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时兴的网络空间“豆瓣读书”中，这本书被给出了近8分的高评价，个中有个评价说：这是目前最好的党史，把稳，不是之一。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并不因韶光的流逝而消逝，这也是一本精良的历史著作常日所应具有的品质。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几十余年后的本日，由这本书的紧张作者之一金冲及师长西席根据当年条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表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的多次发言概要，尤其是他对付中共党史编写方针和历史评价方面的诸多意见，极具启迪意义。
如金冲及师长西席所言：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他“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主要事宜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事情，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发言中也每每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凡人没有想到的主要意见，可以启示人们去思考。”
那么，胡乔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究竟起到了若何主要的浸染呢？
作为资深政治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开拓者，胡乔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提要挈领、要言不烦的辅导性辞吐中，个中他着重强调、反复强调的便是“新意”。
诸如：“要使人看了以为有新意”；“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述的，乃至忽略的，而现在须要阐明、解释、强调的内容。”
关于“新意”，他还有较长的一段言说：“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在不雅观察历史，历史须要不断重新不雅观察，每次不雅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不雅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大略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繁芜的，要宣扬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繁芜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金冲及著，中心文献出版社出版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知识，实在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大略。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主流学科，但是，党史研究的定位，由于各类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其它的缘故原由，又未必是那么明确的。
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气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重复无常，合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于此可知，胡乔木对付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实质不能不说是了然于胸的。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胡乔木心目中的党史“新意”呢？
胡乔木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发言中，在认清党史事情战斗性的条件下，特殊强调的是，“要加强党史事情的科学性”；提出“我们须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他对党史的评价，尤其是对1949年往后党史的评价中，那些被认为是不太好写，有些“敏感”的问题，胡乔木却并不避讳，直白道来，言谈确实颇具“新意”。
例如，他明确提出，“‘互助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这是人为的高潮”；“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便是任意的。”“1957年以前，毛主席事情里的任意性、事情辅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这样的认识，与那些墨守成规之见比较，该当说确有其高明之处。
胡乔木对付党史“新意”的理解，更多地可以从他对“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响出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发言中，胡乔木对“极左”思潮和“文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和批驳态度。他认为，中共历史中“左”的方向具有“历史的、盲目的惯性”，“对20年的‘左倾’要负责批评”。在这样的认识辅导下，胡乔木亲自动笔，对这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颇具意义的修正见地。
例如，书中原稿有这样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胡乔木批注说：“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由于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据此修正为：“文革”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
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懦弱了，该当说这是完备缺点的”。他特殊强调说：“缺点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感到我们在掩护，不敢打仗。”以是，胡绳认为，胡乔木“贯穿在这些修正见地中的根本精神便是，要当心右，但紧张是防止‘左’。”联系到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说，胡乔木对党史要去陈言、有新意的突出强调，对付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至关主要的浸染。
胡乔木对付党史研究“新意”的理解，不仅表现在写作辅导思想和详细内容方面，也包括对付写作方法甚而是笔墨表达的重视。
他提出，写书的思路和条理要清楚，不能“吞吐其辞，躲躲闪闪”；“不能像讲课那样，讲一堂，灌一堂”。普通地说，便是论著作者的不雅观点和意见要明确，但是，不雅观点和意见的表达要留有余地，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避免一种硬邦邦的强逼人接管的觉得”；“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成”；“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你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可以看得津津有味。”
胡乔木身体力行，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简洁利落，流畅可读，很不像是我们惯常所见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写作态度。以是，著名的文史大家钱钟书师长西席称胡乔木的这篇《题记》写得“思维严密，词章讲求”。
胡乔木师长西席是革命家和政治家，然而，从他的党史研究发言中，我们也可以领会他所具有的学者或文人的深厚底色以及他以历史过来人身份的深入思考，这或许也是他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导者的成功之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4年1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