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道光时期的人不睬解这样做。鸦片之战虽然败了，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役之后，正如在战役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败北的教训，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期不同了，这才思考改革。
我们试着再进一步地研究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但内政毕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第一次天下大战以前， 德国的外交失落败了，以是战役也失落败了。然而由于德海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他又规复他的地位了，这便是独立重生。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糜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约有二千万，到了嘉庆五年( 1800)增加到三切切。百年之内竞有十五倍的增加 ! 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征战及清政府有操持地屠杀汉人，如扬州旬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却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个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便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道利用科学节制生养；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祖国平易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期。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便是水源不敷，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落。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喷鼻香拜佛，太息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蜕变。等到强盗起，公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负责，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期。后来逐步地统治阶级的希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上进。并且旧社会里，宦海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且都名利两全，其所得每每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 : 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由于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意见，过于乐不雅观。前清代的翰林， 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 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师长西席，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成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身? 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史做后盾？仗官势发财? 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苦处业者集中于宦海。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职员总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亦每天加多。以是，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楚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贫污更加厉害，公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拔除的权臣和珅，其积有私产就到了九切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环境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无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瑶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专横獗。这还是堂堂皇皇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险些各处皆是。
泰西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楚万分，道德已部分地失落其维系力。我们一壁须接管新的文化，一壁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