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澜 叶菲莫夫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央研究员。
1954—1956年间，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谈论热潮。与其他几朵“金花”紧张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古史分期）及干系问题（中国成本主义抽芽问题、封建地皮所有制问题）不同，“汉民族形成问题”因此论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并不适用（或不完备适用）于阐明汉民族形成问题为出发点的。辩论开始于范文澜在1954年揭橥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学者看来，该文紧张结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称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既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是成本主义时期上升期间的产物的民族定义，更不同于苏联史家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形成的不雅观点。范文澜此文所引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不同意见的交手，实际上则是若何处理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间关系的问题，在更深层面还涉及研究与撰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以及现实民族政策的制订、民族识别事情的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凡此各类，使得“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独特案例。
近几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这场辩论作了回顾与研究，基本理清了辩论中各种不雅观点的依据、主见和话语诉求，明确了由这场辩论所导致的对诸如民族、部族、部落等观点及理论的进一步辨析而对民族问题研究起到的推进浸染，认识到这次辩论与之后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的主体民族等一系列民族史问题谈论间的内在关系。随着近年来更多干系史料的涌现，更由于在环球化趋向影响下民族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国内外不同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不雅观点和研究模式不断呈现，有必要对六十余年前这场辩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辩论对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磋商。
一、范文澜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的起因
20世纪50年代初，通过学习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认识中国历史问题是知识界的热点。当时的《学习》《新培植》《新史学通讯》《历史传授教化》等杂志均开辟专栏，回答各级历史西席和历史爱好者在考试测验利用唯物史不雅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碰着与提出的各种问题。个顶用斯大林民族理论阐明汉民族形成问题所涌现的歧义，率先以此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学习》杂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读者根据斯大林所说民族是“在成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的不雅观点讯问汉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问题提得一针见血、无法回避，由于按照在当时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民族理论，汉民族将被认为是近百年才形成的，这不仅仅是汉族在“这以前能不能称为民族”的问题，而是有悖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早在先秦期间即已逐渐形成、至秦汉期间已基本定型的历史事实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事实的历史认知，也有可能影响到新政权民族政策的制订和刚刚开始的民族识别事情，其潜在影响则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阐释发生质疑。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桂五和荣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刘、荣二人的回答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条件下，找出例证来解释斯大林也曾将成本主义之前的民族称为民族，再结合共同措辞、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个共同”定义，论证汉民族在秦汉统一后就已经形成了。值得一提的是，随后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揭橥了范文澜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概括性地先容了包括汉族与“少数兄弟民族”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变革过程，文中的第二部分题为“汉族是若何形成的”，个中明确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心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有极大主要性的历史事宜，这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由范文澜撰文申明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不雅观点，既解释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阐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可看作是对之前《学习》杂志读者提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又一次正面回应以及对刘桂五、荣孟源的回答的进一步强调。范文澜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只是正面论证“以汉族为基干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统一期间，但是从专门论及“汉族是若何形成的”这一做法来看，解释他在那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性。
只管如此，不同见地依然持续发酵。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发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1卷，书中指出：“经由殷代以至西周之长期的历史融铸，到春秋战国时期，大约皆已渐次同化，而这到秦汉时期，便以汉族之名，涌现中国和天下。”《新培植》杂志揭橥文章，不同意华岗的不雅观点，作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形成和涌如今外国成本主义的侵入使封建社会解体并刺激了中国成本主义发展的期间，即鸦片战役时期，而不能在它以前”。华岗著文回应说斯大林“并没有说在封建社会内就没有形成民族的可能”，并且强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详细所指的是西欧民族，俄罗斯的情形就不一样，中国的情形也不一样，“真正的关键不在引用，而在若何利用它来办理实际问题”。之后《新培植》再揭橥针对华岗的不同见地，作者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坚持“成本主义以前期间没有并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而华岗则认定“中国自秦汉往后，便已涌现过中心集权，有了海内市场，有了经济、领土、措辞、文化的共同性，以是也就涌现了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
从《学习》杂志上和风小雨式的一问一答，到《新培植》杂志上不同见地针锋相对的交手，只管涉及范围和职员有限，但是汉民族形成问题所存在的理论教条与中国历史实际的抵牾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问题本身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不雅观点间的不合难有调和余地。加之1954年初又有学者在《新培植》揭橥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的学习札记，全面阐发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进一步强调“四个共同”“是构成民族的四个特色”和“在成本主义期间以前，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等要点，解释问题依然在酝酿当中，不过该文紧张仅限于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谈论，并未及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因而没有引发争议。范文澜、华岗、荣孟源等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再深入谈论下去，难免会把问题引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质疑和否定，因此连续谈论存在很大难度。然而1954年苏联史家叶菲莫夫文章的揭橥，客不雅观上匆匆使中国史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汉民族形成问题由此引发激烈辩论，遂绽放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辩论的“五朵金花”之一。
时任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专家格·叶菲莫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苏联历史学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一定有名度。1952年，叶菲莫夫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日丹诺夫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学术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约请作为苏联文化事情者代表团成员来访的叶菲莫夫与中国学者举行漫谈会，漫谈会由范文澜主持，陶孟和、郑振铎、罗常培、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40多人参加。叶菲莫夫在漫谈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事情的一样平常情形、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形、苏联科学事情者若何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成员刘大年等中国历史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与叶菲莫夫有过数次互换。
1954年4月，由中心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揭橥叶菲莫夫的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不雅观点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叶菲莫夫的文章因其作者为威信苏联专家身份，更由于此文不雅观点看似是依照在当时不容质疑的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论证得出，如果任其不雅观点流传开来，那么对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阐明可能产生的悲观后果一定十分严重，这就迫使中国史家必须站出来明确、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不雅观点。
从资历、威望、地位、影响等多方面成分看，范文澜或许是挺身而出的最得当人选。距叶菲莫夫文章在《民族问题译丛》揭橥仅仅时隔一个多月，《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就刊出范文澜那篇著名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明确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不雅观点，引发中国史学界的激烈辩论。
一样平常认为，范文澜此文是针对叶菲莫夫文章而撰写揭橥的，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澜在1952年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华公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得到较好的事情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期间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古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大略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为这部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已确定先期全文揭橥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这篇长达4万字旁边的“绪言”，目的在于纠正“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缺陷和缺点”，包括范文澜对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问题的自我批评（非历史主义的不雅观点和阐述方法上的不敷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不雅观点”,个中以阐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内容为重中之重。范文澜看到叶菲莫夫文章后，将此“绪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做了个别的笔墨调度，并增设“中心集权国家即统一国家成立的问题”“自秦汉时起，汉族是否已经形成为民族的问题”两个二级标题后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为题给《历史研究》，文章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个月在《历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揭橥。
这里交代《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一文撰写、刊发的经由是想解释：第一，该文并非单独为文，是范文澜之前为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中的一个部分即“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而早在1950年10月揭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他即已专门阐述了“汉族是若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在新政权建立之后重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为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主要问题成为范文澜重点谈论的工具势所一定。换言之，纵然没有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揭橥，包括力主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不雅观点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也会很快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中揭橥，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3版的“绪言”在一年后出版。第二，从叶文揭橥韶光推测，范文澜撰写“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这部分时，并未读到叶菲莫夫的文章（考虑到叶菲莫夫1952年来访时曾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互换，范文澜或已多少理解到一些叶菲莫夫及干系苏联学者所持汉民族形成不雅观点并在撰写“绪言”干系部分时有一定针对性），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阐明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中国史家既有认知间的抵牾，看到大略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阐明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已经涌现的偏差。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时，改变了此前撰写《中华民族的发展》时那样并未涉及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的做法，而是直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进一步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结论。第三，叶菲莫夫的文章并非是匆匆使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文的唯一缘故原由，充其量只是个导火索。在看到《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揭橥叶菲莫夫文章后，范文澜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节选出先前已经写就的“绪言”中第七部分，有针对性地交由受众更广、更具威信性的《历史研究》揭橥，从而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谈论。
范文澜的文章揭橥后迅即引发辩论，不同意范文澜不雅观点的见地不出猜想地占大多数。纵然在范文澜利用斯大林“四个共同”定义有效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完备能够说得通的情形下，叶菲莫夫的汉民族形成于近代的不雅观点依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相应，实在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景况造成的。对付浩瀚不同见地，范文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重版时，将包含《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的“绪言”收入书中，这也表示他对自己的不雅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刊载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则在其第3辑（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转载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一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学术谈论会，“谈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揭橥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的论文”。三联书店1957年5月将部分谈论文章结集出版（即《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集》），所收第一篇文章便是范文澜此文。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只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也被后人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但是上述举措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视。
二、貌似与神似：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的示范性意义
1951年，范文澜在《新培植》杂志揭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对写成于延安期间、被后人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了“自我反省”。文中重点想要表达的是：由于理论教化不足、材料不敷、撰写韶光仓促等缘故原由，《中国通史简编》“写的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不雅观点的缺点”“因‘借古说今’而危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不雅观点”以及“缺少剖析”“头绪紊乱”的阐述方法等不敷作了专门谈论，他乃至说话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丧失落”。以《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自我反省”的指归实际上已超出《中国通史简编》本身，反响出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发展的学术期许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态度。
1957年3月，范文澜应翦伯赞之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核心内容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紧张问题是教条主义，“把自己限定在某种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韶光、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运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在演讲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哀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态度、不雅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便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详细问题密切结合，得到精确的办理。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办理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
如果将上述对《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反省”与这次北大演讲为难刁难比，可以看出几年间范文澜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过程；如果联系到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以及范文澜在这场辩论中所持的不雅观点与态度，更可以理解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话的分量：“各自的条件不同，苏联是那样结合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这样结合的，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苏联，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处就在这个其揆一也。”“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为了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在“新变无穷”的各种情形下寻求办理问题的方法，范文澜应时捉住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表达自己分歧凡响的不雅观点，此举除了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外，其背后还有“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详细问题密切结合”以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深层意图在内。
叶菲莫夫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在其文章开头即写明：“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作品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时期中，在成本主义上升时期中所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范畴。”由此论证汉民族形成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由于此前已有人因斯大林民族理论而质疑汉民族形成问题，虽有荣孟源、刘桂五、华岗等人加以澄清，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揭橥将会给这些质疑供应有力支持，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产生负面后果，范文澜立即表示对此“要说些话”。在他给刘大年的信中说：“大年同道：这篇稿子（即《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引者注）我想在《历史研究》上揭橥一下……看到叶文，我也要说些话。看《历史研究》登是否可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在简要阐述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后就已成为“一个相称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后，随即提到斯大林的“在成本主义以前的期间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不雅观点，解释“依据这个事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这样的。由于有了成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而中国历史早在秦汉期间就已形成统一国家、形成汉民族整体。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说：“天下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成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冲破封建主义和封建盘据局势而把民族凑集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便是所谓‘当代’民族。”叶菲莫夫据此认定汉民族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中国封建制度消灭与成本主义形成发展期间。范文澜则指出：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后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族”，鸦片战役后，中国的民族成本主义仍旧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紧张形式，“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纽带。也便是说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由于有了成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开始成为民族”。此处的表述非常清楚，即不认同时人理解的斯大林所谓民族是成本主义上升期间发展起来的不雅观点，由于汉民族在封建社会期间早已形成；否定叶菲莫夫所谓“中国民族”形成于近代的结论，认为汉民族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
不消说，汉民族形成问题之以是涌现争议，其症结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论定汉民族的形成期间。从学理层面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把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为“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的详细案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示范，如上所述，范文澜揭橥此文的深刻用意当不仅在于申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以否定叶菲莫夫的不雅观点。事实上，范文中并未提及叶菲莫夫其人其文，由于叶文的不雅观点同样来自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持与叶相似不雅观点的中国学者亦大有人在，他们的不雅观点依据也来自威信理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理论、利用理论，特殊是当理论与事实间发生冲突时，究竟该当以理论阐明事实，还是以事实推翻或改动理论，历史不雅观点的根据来自理论还是事实？范文澜给出明确回答：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中国近代史证明未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可以看作范文澜在1949年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所提示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不能因适应理论而置事实于“以无为有”或“以有为无”，“有”和“无”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威信。蔡美彪说：“此说的提出，打破了斯大林民族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当时是须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正由于此，此说一出，批驳之论即相继而来，但范老仍处之泰然，由于他自傲其说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并与汉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范文澜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发声与论证，即有效阐释了“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的原则，也成为之后他所说的学习理论要“神似”而不能“貌似”的生动实例。
范文澜在1949年往后重写中国通史、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哀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重大变革有关，特殊是涉及诸如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劫夺等学术与政治密切干系的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宜，研究问题的学术视角是建立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现实视角不仅未因学术视角的强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反而更为突出，类似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等则可能上升到掩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刘桂五回顾说：“50年代初，高等党校聘请一位名叫尼基菲罗夫的苏联教授，他来见范老，说要翻译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但要范老删去沙俄侵略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皮的部分，范老当面辨明：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略，绝不编削！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9年修订版中的第4章“第二次鸦片战役·绪言”部分记载沙俄侵略中国领土部分时写道：“第二次鸦片战役时，它（沙俄——引者注）攫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地皮，还装做公道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打单满清的酬谢。”但是，查1955年9月出版的第9版范著《中国近代史》的此处记载，已经变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役时，装做公道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打单满清的酬谢”，即删除了沙俄“攫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地皮”的关键字句，并且在书前的“九版解释”中言及“书中所举的某些外国的残暴、诡诈等，都是指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侵略者，与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公民无涉”。著者虽然“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略”中国大片领土而表示“绝不编削”，但迫于各种压力仍旧对新版《中国近代史》的干系记载有所删除，还要在“解释”中有所“表示”。类似事例同样是影响范文澜学术不雅观点的潜在成分。
反不雅观因《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揭橥所引发的不同见地，多数人不仅不能接管范文澜的见地，而且在激烈批评范文的同时竭力掩护那些分开中国历史实际的或者是尚未完备理解清楚的威信不雅观点。如有人说：“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事理，就一定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社会汉族形成民族的过程是肯定存在的”，“苏联叶菲莫夫同道对中国汉族形成为民族的论点，是比较科学的。”类似说法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中习认为常，可见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对付这些不雅观点，范文澜虽未再撰文回应，但是他早已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写道：“中国通史则须要中国史学事情者自己努力。”此话已充分表达出不能过分迷信外国学者之意。在与苏联等国外历史学者的互换打仗中，范文澜作为资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会比他人更为切实地意识到，中国历史撰述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阐明，话语权必须节制在中国史家自己手中。1955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最热烈的阶段，范文澜在给蔡美彪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对苏联史学事情者过高地看待了。”这句话说得耐人寻味，可以看出经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谈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想熏染到反对教条主义和“不破不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这也是他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寻衅苏联专家和威信理论且“处之泰然”的一个缘故原由。
叶菲莫夫文章揭橥之前，范文澜已经在其先期撰写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论”中全面论证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不雅观点，这可以视为是他自那时起就已经开始致力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举措之一。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揭橥以及范文澜针对该文揭橥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导致汉民族形成问题形成辩论，有一定的有时性（设若叶文没有在中国揭橥，范文澜可能也不会专文揭橥在《历史研究》，大范围辩论或许不会发生）；范文澜通过对多少中国历史上详细问题的阐述，以破除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在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有其一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不应仅勾留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本身来解读这场辩论，还该当认识到在这场辩论的背后范文澜力争纠正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培植的深刻用意。对付中国史学而言，不论在何种语境下，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三、一样平常与独特：“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汉族”这个共同体的久已存在，是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定性剖析则须要在历史书写的理论层面予以办理，所面对的不仅是“汉族”这个单独的研究工具，原则上要梳理清楚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从而得出判断的标准，再结合某个民族的详细情形加以阐释，这就构成了史实、材料、理论与现实间的抵牾凑集体。对包括汉民族形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的阐释，一贯便是极其繁芜的历史问题。
至民国期间，“中华民族”的称谓渐成共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学者重视，数部中国民族史专著相继问世，各种中国通史也非常重视对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的阐述。个中，有关汉民族形成问题，更集中于谈论“汉族”名称起源（如华族、商族、中原族等）以及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领悟、交往以及抵牾冲突的过程，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显得并不十分突出。
以民国期间三部最有名的中国民族史著述而言，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认为“邃古至唐虞三代”是汉族的“胚胎时期”，春秋战国期间是汉族的“腐化时期”，秦汉期间是汉族的“休养时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总论”部分先容“汉族”时认为：“其奄有中国本部，盖定于秦、汉平南越开西南夷之日。自此往后，其盛衰之迹，即普通中国历史，大家知之。”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指出：“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打仗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中原之名遂再变。自此往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只管论证的依据、办法各有特点，但是将汉民族的形成视为一个漫长发展过程、到秦汉期间基本确定这一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认为秦汉期间“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称大国”。张荫麟《中国史纲》谈论的是“周代诸夏与外族”，书中认为汉族是经由夏商周三代“参伍综错的同化浸染缚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付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并自称为‘华’。‘中华民国’的‘华’字就起源于此”。钱穆《国史大纲》侧重论述中原文化的发祥和演进，认为自从有了中国历史便有了汉民族，虽秦统一后“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但是其形成韶光并不是问题，其形成过程才是须要阐明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述及上古三代民族形成与变迁时谓之“夏族之扩展”， 而作者在11年之后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已改称“汉族之扩展”，他说：“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领悟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汉族之扩展”自黄帝始。总的来看，从“夏族”到“汉族”的变革，反响的是“汉族”和“中华民族”在称谓上的进一步明确。汉民族在当时被较为普遍地认为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际，到秦汉期间便已基本定型。
大约在同一个期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民族问题上的阐释另有特点。1929年，中共早期理论家李达撰写的《民族问题》出版，作者表示该书“都是根据一样平常大实践者的辅导事理写下来的，我自己并没有参加什么见地”。书中转述“大实践者”（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所谓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生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他并将民族问题置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认为民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与成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期间及地点同等的”。书中并未论及汉民族或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但是作者强调“虽然只就一样平常的民族问题立论，而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了”，其所述民族的形成“是与成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期间及地点同等的”，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大体也可说是包括在内”，已隐约显示出与前述盛行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史撰述中的汉民族形成之见地并不一致。
与此附近的不雅观点是时任中共中心宣扬部秘书长杨松于1938年在《解放周刊》揭橥的文章，引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成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教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该文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较早论述，文中所强调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汉族和“汉化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不雅观点，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有主要影响，对驳斥日本军国主义所谓“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理观点”的侵略理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依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中国人”视为近代民族，把中华民族的“多元”视为“部落、种族”等不雅观点，则反响了其认识的不敷。事实上，纵然套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共同的定义，杨松在文中也指出“中国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风尚、习气等等，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这与其“中国人是一个近代的民族”的不雅观点是自相抵牾的。
李达写《民族问题》，目的在于“要理解天下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杨松写《论民族》，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他们紧张是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理论和现实政治层面对民族问题进行论述，其重点也不是谈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到吕振羽撰写出版《中国民族简史》的1948年，地皮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须要办理的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虽然吕著的撰述同样出于现实目的，但吕振羽是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民族简史》是一部历史著作，这便决定了此书更要从历史层面梳理中华民族及作为其主体的汉族的产生、发展过程。在这本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第一次系统地稽核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的著作中，吕振羽首先明确的是：“汉族是全天下第一位人口浩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紧张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残酷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可以这样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汉族是中华民族的紧张部分，中华民族具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汉族自然也具有四千年的历史。作者专章论述汉民族形成的历史：“商族和夏族是后来构成华族（或中原族）的两大骨干”，“到秦始皇‘统一’时，他们也都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华族自前汉朝的武帝宣帝往后，便开始叫作汉族。”这个过程，与其他中国民族史论著对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记述总体上并无太大差别。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当时论述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斯大林的民族是成本主义上升期间的产物的不雅观点和“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这紧张表现在他用“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论述近代以来的汉民族特色：“汉族是有固定领土的”，但是抗战以来，“一小半减弱或消灭了封建剥削”，“在大半的领土上，还是封建年夜班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汉族的领土还是被分裂为两种形态”；汉族的经济生活，“大后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解放区则是新民主主义初期的形态”；笔墨措辞方面，“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阶级性的现有措辞笔墨的完备统一，还须经历一个革命的过程”；汉族在文化生理状态方面，“是有着共同特色的”，但是存在着新、旧两种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严格的意义说，汉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备当代化的独立民族，还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出，与李达、杨松等人单向论述民族理论不同的是，吕振羽撰写中国民族史一定要从史实出发阐述汉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汉期间的历史事实，只是在论及近代往后的民族问题时利用了“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并将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视为“当代民族”，以此标准认为汉民族还不是“完备当代化的独立民族”，从而将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与成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期间及地点同等的”不雅观点贯彻于对汉民族的阐明中。在本日看来，这种变通并不准确，却反响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理论、历史和现实诸成分中论述民族问题时的抵牾处境。
综上，汉民族形成问题很早便已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汉民族自周秦以来经不断发展变革而在秦汉统一之后基本形成，这在近代中国史学中是大致相同的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这个问题之以是涌现不一样的阐明，是在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吕振羽、杨松等人对这个问题的阐明与中国的传统认知和多数中国史家历史撰述中的不雅观点存在差异，只是在当时情形下没有引起过多关注，也没有因此而形成辩论局势。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形成问题顺理成章地得以凸显，破解这个问题亦成当务之急。在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一文中，对当时所理解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两个要点（即“民族是在成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和“四个共同”），前者被否定，后者被接管；因前者得出的结论（即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形成于19—20世纪之间）被后者规定的原则所推翻。在当时情形下，范文澜是在一定程度地认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条件下阐述自己的不雅观点，于是形成了文章中用中国古典文献材料肯定“四个共同”原则、用历史事实否定叶菲莫夫不雅观点，并由此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表述办法。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措辞、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生理本色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色只要短缺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范文澜用《礼记·中庸》托名孔子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证明，“今天下”便是秦统一往后，“车同轨”对应于“共同经济生活”，“书同文”对应于“共同措辞”，“行同伦”对应于“共同文化”，“长城之内的广大边陲”为“共同地域”。“依据上述事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色是初步具备了，往后则是长期的连续发展着。”在这里，范文澜以斯大林“四个共同”民族定义为依据，用“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证明中国秦汉期间的历史即符合这一理论，从而进一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这是一个充满睿智的论证思路，在当时就有人表示赞许：“（斯大林）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在秦汉往后的封建社会里是具备了的，不过由于那是中国分外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不能以成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范文澜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是“利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特色的理论剖析来证明汉民族形成于2000多年前秦汉期间的第一人”。然而，纵然是看似完美地将“四个共同”理论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结合在一起，斯大林的“民族是在成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定义对付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结论来说，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障碍。只管范文澜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未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对此历史事实更“不应以无为有”，但是却不敷以消解理论和威信对时人的强势影响力。范文澜便以“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为学理原则，着重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通不雅观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缘故原由》一文，“独特”二字是涌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如：“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在中国，对欧洲说来，却是一种独特的封建地皮所有制”，中国“有可能变革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这样巨大的民族之以是存在并发展，当然不能是有时的。紧张缘故原由之一便是由于它在独特的条件下很早就形成为民族。”突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与欧洲等其他“封建制度”不同的独特形态，比较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论证符合于“四个共同”理论，更具一样平常性意义。只管已有学者在强调范文澜“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实在是一个值得负责反思的睿见”的同时，也指出“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未必就真‘分外’，而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未必就很‘独特’”，但就当时的学术语境而言，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恐怕已经是范文澜试图破除威信理论的光环所能够择取的最好选项了，也可视为范文澜回避理论难点的策略。从另一方面说，汉民族形成于何时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在当时，更深层地反响的是若何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待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问题，是如何结合经典作家的干系理论阐述中国历史实际的问题，这与上文所述范文澜希望纠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征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少数学者持与范文澜附近的不雅观点，其详细内容与表述办法则各不相同。章冠英认为，汉民族是在“秦汉往后地主经济制度的封建社会里的独特民族阶段”，这与范文澜的不雅观点有同等之处；作者又说，“资产阶级汉民族的涌现，是随着中国成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消长而变革着的”，这与范文澜的“汉民族不是资产阶级民族”的不雅观点相异。李亚农在1956年3月脱稿的《西周与东周》一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分外性……该当迟到十六、七世纪才涌现的各地区的溶合以及民族的联系，却早在两千年前就涌现于古代中国，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眼花缭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华民族是形成于鸦片战役期间；有的又说：不，中华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第三者说：是宋朝；第四个说：是唐代；最年夜胆的又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说法甚多，但我们并不打算来参加这一辩论，我们只想根据着详细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详细的历史事实”可以看作是呼应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作者不仅将范文澜称为“最年夜胆的”，而且其结论也与“最年夜胆的”不雅观点基本同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可争议地，在哀求形玉成国市场的经济根本上，涌现了一个具有共同的边陲、血统、言语、文化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李亚农所说的秦统一后“哀求形玉成国市场的经济根本”，与范文澜所说的“独特的社会条件”也存在差异。另一位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在1954年8月的一次漫谈会上说，对付汉民族形成问题“范师长西席的说法和斯大林所说多少有些出入，这一点是范师长西席自己交代明白的”，“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观点出发”，“一定拘守斯大林对付民族和部族的说法，是不是会陷于从观点出发呢”。嵇文甫在这里虽未明确表态，却也不丢脸出他的不雅观点方向。吕振羽则私下表示：“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我自己也还钻得不深；但认为我国和天下其他多民族国家有共性，但又有极大的分外性。”比较于嵇文甫的欲言又止，章、李两位分别置身辩论圈中和圈外表示赞许汉民族形成于秦统一后的不雅观点，却有保留地把汉民族形成联系于成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见地，更可见范文澜的“年夜胆”。
因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谈论而结集出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集》，书中收入的7篇谈论文章中除1篇文章外，都是据斯大林或叶菲莫夫的不雅观点回嘴范文的；1954年11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举办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谈论会上，反对见地也占绝大多数。反对见地紧张是责怪范文澜的不雅观点与斯大林的民族是成本主义上升期间的产物的理论相悖、论证中分开了民族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将“四个共同”的原则机器地照搬于汉民族问题上等，大体都因此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是否将社会经济成分置于紧张成分等作为理论或方法论预设，而忽略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范文澜文章中所强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却被批评者警示“这便有着严重的危险性”，并被扣上“分外民族论”的帽子。倒是刊载过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在同年第4辑又刊发了一篇苏联学者弗·阿·鲁宾写的评论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书评，文章批评吕著“没有试图看出古代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措辞同等、领土同等、经济同等和文化同等的那些要素”，“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当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创立中国古代社会多少同等的要素中曾进行了一次最大的变革。作者对付秦始皇时期汉族形成的意义估计不敷”。这个见地在当时被批评范文澜的声音埋没，在辩论中无人提及。这就难怪有研究者发出感慨：“到底是谁束缚谁？是斯大林的定义束缚了我们的思维，还是我们思维囿住了我们的思考。”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辩论在当时因各类缘故原由并没有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性认识，但正如有学者所说：“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认为汉民族在秦汉时已逐渐形成，而不是如此大林所说的，必须到成本主义时期才能形成民族。范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谈论，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所谓“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是经由了一段期间的积淀与反思过程后逐渐反响出来的。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称：“在秦汉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 这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定论。此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等干系撰述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的不雅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如1994年出版的由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写道：“汉族的前身即先秦的中原，中原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为民族，但还未能统一。”“秦统一往后，继之以两汉4个世纪的大统一。中原不仅形成统一的民族，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其族称亦因汉朝的影响深远而被称为汉人。”徐杰舜认为：“从秦至西汉，这时中原民族发展、转化成了汉民族。”陈连开也指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中原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色则形成于秦汉期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认为：“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往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 也明确了汉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实。
末了须要指出的是：当年辩论的焦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问题看似已尘埃落定，然而这场辩论反响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对威信理论和不雅观点的各种态度、对事实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等，对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都有主要代价，对反思目前关于民族史问题的各种建构、解构论也不无启示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放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环绕民族的定义、民族的称谓、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阐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与“正统”之争，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中外学者的旧见新说纷至沓来。比拟60多年前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辩论”，一些中国学者对各种民族理论的“追随”或“创新”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范文澜在各种压力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哀求神似”的原则、结合斯大林民族理论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期间，申明“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时下部分学者在故意无意追随“新威信”和“新理论”的同时，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汉化举措及影响，“以有为无”地忽略或忽略中国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多重性、开放性和原谅性特色。范文澜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未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当今有些学者则论证直到近代“民族国家”涌现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领悟”，“以无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体”等观点取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叙事。范文澜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上利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再三强调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学者却在“一样平常”与“独特”已不再成为问题症结的时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独特”的履历，将国外学界某些学者以其殖民扩展历史为根本的多少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的阐明体系中。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须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国学者则更看重“与国际接轨”而跟从外国学者“创造”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不雅观点带有当时学术语境的明显印记，然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论过程中各方表达的认知与本日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未必没有关联。无论如何，范文澜所提示的“历史的详细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期，反倒是本日学者在谈论干系问题时该当铭记与寻思的。
注释从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作者：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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