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刚穿上新衣的我，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古时候，在西藏碰着战役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颂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颂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多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共和国出身，解放西藏，汉藏联络……西藏刚得到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通往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四百公里路，是畜生踏出的小路和行人双脚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起的烦躁寂寞，艰费力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顾虑，百味杂陈咽进肚里。再从那曲镇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两千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超过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条江河。经由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二十五天，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笔墨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探求宿舍。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洁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个平方米，摆着四张高下双层床，住着八个学生。五层高的传授教化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解释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迢遥的西藏飞到咸阳俏丽的校园。上课第一天，在通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先容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心神专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仪表堂堂，体格平均，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负责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异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起辛劳了，这学校你们喜好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间隔，贴近了民族情绪，更让我产生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及“你用饭了没有”；教的前三个汉字是“你、我、他”。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平，以是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三千多逻辑学生，不论出身，学校等量齐观，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十三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只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只管西席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
教诲能改变人的命运。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进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培植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能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豪杰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殊存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音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措辞的发音办法。教汉语，没有教材只有提要，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传授教化条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五年多的韶光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三千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殊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当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教室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末了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韶光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教室前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长方形的木框内贴满精良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扬信，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最前面。我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想读《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这些书当时被视为“闲书”。我于是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费钱去租，有空就读，还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动手电筒来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俏丽的校院》，可以描写不同时令的风景，抒发对老师的情绪，还可以写同学之间的交情。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颂学校的长诗。我交完作业心里忐忑不定，总以为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产生发火文的时候，还是“压轴”，这就吃了定心丸。但这次老师没有念给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簿一看，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把稳不能好高骛远”映入眼帘。对前一句话有点志得意满，后一句不便是批评我还不会走就想跑吗？
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汉语普通话比赛，在三千逻辑学生中我得了第三名，缘故原由是朗诵中卷舌发音不标准，老师有些失落望。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我得到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取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糕点，把一半分给我吃。在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褒奖。老师的一举一动鼓起了我的写作激情，就像鼓满船帆的风，勉励着我不断远航。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将我出版的散文集和专著送给他们，还见告他们，中篇小说《江贡》获奖，部分散文集翻译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师们的恩情我常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最高兴的是老师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风姿如故，威严如故。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陈老师见证西藏和平解放，存心培养藏族学生。他对我的无私付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就像新中国无数的教诲事情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样。
(作者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 公民日报 》( 2019年05月27日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