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究竟是什么？恐怕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国学可大可小，小到诗词歌赋，大到儒释道，凡是跟传统文化能扯上关系的学问，通通可以被纳入国学的范畴。以至于当今许多人调侃说，国学是一锅大杂烩，能放进来的食材，末了都可以被有心人烹饪成美味，至于有没有营养，亲自尝一下便知。
不可否认，国学是一套完全而丰硕的文化学术体系。生平深居简出、苦心孤诣，能在这个体系里节制了多种学问，有很深成绩，并且德才兼备的人，方可被戴上“国学大师”的桂冠。如，近一百年来，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冯友兰等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他们通过举一反三，熔古铸今，打通了不同学问之间的界线，创造出许多刺目耀眼的学术高峰，他们被公认为国学大师，没有什么异议。
国学大师就像延绵不绝的山脉，不但崇高，在多个独门学科上创造了让人仰视的高峰，而且肚量胸襟博大，包罗万象，核阅起来有纵深感，深不可测，一眼看不到边。
如奇峰兀立那样，在独门学科上创造出高峰的人，学术成果显得过于单一，难以成为服众的大师，充其量是一位著名学者。
在当今学界，若论起学问，季羡林（1911年——2009年）绝对称得上是最有分量的著名学者之一，从措辞学、翻译、佛学、历史学，再到文学、国学和教诲，跟人文学科有关的许多领域，他多有阅读，并且造诣斐然，著作等身，当今学界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学者，确实寥寥无几。
季羡林像
再加上他活了98岁高龄，德高望重，把他定位为当今文化界的模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但要把他说成是文化泰斗或国学大师，就值得商榷了。由于他的学术成果不敷以支撑起这样的光彩。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季羡林因此措辞学家的身份著称于世的，他精通汉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吐火罗语、南斯拉夫语、梵语等12种措辞，是当代不多见的措辞学天才。
能节制这么多措辞，源于他在20岁就考取了清华大学泰西文学系，大学四年主修德语，课余韶光一边坚持用德语写作，一边翻译德语作品。
季羡林与饶宗颐
或许是打仗外语较早的缘故，以至于让他在后来的学习中，把大量精力和韶光用在了外语的学习上。尤其从1935年夏季开始，24岁的季羡林有幸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韶光长达10年。这次留学，直接开启了他在措辞学上的天赋，让他探索到了可以同时攻读好几门外语，并把每一门课程学到尽善尽美的好方法。由此，他用这十年光阴打下了远远超过同时期学者的深厚的措辞学根本。在后来，他发挥自己措辞学方面的上风，是迎刃而解的事。
连季羡林自己也承认，在德国留学十年，他除过研讨措辞学之外，对其它学问险些没有阅读过。在研究梵文时，须要对印度的古典文学选读一些，就像研究汉语时必须要阅读唐诗宋词元曲一样，但他身在异国他乡，留学韶光有限，为了争分夺秒地攻读措辞学，他连阅读课外读物的韶光都挤不出来。
季羡林《罗摩衍那》译本
靠着这份刻苦精神，到1945年返国之际，他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位精通多种措辞的专家。
往后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季羡林生平的主要学术贡献，多集中于措辞学方面，在古印度语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佛教史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及印度语文学名著的翻译等领域，他都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尤其在吐火罗语研究和佛教史研究方面，如，他的学术著作《〈福力太子分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以及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都非常具有首创性，补充了我国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空缺。因这些学术成果的流传，他注定会留名青史。
季羡林书法
然而，这些学问很难跟传统国学扯上关系，它们跟国学，完备是两个体系的文化。
如果把季羡林看作是国学大师，不但对同时期的其他国学大师不公正，对季羡林自己也是不公正的，大有冤枉季羡林的嫌疑。就像某人本来是一位精良的小提琴演奏家，却要逼迫人家去弹奏钢琴，岂不是强人所难？也会凸显出是非不分的知识性缺点。
当外界把季羡林定位为国学大师和文化泰斗，常常向外鼓吹时，连季羡林自己都以为很反感，由于他有自知之明，身上流淌着民国文人的遗风，非常看不惯那些钓名沽誉之辈，他不想在历史长河里被千夫所指。
《病榻杂记》
在2007年，借助随笔集《病榻杂记》出版之际，季羡林终于站出来为自己澄清了，他难以忍受被人误解，不喜好自己的身份被外界张冠李戴。他用自己的学问，向人们阐明了国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学者才对得起“泰斗”的称谓。
他进一步昭告天下人：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清闲身。
这便是真实的季羡林，生平命运多舛，却直肚直肠，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这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值得当今所有学者去仰望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