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1968），维吾尔族，湖南常德人。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精彩的教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翦伯赞从前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役。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扬事情。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1938年，在长沙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积极参加抗日接济事情。1939年3月，前往湘西溆浦民国大学任教，联络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1940年2月，翦伯赞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事情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1943年，翦伯赞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心公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诲委员会委员、中心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紧张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曾有学者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被史学界尊称为“马列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构成了第一方阵。他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首创者、推动者和培植者，而且在不同的史学领域均取得卓然轶群的造诣。“五老”在治学的根本上是完备同等的，那便是武断地崇奉马克思主义，终生坚持以唯物史不雅观为辅导，以培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职志。但是，这不即是说“五老”在治学上没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正好相反，他们的治学特点和个性都极为光鲜。可以这样说，他们因此不同的治学特点和个性向着同一个目标，为培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协力。就翦伯赞而言，他的治学特点和个性，光鲜地表示在理论建树上。翦伯赞的史学思想，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题范围，推进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特殊是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培植过程中，翦伯赞作出突出贡献。他对付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有关论题的探索，对付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不雅观点关系的见地和主见，对付“史论关系”问题的深入剖析与不雅观点，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源，而且至今还具有发人寻思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先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将马克思主义利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首次大规模实验，初步塑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又不同于实证史学的全新的学术范式。不消说，只管论战中的各家各派都声称以唯物史不雅观、辩证法为武器，但难免鱼龙殽杂。纵然对付诚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难以避免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偏差。但是，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成绩是第一位的，其对付马克思主义全面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因此，对付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家均给予高度重视，并及时地作了总结。个中，翦伯赞为总结论战履历教训而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不雅观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等理论问题，详细包括“一样平常性与分外性之辩证的统一”“客不雅观条件与主不雅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下层根本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等论题。这部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主要地位，具有很突出的哲学色彩，深化了李大钊师长西席所奠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中外历史年表》
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使之更加科学地发挥辅导中国历史研究的浸染，翦伯赞在书中阐发和批评了机器论的研究方向。机器论者将历史发展完备等同于经济发展，“完备否认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形态对现实社会经济所起的反浸染，以及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浸染。在历史发展的关系中，排去了活生生的人类意识的创造浸染，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与人类无关的去世板的社会经济之自然主义的发展”，从而回到了“进化论的旧窠”。翦伯赞指出，机器论与不雅观念论殊途而同归。就意识形态来说，不雅观念论者分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颠倒它们的浸染；机器论者则抹杀意识对存在的影响浸染。他们的不雅观点虽然不同，乃至相反，但其忽略存在与意识的适应性这一点是相同的。显然，翦伯赞既坚持了唯物主义，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显然，将唯物史不雅观归结为纯挚的经济史不雅观，是缺点的。实在，这对付马克思主义来说，原来不是问题。恩格斯就曾经对将马克思主义纯挚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不雅观点做过明确而严明的批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详细情形，机器唯物主义的方向又是很难避免的。因此，翦伯赞的论述具有校准方向的意义，这对付全面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付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界的顺利推进，都富有培植性的积极意义。
继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之后，翦伯赞在1943年又揭橥《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利用唯物史不雅观的水准。比如，翦伯赞高度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关联互动，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与天下史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史的变动，每每影响天下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史之于天下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他指出，一样平常性必须与分外性相结合，研究中国史，该当从发展之一样平常法则中找出它的分外性；同时，也该当从分外性中去创造它的发展之一样平常法则。他提出不应以剖析两大敌对集团的关系为知足，应关注中间社会群与两大集团的关系。他更把稳统治集团内部抵牾，如宗藩的混战、外戚宦官的专政。他还看重内外抵牾的转化，边陲民族进入中原社会，是外在成分引发中原社会经济的变革。他提出，稽核意识形态发展的方法，是把那些从社会经济根本上蒸发出来的思维（如哲学、宗教）还原到它们的出发点，把那些由思维而再凝固为形象的东西（文学、绘画、雕刻等）再蒸发为思维。翦伯赞的这篇文章，娴熟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事理，以深入的学理和锐利的文风，映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成熟与完善，因而受到广泛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沐浴着新中国的东风，翦伯赞斗志昂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身于新中国的史学培植。1961年，翦伯赞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史纲要》拟定的提要——《对处理多少历史问题的初步见地》一文，结合史学界关心的问题，再次就如何利用唯物史不雅观和唯物辩证法辅导中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性想法，供史学家参考和谈论。翦伯赞的意图，是希望尽快建立起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新的史学范式。该当说，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任务担当精神的表示。为此，他对涉及史学发展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希望史学界就这些问题进行谈论，形成共识，从而尽快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建立起来。翦伯赞正面阐述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若何对待发展不雅观点”“若何对待全面不雅观点”“公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和“理论、史料与文章”8个方面的问题。这8个问题，既内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内，也植根于新中国的现实语境，是重新编写中国通史须要预先办理的理论问题。该当说，翦伯赞的许多思考是很深入的，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农人叛逆、农人战役、农人阶级觉悟等问题，翦伯赞提出，不能将农人战役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农人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人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人反对天子，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翦伯赞肯定历史上农人反抗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但没有忘却其时代局限性乃至掉队性。他主见秉持全面的不雅观点，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看到光明面，也要看到阴郁面。他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阴郁总是紧张的历史内容；反之，任何阴郁时期，也不能没有一线光明。翦伯赞还提出，从事研究要剖析与综合相兼，“剖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宜的实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出历史的全貌、线索”。剖析时要钻进个别历史事宜中去，用显微镜去创造问题；综合时要站在个别历史事宜之外，用望远镜去不雅观察历史形势。翦伯赞的不雅观点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只管人们对翦伯赞见地的理解并不相同，但是，翦伯赞积极探索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诚挚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风范，都是令人敬仰的。
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历史主义”是一个颇有歧义的观点。有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与指向。翦伯赞所宣讲的历史主义，毫无疑问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但是，单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来说，如何对其理解和利用，也不是一个大略的事情。1951年，范文澜针对其《中国通史简编》中“借古说今”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已经触及若何科学理解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的基本问题。次年，翦伯赞揭橥《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多少问题》一文，则在理论年夜将历史主义问题明确提出来。
《中国史纲》
翦伯赞批评了当时评价历史人物中涌现的两种非历史主义方向。一种是分开详细历史条件，用当代工人阶级的标准去哀求历史人物。翦伯赞指出，这种方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由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便是“要严格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进行详细的剖析”。另一种方向是，对历史上正面历史人物，特殊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无原则拔高，乃至用当代词语来描写，使那些历史人物当代化、空想化。翦伯赞认为，这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方向，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出发，翦伯赞告诫说，对统治阶级及其精彩人物，不要依据大略的阶级身分一律加以否定，要按照他们对历史所起的浸染和对历史所作贡献的大小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和适可而止的评价。此外，在论述农人战役时，不要忘却农人战役发生在封建时期，不要忘却农人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却农人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该当历史主义地对待农人战役。
在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效与政治功能方面，翦伯赞指出，不要试图把党的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不该用当前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去描述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翦伯赞说，必须处理好政策和理论的关系，要认清政策的时期性、分外性和详细性，科学地处理好历史研究和现实浸染的关系，避免随意改写历史。
对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历史主义所须要回答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其与阶级不雅观点、阶级剖析方法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的历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都坚持的不雅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将阶级不雅观点看作唯物史不雅观的唯一不雅观点，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仅仅看作阶级剖析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在这方面，1958年的史学大跃进或“史学革命”，就涌现了对阶级不雅观点的误解和滥用。对此，当时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表示不赞许，并提出了批评。这样，就引发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不雅观点关系的问题。翦伯赞就此问题所揭橥的见地，引发了广泛把稳和谈论，并被视为主见历史主义的代表。
翦伯赞当然并不反对阶级不雅观点与阶级剖析方法，他认为阶级不雅观点与历史主义并不冲突，由于二者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既然阶级是历史上的阶级，那么，剖析历史上的阶级状况，自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雅观点。在这方面，正好是马克思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说，如果只有阶级不雅观点而忘却历史主义，就随意马虎片面地否定统统；只有历史主义而忘却了阶级不雅观点，就随意马虎片面地肯定统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全面公正的论断。离开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翦伯赞批评阶级不雅观点的片面化，一旦片面化，就会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一概打倒。他说，有人基于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的认识，“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是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恶行堆积”，这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属于虚无主义的态度。针对当时“冲破王朝体系”的做法，翦伯赞强调，不管按照什么体系编写中国通史，都不应该从中国历史上删掉王朝的称号。他不反对“冲破王朝体系”，但强调“‘冲破王朝体系’是冲破以帝王为中央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消灭王朝的称号。王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消灭的，也是消灭不了的。……历史学家无权根据自己的爱憎从历史上消灭详细事实”。显然，翦伯赞的主见是精确的。
事实表明，历史主义与阶级不雅观点大谈论，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付唯物史不雅观的深层理解，提升了人们的认识。当时参加谈论的双方为了追求真理，都充分论述了各自的主见。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谈论，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合，因此都共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贡献。个中，翦伯赞师长西席的贡献，是后人不应该忘却的。
“史”“论”结合的典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与实证史学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向强调理论辅导，反对“史料即史学”的不雅观点。环绕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揭橥了许多论著予以阐明。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翦伯赞对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的稽核非常全面而深刻，因而影响极大。首先，翦伯赞反对将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把考证当作历史学，特殊是陷入啰嗦考证之中不可自拔。他认为，啰嗦的考证一定要稠浊历史发展规律，由于在历史进程中，常常会有一些细微的事宜夹在当中，如果对付每一个细微的事宜都加以考证，就一定会为了把稳到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离开历史发展的紧张脉络。其结果，让人们看不见历史全貌、历史骨干和脉络，看不见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动力，听不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会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最狭窄的范围内，使其僵化，使人失落去节制历史全局的能力。他提醒说，如果不从这种啰嗦考证中解放出来，史学家就会纠缠在无穷无尽的细微事宜上面而不得脱身，就会像钻牛角一样，愈钻愈窄，末了的结果是此路不通。
翦伯赞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史料之于史学，正像砖瓦之于屋子，布帛之于衣服，我们可以说，没有砖瓦盖不起屋子，没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们能够说砖瓦即屋子，布帛即衣服吗？从史料到史学，正像从砖瓦到屋子，从布帛到衣服一样，中间还要经由一系列的繁芜的劳动过程。……而这种功夫是一种极其细致的思考过程，只有经由这种过程，才能造成观点和理论的系统，才能把材料变成理论，才能变史料为历史。”他认为，搜集史料只是替历史研究准备材料，并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历史学的任务总不能便是编成汇抄，它该当是一种剖析史料的科学。因此，就该当学会剖析史料，把史料变成历史。翦伯赞几次再三强调，不用精确的理论来剖析研究，史料即是废物。资料是一匹野马，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就无法驾驭。据邓广铭回顾，翦伯赞常常建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年以上的西席多学理论，说史料好比一堆铜钱，理论则好比串钱用的绳索，必须利用马列主义把散漫的史料贯串起来，使之形成系统，用来阐明历史问题的本色和原形。
此外，翦伯赞高度重视史料事情。他指出，研究必须用很多韶光去搜集资料，鉴别资料，透彻地节制资料，用唯物的不雅观点、辩证的方法剖析那些经由鉴别的、透彻节制了的大量资料，然后才能对付一个历史问题作出概括或结论，而且不一定都是精确的概括或结论。在翦伯赞看来，“只有节制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剖析中，显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他的发展法则”。他还认为，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雅观点来利用史料，则史料愈丰富愈好，史料愈丰富，得出的结论就愈益精确。1956年，翦伯赞在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上总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谈论时说：“不雅观点和态度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谈论。由于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便是史料。”也便是说，史料是展开学术谈论的根本。翦伯赞还揭橥《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史料的网络与辨伪》《略论网络史料的方法》等专门阐述史料问题的文章，谈论干系问题，见识和水平极高。
对付一度涌现的“以论带史”口号，翦伯赞表示不认同，提出“史论结合”的主见。他说：“历史是详细性的科学。论证历史，不要从观点出发，必须从详细的史实出发，从详细史实的科学剖析中引出结论。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详细的史实。”由于一样平常的理论和观点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观点是研究详细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观点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观点到观点，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玄学的方法。以是，“以论带史”只会将史学研究引入歧途。他还说：“‘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和观点出发，不从详细事实出发。”翦伯赞批评了当时以引用经典著作为能事的方向，彷佛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理论性愈高，史学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几次再三重复这些文句。翦伯赞认为，精确的做法是“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表示在史料之中，使不雅观点与材料统一”。当然，理论与史料的有机结合，不是那种“写一段理论，再写一段史料”或者“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形式上的结合。翦伯赞提出的“史论结合”为史学研究依循康健的路向发展供应了指引，至今仍是多数史学研究者信从的规则。正因如此，翦伯赞被史学研究者称为整合史不雅观与史料“两大学术谱系”的巨头。
当下，历史学的繁荣已远远超越翦伯赞所处的年代。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和归宿，凝聚和承载着一批前辈学者的聪慧和学识，充满关乎历史学根本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成果。翦伯赞的理论遗产是这些理论思考和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值得不断重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与兴起研究”（19AZS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档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