户部存银仅有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则更加惊人。
实在雍正在继位前就对局势有复苏的认识，他在继位后就曾经说道：“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当然这只是表面征象，亏空的钱哪里去了呢？自然是进了干系官员的腰包。对此，雍正帝也是有深入理解的。同时，他也认识到，要旋转这样的局势，再用康熙时的老办法已经弗成了。必须采纳方法，以重典治国，才能使吏治归于清明，进而旋转国库的亏空局势。以是，他继位刚刚一个月，就开始行动。
雍正首先做的便是大规模地清查户部的亏空。为了防止官官相护，导致清查流于形式，他调派得力大臣专门卖力清查事情。结果查出了巨额的亏空。
实在此时的亏空多是康熙在位期间遗留下来的，康熙在位时对亏空一样平常也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齐心专心治腐的雍正对此却绝对无法容忍。对付那些贪污的官员，雍正自然是不会部下留情，从中心随处所，不知有多少贪官为此丢了脑袋。同时，为了补充亏空，他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方法。首先便是让那些贪官自己掏腰包来补上亏空。雍正敕令，只要查出亏空，无论主管官吏是什么人，都要对此卖力。结果户部查出亏空250万两白银，雍正便责令自户部尚书以下的干系官吏共同赔偿个中的150万两，不仅现任官员要赔，前面的历任官员也都要赔。雍正言出必行，纵然是皇亲国戚也不给情面。他的弟弟履郡王曾主管内务府，结果被查出亏空，雍正严令追索。履郡王还不出钱，只得将家中稍值钱的器物拿到大街上去变卖换钱。
为了防止贪官们转移财产，雍正帝还对贪官采纳了抄家的方法。他规定：一旦官员被查出亏空，一壁要查抄他所在的官衙，找出藏匿的不法之财，一壁还要令其原籍的地方官查封其家产。更为严格的是，这些方法不但在贪官身上适用，在他们家人身上也一样适用。不仅贪官本人被抄家，就连他们的子孙亲戚也都在查抄之列。就连贪官已经变卖转移的资产，也要进行追索。为此，雍正专门敕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拜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汉，方符朕意。”
在雍正的反贪风暴下，不仅在任的官员在劫难逃，那些已经去世去的贪官，雍正也不放过。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因被追查贪污行为而畏罪自尽。雍正不依不饶，敕令查抄他的子弟和家人的财产。雍正认为，李滨之流自尽是想一了百了，捐躯自己的性命，保全不义之财，供子孙后代享用。如果由于贪官已去世就停滞追查，恰好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以是，雍正对去世人也不放过，依然要追查到底。
有时处去世贪官时，雍正还让现任官员们去刑场不雅观刑，以起到杀鸡骇猴的效果。他继位初，先后发生了两个重大案件，先是山西巡抚诺敏因亏空400多万两，被判处去世刑。接着主考官张廷璐收受贿赂，向考生透露考题，也被判处腰斩。他们两人被处决时，雍正敕令在京的四品以上官吏都要前去不雅观刑。个中张廷璐被腰斩后并没有立时去世去，还趴在地上，用自己的血写了七个“惨”字。不雅观刑的官员看到此情此景，自然是不寒而栗。
由于雍正的惩处方法危害了许多官员的利益，再加上方法非常严厉，弄得“官怨沸腾”，以至于官员们对他既恨又怕，将他看作一个刻薄寡恩的天子。也有人认为他的方法失落之严厉，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雍正却不这么看，对付自己重典举措，他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反腐就像是把波折的扁担重新弄直。扁担由于长期重压而处于波折状态，虽然可以一下把它压直，而一旦松开后仍会归于波折。以是，要想把扁担弄直，仅仅把它压直是弗成的，还要用力扳，使之向相反的方向波折，然后再逐步松手。这样扁担才能变直。实在反腐也是同样的道理。腐败风气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如果仅仅按照正常方法予以惩办，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一旦方法松懈，腐败征象就会迅速反弹。以是，必须采纳非常方法，重典治乱才能收到长久的效果。
不管雍正个人受到多少非议，它的方法却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雍正在位一共十三年，与他的前任和后任比较，执政韶光要短得多。然而若论政治的清明，他的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都远不如他。他在位期间，不仅结党营私的局势基本结束，吏治也得到很大改进。公民生活比较安定，国库的进出状况也大大改进。在他去世时，国库存银达几千万两。而这几千万两，并不是来自对百姓的搜刮，而是夺自污吏之手。雍正重典治腐的举措不但改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为此后乾隆期间的连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本，对康乾盛世的延续起到了重大浸染。
政治的清明与否始终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系，是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灭亡，莫不与腐败有关。与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的时期，但也和古人一样面临着腐败问题。如何更好地管理和防止腐败，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诸葛亮和雍正的某些做法并不符合当今的法制理念，但其重典治乱的决心却足为当世借鉴。孔子曾说：“取法其上，得乎个中；取法个中，得乎其下。”对付较为严重的腐败征象，管理方法仅仅是“取法个中”的话，效果恐怕只能“得乎其下”，只有“取法其上”的重典方法，才有可能收成到“得乎个中”的效果。正是出于对历史履历的精确总结，习近平总布告才提醒“全党同道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繁芜性、艰巨性”，必须具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