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是说汉字在书本中构造的组成。中国古书，因早期材质所限，又或用语习气不同，积生出许多计量单位，最常见如“篇”与“卷”。
▌【汉】帛书《阴阳五行甲篇》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战国】竹简《筮法》 清华大学藏
我国现存最早的汉代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个中所载书本的统计单位即“篇”或“卷”。但也有“卷”“篇”数并列标出的情形，绝少不注数。总体上，以“卷”打算的书不如以“篇”打算的多。例如《汉书·艺文志》记孔门学案三种，便是用到“卷”与“篇”两种单位：“《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不过在随后的历代书目中，至少从《隋书·经籍志》始，基本上就都只用“卷”作单位了。到本日，作为书本计量单位的“卷”已绝少涌如今生活中，取而代之书本的计量是“本”或“册”，文章则多用“篇”。当代人见到“卷”字，每每只能遐想起一卷卷简牍旧帛。
钱存训师长西席曾在《书于竹帛》中写到：“历代史籍目录上的记载亦可表示出书写材料变迁的趋势，即时期愈后，则用作简牍单位的‘篇’字渐少，而用作帛书单位的‘卷’字渐增。《汉书·艺文志》中四分之三皆着录为‘篇’，仅四分之一为‘卷’。到了东汉，着录之篇、卷各占半数。至三国时期，卷轴之数已超过简牍。及至晋代，纸已普遍利用，简牍之书已不经见，显然全为卷轴所取代。”
诚然，这些用词上的变革不仅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更直接管到书本形制本身的影响，反响一个时期的科技、文化之特色。然而，事实情形并不如钱师长西席说的那样大略。
二
计量单位的变迁，一方面表示在措词的变革上，更多则是“相沿相承”，字还是那个字，意思却已悄然转变。历史沿用，约定俗成，相称于借尸还魂。
▌【战国】竹简《金滕》清华大学藏
今人已易知，书之载体会因时而异，先秦有简牍与缣帛，故《墨子·明鬼》曰：“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汉始兼用纸张，故《后汉书·宦者列者》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个中又明确“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一语，指出早期“纸”字的涵指与现今有所不同。这一点，有居延汉简记述“五十一纸重五斤”字句为佐证。
蔡伦后，作为书写材料的纸张才渐行天下。《初学记》卷十一载桓玄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皆以黄纸代之。”可见，简牍作为书写载体，直到魏晋时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三
叶岚师长西席对《汉书·艺文志》中的“卷”与“篇”用法曾进行详尽统计，得出《汉志》计数以“篇”为紧张单位，个中以《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中最多见。纯“卷”的计法则基本上涌如今《数术略》和《方技略》中。
众所周知，《汉志》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排序分先后贵贱，每略不仅地位有别，性子也不尽相同。如果说说“篇”“卷”乃简、帛之分，那么以简、帛本钱的高低来看，汉代人所重视的六艺与诸子文籍多是价格低廉、阅读起来颇为费力的简牍，而主要性靠后的方术类书本却大多是材质贵重、轻便的缣帛，这彷佛不符合常理。
持此说者的另一个推论是“篇”乃图书原来，“卷”是校雠定本，这一结论在叶岚师长西席的文章中也被否定。乃至事实恰好相反，“篇”才有可能指订正本。虽然对本日而言，《汉书·艺文志》中的统计体例仍尚有疑问，但我们已经可以作出一些更加详尽准确的推断。
个中“篇”“卷”组合利用的情形，可视为一个打破口，如孝经家有：“《尔雅》三卷二十篇”。一样平常阐明为“二十篇”是为“三卷”的构造补充，属于附注而非正文。
但合算《汉书·艺文志》的小计却创造是“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如果二十篇为三卷的构造，那么怎么算孝经家都会差20篇目，这恰能证明文中“二十卷”不是附注，应有蒙上省或是传抄遗漏了《尔雅》书名，属于不同于“《尔雅》三卷”本的另一个本子。
另两个“卷”与“篇”并列的例子，一在“《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误）篇”，一在“《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皆有蒙上省“经”名的情形。
从《汉书》文本分析尚有一例铁证，见《汉书·扬雄传上》：“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这里先交代扬雄仿《离骚》“一篇”作了《广骚》，又交代其仿《惜诵》以下（现存《楚辞》篇次是：《惜诵》—《涉江》—《哀郢》— 《抽思》— 《怀沙》共五篇）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
至此，“篇”与“卷”在《汉书》中的利用差异不言而喻，即“篇”因此文籍文章的篇幅为计量单位，“卷”则因此文籍的外在载体为计量单位，几篇可合缀称为一卷，知识而已，并非是竹书与帛书的差异。
《汉书》作为史籍，言事精髓精辟，体例严密，历来为人所称道，班固分述“卷”与“篇”应非任意为之。换而言之，若我们承认“卷即因篇而殊名也”，亦难以阐明班固为何要作此分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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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曹宁师长西席断论：“对《汉志》书目着录而言，从逻辑而非实际数量上讲，卷是常态，是规范的着录形式；而篇是特例，是简省的着录形式。篇同时也是卷，而卷则未必是篇。这便是《汉志》在总结全书时不以篇称而以卷称的缘故原由 。至于《汉志》六略所载文献在实际数量上篇数要多于卷数，紧张是由于向、歆校理群书时，刻意对大部分文献采纳了‘一篇以一卷载之’的处理办法。”
姑且不谈《汉书》中谁是“标准”谁是“特例”，汉代人“卷”与“篇”的差异用法，在同期间的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表示。
《东不雅观汉记·桓谭》载：“光武读之，刔言卷大，令皆别为高下，凡二十九篇。”盖一卷甚巨，持拿翻阅颇为不便，从而分之为高下两卷，一共二十九篇。一“卷”书可以是一“篇”，也可以是多少“篇”，就目前所见的出土简牍材料而言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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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玉海》引东晋王隐《晋书》：“太康元年。汲郡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周时古文也。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高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此处，竹书单位全部用卷。
相反，成书更晚的唐代官方版《晋书·束皙传》却说：“大凡七十五篇”。显然王隐是作“篇”而为“卷”，一卷即是一篇，而唐《晋书》时人未得见汲古竹书，所记篇籍着数必是引用古人材料。
于此剖析，至迟在两晋期间“卷”与“篇”就有同义而别名的情形。
本文根据泓社丛谈专栏《论两汉魏晋书本中“篇”与“卷”的差异》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9年《收藏》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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