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当代的散文之最大特色，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此论颇有见地。例如，朱自清的温和细腻，冰心的深情委婉，鲁迅的沉着冷峻，均是各家散文无可替代的个性标记。乃至可以说，纵览当代散文史所载录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作家光鲜个性的反响。
“散文表现个性”这一命题，很随意马虎让人产生“文如其人”的遐想。如果“个性”意味着个人化、私人性，那么“个性”之于“为人”和“为文”的效用值得细究。从一样平常的认知来看，在为人方面，弱化个人化和私人性的态度，有助于个人成功融入群体，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在为文方面，强化个人化和私人性的色彩，却有助于形成个体风格，可谓“笔墨有私风格显”。但从文学创作的格局来看，作家若自拘于一方天地，固执于一己感想熏染，沉溺于一种意见意义，只能使文学变成与人无关的自娱自乐乃至是无病呻吟，而无法走向更为开阔远大的境界。或许正是有鉴于此，郁达夫不无当心地补充道：当代散文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应以“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为特色。
以我之见，郁达夫实在从理论上揭示了散文写作的辩证法：散文写作既然源于表现个性的需求，势必要烙上作者的精神印记，乃至可以成为个人的精神自传；若要与时期和社会发生关联，作者就不能知足于独抒怀抱，而应瞩目于大千天下。作者所写，唯其体验至深，故能打动人心；唯其肚量胸襟宽广，故能与更多人共享。当代散文大家林斤澜说过，散文的奥秘正在于“散”和“文”。我想，如果“文”是指作者的个性和文采，那么“散”则是指作者的视野和肚量胸襟。作者的个性初步标识其散文的特色，其散文的格局则取决于作者的肚量胸襟。阅读罗铮的散文，更使我坚信这一点。
罗铮是近年来较为生动的散文作者，已经在《公民日报》《光明日报》《美文》等多家报刊上揭橥不少篇章。从题材上看，这些散文大致可以分为几类：记述村落庄人事，如《钟三秀一家》《洗麻袋的兄弟》等；怀想历史人物，如《吴三桂》《屈身安人“不倒翁”》等；游览风景名胜，如《郁孤台上思稼轩》《鹅湖行吟》等；描摹个人心迹，如《棱镜》《遗失落与重现》等。透过这些笔墨，可以看到一位敏于感悟、勤于写作、乐于省思的年轻作家形象。由于惯于静不雅观、谛听，他总能用素朴的笔墨，在繁盛热闹繁荣确当下辟出一方思想的空间。最能表示罗铮创作个性的，是他晚近揭橥的长文《遗失落与重现》。瞩目午后的一杯清茶，瞥见清晨的一株绿草，均有可能触产生发火者的文思：或为有时的重逢而感慨，或为生命的张力而惊叹。自然而然的，在静思默想中，一道熟习的声响，竟引出了一段城市生活的变迁史；一片安宁的沙洲，却引发了一支鄱阳水域的赞颂曲……罗铮文思的触媒每每是极为眇小的事物，却每每引领他进入极为广阔的天下。
罗铮坚信，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期，文学仍旧能够且应连续给人以信念。如果天下无情地强加人以变革与遗失落，那么写作的义务则是有情地重现与升华。他如此写道：“只管我无力关心更多，但在一次次有时中，遗失落重现的过程，我找到了一个个不雅观察天下的方位。它们率先带来深切的快感，或痛感，再顺势把我的思维带离日常轨道，去温暖未曾被思想温度覆盖的远方。”这段话集中显示了罗铮散文创作的个性：向天下洞开自我，追随影象中最真切的感想熏染，不刻意，不造作，在持续而自觉的省思中，不断提升自我。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领会文学的奥秘与力量：天下的运转使人不断体验着遗失落，但文学使人不断得到新的不雅观察天下的方位，进而企望远方的诗意。
朴素真切的情绪，使罗铮散文逐步形成光鲜的个性；高下求索的目光，则使其创作从一开始就显露开阔的肚量胸襟。罗铮出生和发展在城市，但血脉源自村落庄。在绝大多数年轻作者那里，这种横跨城乡的发展背景，每每只是外化为“在城望乡”的叙事视角。城市近在面前，五色斑斓，多姿多彩，生动而活泼，随时等待着作家打量和书写；村落庄日渐远去，影象虽在，然而脸庞逐渐模糊，终极成为褪色的相片和斑驳的故事。但在罗铮笔下，村落庄题材的笔墨，却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讶异。罗铮从不描写诗情画意的村落庄风光，而是爱慕于对村落庄人物命运的讲述：个中熟年近半百却毅然辞职创业的老严（《原点》）；有一辈子费力持家、造福儿女的钟三秀（《钟三秀一家》）；有半路出家却技艺出神入化、家境焕然一新的老罗（《老罗的“砖艺”》）；有陶醉于吟唱红歌和军歌的罗文堂（《文堂歌事》）；有插队山村落却因爱情而扎根乡土的上海姑娘（《火花》）；有坚持原则、善良本分的普通劳动者，如“我”爷爷（《苦难醇喷鼻香》）；就连默默流淌的小河，也由于“潜藏着丰硕的生命之道”而得以单独亮相（《河道，河道》）。罗铮村落庄画卷的主角，与其说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不如说是这些人身上所共同表示的精神。其紧张内涵，便是善良、勤恳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在这类作品中，罗铮自觉摒弃想象和虚构，甘当不雅观察员和记录者，更为真切地表示了其情系乡土的肚量胸襟。
置身城市、回望村落庄的同时，罗铮也在立足当下、回溯历史。他显然明白，犹如城市的根脉在村落庄，当下的根脉在历史。中国文学自有历史感怀的传统，罗铮的笔墨当然也可以在这流脉中得到评说。但罗铮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更迭本身，而是历史更迭之中的个人。勘察人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迹，始终是令罗铮愉快的课题，他本人的足迹因此从赣鄱大地伸向山海关。不过，无论游览何处风景名胜，罗铮从未纯粹地状写自然风光，而是细心辨认历史文化名人的印迹和影响。如此写法，不免使山水游记变成了历史感怀，但也展示了一位年轻作者的视野和肚量胸襟。
罗铮在《棱镜》中描述过许多棱镜。它可能是一副眼镜、一排玻璃，也可以是一条小河，但它始终默默注目着周边的人和事，并用自己的视角“丰富着本已富饶丰裕的历史影象和抒怀张力”。罗铮的散文，也可视作这样的棱镜。朴素真切的个性，使其散文具备成为“历史影象”的品质，置身当下城市却不断回望历史和乡土，则是其“抒怀张力”的紧张来源。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8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