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只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书本、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
这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付这个有天下意义的宗教的理解。

恩格斯说过,基督教的历史起源问题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文中所引恩格斯语皆见《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
该文载《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公民出版社1961年版。
我想,对我们来说,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也是这样。
下面我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意见。

季羡林对释教立场的变更_季羡林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会议纪要范文

一、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形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第五、六世纪。
这时印度情形是若何的呢?

雅利安人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旁边起从本日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侵入印度。
他们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带立定了脚跟,然后逐渐向东扩展。
到了公元前第五、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达到了孟加拉或者更东的地方,他们的势力遍布全体北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汇流的地方,成了婆罗门教的文化中央。
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迁,或者向北方和东方撤退;有的还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分外的社会阶层,忍受着外来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
当时印度正处在奴隶社会,这些人便是奴隶或者靠近奴隶的人。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雅利安人显然低于本土居民。
最近几十年来的发掘事情,证明了本土居民创造的所谓“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称高的。
雅利安人继续了这种文化,与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发展。
到了佛教兴起的时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铜器时期转入铁器时期了。

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原始居民多从事农业,而雅利安人则本是游牧民族,到了这时候,农业的地位也渐趋主要。
屯子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屯子公社,地皮是公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
手工业的分工已经比较风雅,有各种不同的手工艺人。
而且屯子公社也彷佛在手工业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专门从事一个行业的村落社。
这就证明,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日益扩大。
居民依其职业结成了集团,不同民族相互杂居,阶级抵牾和阶级分解日益加强。
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了弹压公民的国家机器。
根据佛典的记载,当时在北印度涌现了16个国家,个中最主要的是摩揭陀(约当本日的比哈尔邦)、萨罗(约当本日的乌德)、阿槃提(约当本日的摩腊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带)。
这些国家的都城都是宝货丰裕,富庶繁华。
这时候印度的许多产品,像细布和钢,都已名扬外洋。
古代希腊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有所记载,外洋贸易早已开始了。

值得把稳的是,在雅利安人统治比较集中的地方,新兴的国家都是君主制。
在婆罗门文化圈外,也便是在雅利安人统治薄弱或者还没有达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则迥乎不同。
在这里没有世袭的君主。
执政者名曰罗阇,是定期选举的。
有点像古代罗马的执政。
汉译佛典虽称之为“王”,实际上与王是不一样的。
西方学者一样平常把它叫做“共和国”,也只是解释与世袭君主制不同而已。
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残余,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磋商。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出生的释迦族就属于这个类型。

在这些国家中,阶级关系是什么样子呢?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便是所谓种姓制度。
种姓共有四种:婆罗门(祭司、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武士)、吠舍(农人、牧民、贩子)和首陀罗(工匠等)。
这种制度抽芽极早,但是最初并不十分严格。
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由于统治的须要,逐渐严格起来。
在这方面,婆罗门卖了大力气,他们大肆鼓吹,想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加以巩固。
他们把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公民的权利、责任,乃至生活细节,都刻板地规定下来,不得超出。
四姓间不能通婚,乃至不能共食。
把一个统一的社会拆得支离破碎。

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是两个种姓,却是一个阶级,他们都是奴隶主。
他们之间也有抵牾,但是一样平常说来是相互支持相互利用的。
吠舍名义上与婆罗门和刹帝利同属所谓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
但是他们中间不断产生阶级分解的征象。
少数人经济地位提高,变成了中小奴隶主,或者成为大贩子,乃至官吏。
绝大多数经济地位低落,沦为同首陀罗类似的人,处于奴隶边缘。
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的话,西部是婆罗门当权,东部则是刹帝利当权。
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东部都差不多。

至于首陀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有的人说,他们是等级制的最下层,但毕竟还是自由民,与奴隶有所不同。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法经里面用各类办法强调前三个种姓与首陀罗的不同,可见首陀罗是不属于雅利安族的。
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往后,原始居民一部分变为奴隶,从事家务劳动;一部分仍从事原来的事情,绝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往后又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变为各种工师。
首陀罗便是这一部分人。
他们实际上是种族奴隶。

总起来,我们可以说,种姓制度是阶级抵牾和民族抵牾的稠浊产物。

既然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
但是根据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们看不出这个期间的阶级斗争特殊激烈。
说生产办法方面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也是没有根据的。
据婆罗门经典和佛教经典的记述,在这期间公民的生活中,当然并不是没有斗争和抵牾的,但是总起来说还是比较沉着的、安定的。
在许多国家里,政治秩序比较稳定。
在城市里,商业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在村落庄里,农业和牧业都相称繁荣。
要说许多地方有变乱,国与国之间有时也有战役,那么在印度全体历史上什么时候又没有这种情形呢?

总之,据我自己的意见,佛教兴起时的印度,同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是不一样的。
在罗马,当时是一个“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期”(恩格斯语),而印度则不是这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有阶级不雅观点和民族不雅观点。
在不同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内,在不同的阶级里,生活情形就决不会一样。
这种不雅观点,其他时候也要有,在论述公元前第五六世纪印度情形时,更是绝对不能离开的。

二、当时思想界的情形

上面谈到的那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形一定会反响到思想领域中来。

梨俱吠陀时期(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雅利安人是乐不雅观的,总是向前看的。
当时他们侵入印度为时不久,常常同本地居民战斗。
在许多颂神的歌中,他们呼吁神灵帮忙,祈求胜利。
他们并不怕去世,认为战去世可以仙游。
后来的阎罗王已经有了,但是他的王国并不阴森恐怖,里面充满了永恒的幸福。

随着韶光的推移,在东进的过程中,他们碰着的困难,自然的和人为的,越来越多了起来。
那种天真粗犷的乐不雅观感情逐渐染上了一些悲观的色彩。
但是基本调子仍旧是乐不雅观的。

代表这种思想的是婆罗门。

与此同时,还有其余一种人代表其余一种思想。
这便是婆罗门教、佛教以及当时其他教派所谓的梵衲。

梵衲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梨俱吠陀》的一首诗中,曾描述了一种叫做“牟尼”的人,蓄长发,着脏衣,外衣是褐色的,翱翔空中,喝饮毒汁。
显然,对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十分陌生的,他们同婆罗门是完备不一样的。
唯一合理的阐明便是,这是土著居民的宗教的代表,也便是行苦行的所谓梵衲。

在佛典里,常常是梵衲、婆罗门并提。
希腊人梅伽斯提尼斯记述他在公元前第三四世纪在印度亲自经历的时候,谈到印度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叫婆罗门,一种叫梵衲。
梵衲不住在城中,乃至也不住在屋中,穿树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结婚,不生子,行苦行,闲坐终日不动。
根据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资料来看,这些描述是虔诚的。

这些梵衲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崇奉是同婆罗门不一样的。
他们根本不相信婆罗门相信的那一些吠陀里面的大神。
他们相信轮回转生,作为轮回转生说根本的业说是他们宗教崇奉的核心。
所谓业说便是,今生所作所为的好坏决定来世转生的好坏。
无论做好事做坏事,有因必有果,反正总是要转生的。
可是他们又厌恶生,不想再转生。
于是就想尽了各类办法,希望能跳出循环。
他们认为,苦行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显而易见,所有这统统想法的根本是悲观主义。
有这种主义的人决不会是征服者、胜利者、日子过得很舒畅的人,而是被征服者、失落败者、日子过得很不舒畅的印度原来的居民。
他们处在雅利安人的奴役下,生活只给他们带来痛楚。
因此,他们不但对今生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也不肯望有什么来世。
有的人就想用苦行来帮助自己跳出循环。
而苦行主义本身也解释了被压迫者、被奴役者那种得不到任何人间间享乐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梵衲所代表的思想正是这些被征服了的原始居民的思想。
婆罗门思想与梵衲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婆罗门主见膜拜神灵,敬拜祈福,而梵衲则不养活什么神灵,主见业(行为)可以决定祸福,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们乃至主见,连神仙也受业的支配。
这切实其实是挖婆罗门的墙脚。
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响。

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七八世纪奥义书兴起的时候,在正统的婆罗门教的经典中逐渐涌现了循环业报这样带悲观主义色彩的学说(可能在梵书中已有抽芽)。
在婆罗门六派哲学中,数论和瑜伽的紧张学说基本上同梵衲是同等的。
据婆罗门经典的记载,在雅利安人中首先宣扬这种新学说的是刹帝利,而不是婆罗门。
奥义书中屡次提到,循环业报说是秘密学说,是刹帝利所专有而婆罗门所未闻的。
这情形一方面解释了婆罗门和刹帝利在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从现在开始婆罗门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崇奉逐渐接管一些本地居民的东西,吠陀思想与非吠陀思想开始汇流了。

比奥义书稍后一点,到了公元前第五六世纪,也便是佛教兴起的时候,印度思想界呈现出空前的生动。
根据耆那教经典的记载,当时有363个哲学派别,个中62派属于佛教。
佛教经典《长阿含经》、《梵动经》列举62见(学说)。
佛教还常常谈到外道6师。
可见当时学派之繁多,争鸣之剧烈。
但是,归纳起来,总超不出上面谈到的那两大系统:婆罗门和梵衲。
属于婆罗门系统的各学派主见梵我一体,鼓吹敬拜祈福;属于梵衲系统的各学派则主见循环业报,鼓吹苦行解脱,认为统统存在都是苦难。
如果从地区上来看,前者盛行于西方雅利安人聚居和统治的地方,后者盛行于东方婆罗门文化圈外印度原始居民聚居的地方。
这种情形是从《梨俱吠陀》以来逐渐发展演化的结果。

在这时候,属于梵衲系统的各学派竭力宣扬“非杀”。
这显然是代表原始居民的农人的利益的,是与婆罗门杀牲祭神、雅利安游牧公民杀牲为生针锋相对的。

佛教兴起时思想界情形大体便是这样。

三、佛教的起源

现在再来磋商佛教的起源,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佛陀最根本的教义是所谓十二分缘、四圣谛、八正道。
十二分缘的根本是苦,苦的根源是无明(不理解,不认识)。
四圣谛:苦、集、灭、道,也以苦为中央。
而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为了从苦中解脱而修行的方法。
总之,他认为生老病去世,统统皆苦,存在本身便是痛楚。
他也相信业报,相信循环。
他的最高目标便是革除无明,理解或认识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跳出循环,达到涅槃。

这一些想法都涂着浓厚的悲观主义的色彩。
有的人说,天下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佛教这种悲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我们上面的剖析,佛教继续的不是婆罗门教的传统,而是梵衲的传统。
而且,从佛教产生的地区和环境来看,也只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我们先从地区的或民族的不雅观点上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释迦牟尼生在本日的尼泊尔境内。
他的宗教活动大部分是在摩揭陀国。
摩揭陀国处在印度东方,是雅利安人到得比较晚的地方。
在《阿闼婆吠陀》里,摩揭陀和鸯伽都被认为是极远极远的地方的象征。
西方的婆罗门很少来到这里。
这里的人是受人轻视的,一向与婆罗底耶人相提并论。
婆罗底耶人说的是一种雅利安土话,不信婆罗门教。
他们是否是雅利安人,不得而知,反正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
摩揭陀人同他们并提,可见他们被鄙视的程度。
鄙视的缘故原由很明显:这里是印度土著居民聚居的地方,是僻处在婆罗门文化圈之外的边远地区。
在雅利安民气目中,这里是没有开化的区域。
释迦牟尼宣扬宗教的紧张工具便是这些被人轻视、“没有开化”的公民。

至于释迦牟尼降生于个中的释迦族究竟是什么民族,人们的见地是有不合的。
有的人主见,他们不是雅利安人。
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从他们所处的地区来看,从当时雅利安征服者分布的情形来看,从他们的一些分外的风尚习气来看,从他们的政治组织的形式来看,他们不像是外来的雅利安人,而像是原来的居民。
释迦族的政治组织是“共和国”,行政首领罗阇是选举产生的。
这样的“共和国”同新兴的君主国是有抵牾的。
摩揭陀国王未生怨王曾侵略过“共和国”的离车,萨罗国王毗突吒婆曾侵略过“共和国”的释迦。
我看,这不完备是一样平常的侵略。
个中有没有民族抵牾的身分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如果我们不从民族抵牾的角度上来阐明这个问题,有一件很主要的事情我们就无法阐明。
根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在出家前是一个太子(这件事本身就有浮夸渲染的身分),处于深宫之中,长于妃嫔歌妓之手,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根本没有碰着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恩格斯说:“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须要并理解群众宗教须要的人们所建立的。
”像这样一个太子会有什么宗教须要呢?他又会若何理解群众的宗教须要呢?这样一个人决不会悲观到要出家的程度。
事实决不会是这样子的。
他自己一定受到了一些痛楚,至少是在精神上受到。
他感到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人间也不那么值得留恋。
于是悲观了,出家了。
这痛楚是从哪儿来的呢?他理解群众的宗教须要根源又在哪里呢?最合理的阐明便是民族压迫。
他的悲观主义表达了公民群众的比较普遍的感情。
于是,他的学说一出,急速就得到了信徒,从几个人到几百人,为往后的发展打下了根本。
他的宗教从一个部落宗教经由不断的改造,逐渐变成了几个王朝的国教,进而成为有天下影响的大宗教。

至于佛经里那些关于释迦牟尼碰着老人、病人和去世人的故事,最原始的佛典里是没有的。
可能是后来的和尚们感到没有这个就无法解释释迦牟尼出家的缘故原由,因而编造出来的。
恩格斯说:“作为人的创作结果的宗教,虽然有它所特有的诚恳的激情亲切,当其创立时,就已经不会是不带欺骗和不歪曲历史事实的。
”对基督教来说,这句话是精确的。
对佛教来说,它同样也是绝瞄准确的。

现在我们再从阶级和种姓的关系上来看一看这个新兴的宗教。
它的根本究竟是哪一个种姓、哪一个阶级呢?这是一个十分繁芜的问题。
据我看,佛教的根本并不限于某一个种姓。
佛经里面再三强调它不重视种姓差别,一入佛教,就如众流归海,统统差别不复存在。
这样一来,又若何理解梵衲和婆罗门的对立呢?不重视种姓差别这件事实本身便是对婆罗门的反抗,由于婆罗门教是十分重视种姓差别而且是只代表婆罗门的利益的。

但是,佛教也并不是真对统统种姓等量齐观。
它当然首先就会反对婆罗门。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里,四姓的顺序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在佛教的经典里则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
释迦牟尼自称是刹帝利。
释迦族原来不大可能有什么种姓制度,这只是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而仿照出来的。
他们自称是刹帝利,据我看,这也是冒牌货。
不管若何,既然自称为刹帝利,就必须为刹帝利辩解,竭力抬高它的地位。
《长阿含经·阿摩昼经》便是一个例子。
新兴的国王(个中也有一些是冒牌的)也努力抬高刹帝利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他们也就信奉起、支持起佛教来了。

我看,佛教最可靠的根本是吠舍。
上面已经谈到,吠舍不断产生阶级分解。
农人、牧人、贩子都属于这个种姓。
佛教主见“非杀”,个中包括不杀耕牛,这当然代表了农人的利益。
在佛教兴起的时候,由于对外贸易和海内贸易的发展,由于大城市的兴起,城市大贩子的地位越来越高。
梅伽斯提尼斯说,印度有七个种姓,第四个便是贩子。
在政府官员中,有人分工专管贸易。
可见贩子在当时地位之主要。
释迦牟尼同这些贩子有着很好的关系。
首先信佛教的便是两个贩子,这决不是有时的。
佛经中所说的父老便是商业行帮的首领。
这些人在佛经里是受到尊敬的人物。
他们对付支持佛教是特殊卖力气的。
须达多父老购买童子胜的花园赠予佛陀,出亿万金钱布满园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一件事情,也要在这里谈一下。
佛陀是主见禁欲的。
但是大城市中一些妓女却对他很感兴趣。
有名的庵婆罗女就赠予过他一座花园。
这些事情都解释,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大城市中新兴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至于首陀罗,佛陀的大弟子中也有首陀罗出身的,比如优婆离便是。
但是佛陀并不特殊提倡首陀罗出家,虽然他也不谢绝。
有人说,他对首陀罗感情特殊深厚,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种姓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一回事,其间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不小的差别。
如果纯粹从阶级关系这一个角度上来看一下佛教的话,那么,与其说它同奴隶靠近,还不如说它同奴隶主更靠近一些。
根据佛经的记载,释迦牟尼曾接管过一些奴隶或处在奴隶边缘上的人入教。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代表着奴隶的利益。
他在很多地方都表示出一些阶级的或种姓的优胜感,他以身为刹帝利而感到自满。
他的平生我们不很知道。
他本身彷佛便是奴隶主出身。
竭力支持他的那一些属于吠舍种姓的大贩子,也大都是属于奴隶主阶级。
因此,如果还要严格差异他同那一些完备站在奴隶主态度上说教的宗教家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对那些通过阶级分解而新兴起来的奴隶主更感兴趣。
基督教在初期曾知足了奴隶的一些哀求。
佛教并不完备是这样。
如果说,原始佛教表达了最下层公民的欲望,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上面我从民族的(地区的)和阶级的不雅观点上来磋商了佛教的一些问题,解释佛教继续的是本地的梵衲的传统,而不是外来的婆罗门的传统。
虽然有一些宗教哲学的术语看来是两教共有的。
这只可能是相互假借。
婆罗门教的一些神也涌如今佛教里,但地位大大降落。
这只不过是佛教为了提高佛祖的地位而制造成的,不能解释有什么渊源关系。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佛陀最初的大弟子的出身,也可以看出佛教与梵衲的关系。
许多大弟子都出身梵衲,连婆罗门出身的舍利弗和大目连,也是先做梵衲,然后改信佛教的。
我看,这不能说是有时征象。

是不是就可以说,佛教完完备全属于梵衲系统呢?也不是的。

释迦牟尼才出家的时候,为了寻求解脱,跳出循环,曾拜苦行梵衲为师。
他进行了严厉的苦行,险些到了完备绝食的程度。
结果是气息微弱,濒于去世亡,苦行无效,大道未得。
他毅然决然改变办法,重进食品。
终于在菩提树下成了佛教徒认为至高无上的正等觉。
这件事实就解释他与梵衲的不合。
梅伽斯提尼斯写道:“在印度人中间还有那些信奉佛陀箴言的哲学家。
”可见他也不把佛教徒列入梵衲一类。
总之,我们可以说,佛教继续了梵衲传统,但又加以发展、改进,形成了独立的一派。

以上这些情形,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学者是不理解的。
他们认为,在印度只有一个哲学和宗教的传统,佛教和婆罗门教是有继续关系的。
按照这个说法,奥义书既然早于佛教,奥义书这个名字和奥义书思想一定在佛典里有所反响。
但是,事实上,除了个别的思想有一些共同之点外,全体思想体系是不一样的,乃至连奥义书这个名字在佛典里根本都找不到。
对佛陀来说,奥义书彷佛是根本不存在的。
碰到这种情形,那些学者大伤脑筋,费尽心血,探求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他们有的说,摩诃婆罗多里面的那几篇哲学诗恰好是从奥义书到佛教和其他梵衲学派的桥梁。
这当然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如果赞许我上面做的那一些剖析,不但不会涌现这样的征象,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佛教在印度和印度以外盛衰的缘故原由。
佛教扎根在被压迫的原始居民中间,提出了统统皆苦的学说,符合了一部分人的想法(当然也就麻醉了他们)。
它相信循环业报,从而反对了种姓制度。
它基本上是无差异地对待统统种姓的,它不像婆罗门那样排斥异己,不把社会分割得七零八碎。
它反对婆罗门杀牲敬拜,迎合了农人的欲望。
佛教徒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靠布施为生,但是他们不许霸占任何财物,屋子、牛羊、地皮等都不许霸占,不许做生意,不许触摸金银,因此同公民的抵牾不大。
佛教主见利用公民大众的措辞,这就比婆罗门利用梵文大大地有利于靠近公民、宣扬教义。
它反对苦行,在这一点上,又比其他梵衲教派占了上风。
由于这一些缘故原由,它在印度由小而大,终于成了大王朝的国教。
输出印度往后,由于它无差异地对待统统民族,因而在一些亚洲国家盛行起来,一贯盛行到本日。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颠倒了的现实的理论。
佛教当然也是这样,等到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再颠倒现实的时候,佛教生存的根本也就会逐渐消散。

作者: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