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面对军阀统治、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一群先知预言家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肇端，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中国封建礼教传统进行了剧烈攻击。
1917年，以北京大学为策源地，他们大力实行“文学革命”，倡导口语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彼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师长西席“兼收并包”的办学理念下，不仅招揽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新知识分子，也收受接管了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一批国学大师。双方常常环绕新旧文化开展论战。
黄侃，字季刚，是传统音韵学、笔墨学、训诂学集大成者，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为人性格乖张，我行我素，自高自大，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师兄刘师培被称为“民国三疯子”。
1917年，刚从美国返国任教的胡适就在《新青年》揭橥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口语文。此时的胡适，颜值爆表，留洋归来，在北京大学吸引了一大批粉丝，他的不雅观点也被大家所接管。
黄侃本来就对新文化极度反感，特殊是当自己的得意学生傅斯年调换门庭，跑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下，这对付国学大师黄侃来说侵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黄侃常常当面驳诘胡适，让对方下不来台。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口语文完备是虚情假意，换汤不换药。”胡适不解，黄说：“假如按照口语文来说，你的名字不应该叫胡适，该当叫‘到哪里去’。”
每到黄侃上课，开场白一定是批驳新文化和胡适，直到骂爽了才进入正题。
一次，黄侃说：“口语文和文言文孰优孰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解释。比如，胡适的太太去世了，家里人给他发电报，文言文只用四个字‘妻丧速归’，要用口语文说便是‘你的太太去世了，赶紧回来啊’十一个字，电报费要贵两倍，费钱。”全场哄然。
彼时，胡适社会活动太多，很难坐下来做学问，著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上半部，就没有下文了。黄侃借此发挥，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相称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今日胡适可以称为著作监。”众生不解，黄侃接着说：“监者，寺人也。何谓寺人？下面没有了。”众生绝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