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简又文著，王然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568页，110.00元
一、“长毛”纪念日
今年的1月11日，是太平天国金田叛逆一百七十周年。在前几天的电子邮件中，我对一位国外学者讲，中国学界会在某些主要历史事宜的周年组织一些纪念活动。可是太平天国的周年，彷佛是一个被学界和公众年夜众遗忘的日子。
十年前，在洪秀全故里广州花都举办的金田叛逆研讨会，与会规模和论文质量还差强人意。光阴循环伤无尽。太平天国史遇冷，与专业研究的非常寥落和社会舆论否定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密切干系。如今社会上谈太平色变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心照不宣地选择缄默便不足为奇。
当然，金田叛逆的详细日期，学界颇有争议。罗尔纲师长西席以洪秀全三十八周岁生日的庚戌年十仲春初旬日（1851年1月11日）为金田叛逆日，这是一贯盛行的说法。王庆成师长西席认为金田叛逆是从庚戌年七月到十仲春初各地会众搜集金田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的总称。荣孟源、茅家琦等师长西席持庚戌年十月月朔日（1850年11月4日）说。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习气上以1月11日作为纪念金田叛逆的日子。我方向于认同第三说。因此去年在方案“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讨会”时，我在约请函的开篇写道：“太平天国官书《天兄诏书》载，庚戌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玄月，太平天国叛逆已呈‘八面煷起，起不复熄’之势，《天情道理书》亦载‘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庚戌）十月月朔’。自此，这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人叛逆的最大年夜水，便以金田为出发点，迅速奔突向前，席卷大半个中国，使清王朝的统治一度风雨飘摇，并对晚世中国政局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奈庚子岁瘟疫肆虐，会期一推再推，及至会议经费被收回，只能发布取消。若能实现，该会将负有近四十年来首次在北中国召开全国性太平天国史会议的学术史意义。除了疫情，前述背景或多或少也是这次“长毛”（太平军自称及他称）未能汇合京城开会的一个阻力。
这几年，美国、日本掀起了一股研究“太史”的小热潮，如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菊池秀明的《金田から南京へ：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特殊是《天国之秋》简体中译本曾在书市大卖。2020年，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役的暴力、失落序与去世亡》（台北卫城2020年版）和仓田明子的《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又一度引人瞩目。比较于此，海内的冷寂，令人唏嘘不已。不过聊以抚慰的是，前些日子又收到了简又文师长西席的“新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英文本旧作的中文新译本。
二、风骨与灵气
民国期间是海内太平天国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学界涌现了一批在该专题领域造诣卓著的学者，最为著名的有简又文（人称“太平迷”）、萧一山、郭廷以、罗尔纲、谢兴尧（自称“老长毛”）。后来前三人去了港台，留在大陆的罗、谢成了大陆“太史”泰斗。他们是太平天国研究第一代学者的代表，如果忽略这些大家身上的时期和政治烙印，他们的著作代表了既往“太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8年、1962年，简又文师长西席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三册、《太平天国全史》三册相继在喷鼻香港出版，这是他积毕生之功殚心竭力研究太平天国的结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下简称“该著”）是《太平天国全史》的精编本，1973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其论说主线仍旧依照《太平天国全史》从洪秀全出生至全体运动失落败的韶光延续性。一部史学著作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没有“灵骨”和“灵气”，也便是取决于理论的素养、史料的考辨和史实的建构。至中文本出版之际，该著已四十岁“高龄”，如此“龟龄”，一定有其特色。
在史料方面，简师长西席重视史料发掘和史事考据，不雅观其文末所附文献便知。他从数百种中西文献中钩玄提要，细加校勘，举凡韶光、地点、人物、事宜、事实、典制等诸方面，必得讲求充分，这才能勾勒出一幅太平天国十数年兴衰变迁的历史长卷。在太平天国文献资料还相对零散匮乏的年代，该著参引附列了一些有较大代价的公私著述，个中不少在三十年后才收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中。
野外访察并利用调查所得文书、实物和口述资料，也是该著的史料特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简师长西席就另辟路子，多次赴两广采访洪姓遗裔和稽核天国遗迹，其成果另表示于《金田之游及其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一书。
在西文资料的译介和利用方面，简师长西席重视较早，造诣斐然，该著引用较多的有韩山文的《太平天国叛逆记》、富礼赐的《天京游记》和《北华捷报》。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根据洪仁玕口述，于1854年在喷鼻香港出版《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旋即分期刊载于《北华捷报》，经简师长西席译为中文，改名《太平天国叛逆记》。该布告录了洪秀全的异梦、上帝会的创立、金田叛逆诸事，是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主要文献。《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850—1866）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主要英文报刊资料，简师长西席曾选译数篇，先后揭橥于自己创办的刊物《逸经》和《大风》上。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公民出版社1983版）。
外文资料是太平天国研究的宝库，内中记载可大大填补中文记载的不敷。但对外文资料的利用，至今仍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大短板。倘若能进一步重视、借鉴外文资料和原始论著，或能在某些领域（如对外关系）增加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度，裴士锋《天国之秋》在社会上引发热议便是例证。与先前或同期的太平天国史成果侧重理论剖析比较，简又文等第一代太平天国史学者，致力史料和考证，改变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史料匮乏的窘境，传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辨伪考信的优秀传统，推动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从迎合时尚而杜撰虚构，或叙事真伪殽杂、讹误甚多，逐渐步入学术研究的正轨。倘若以现在的知识构造回顾这部著作，该著所叙战史轮廓，和今人所知大致相同。这也要归功于成书所需踏实的史料根本。而同期间大陆学界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如牟安世的《太平天国》（上海公民出版社1979年版）、茅家琦等著《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公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戎笙等著《太平天国运动史》（公民出版社1986年版），篇幅均约三十万字，叙事之详不及该著。
侧重于从军事史角度稽核太平军的日常活动及计策目标，是该著的另一特色。在该著母本《太平天国全史》问世的1962年，尚没有一部校勘叙事如此之详的太平天国军事史。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役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版）只有十余万字。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版）成书于二十年后。正由于此，该著对太平天国确当局构造、社会经济组织及其他非军事领域的作为则只能穿插点评，间有提及。于是逊色于罗尔纲师长西席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的初稿本），未尝不是一件缺憾。
广西桂平洪秀全太平天国金田叛逆遗址
三、三个非军事的议题
由于以军事征伐为主线，该著约有多半数篇幅先容“革命开端”“出生入死”和“天国衰亡”三个阶段的战史，故非军事部分略显精髓精辟且论说尤为突显。
首先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子”。这是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至九十年代学界热议不止的话题。现今受史学思潮多元化的影响，出于对革命史不雅观和阶级剖析论的纠正，学界已基本避谈太平天国的性子。实在这是关系太平天国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问题而无法绕开的。斯时大多数学者正在太平天国是纯挚农人革命还是兼具资产阶级革命两种不雅观点的不合中相持不下，简又文、萧一山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
该著交代太平天国叛逆爆发的历史背景，特意强调其反清感情的政治和文化源头在于满汉民族抵牾。强烈的反满思想和汉民族意识是太平天国造反的紧张思想源流之一。早期太平军转战湘桂途中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讨胡檄》《救天生天养中国公民谕》三篇檄文，可称作太平羽书面形式思想动员的最高水平。但檄文鼓吹的民族大义很快就被曾国藩《讨粤匪檄》展现的“卫道辟邪”的文化张力所淹没，曾国藩幕僚王家璧反馈《讨粤匪檄》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共鸣：“我师讨贼檄，卫道辟邪，实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韩下，每为同道者诵之，静者流涕，动者击柱，其动听之深如此，想忠谋至计，必能早为之所也。”民族大旗恰使太平天国在思想舆论领域落败于清方的政治宣扬攻势。
较前期“民族革命”的不雅观点有所修订，后来，简师长西席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力持宗教革命说，认为太平天国的组织、思想、推动力、各种政策均源于太平基督教，但在1960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全史》中又方向于综合革命说，即太平天国兼具宗教、民族、政治革命。在该著中，简师长西席沿袭了《太平天国全史》的说法，专门提到了匆匆成太平天国叛逆的其余两个要素，宗教性和政治性。利用宗教动员组织群众，是历史上旧式民众发难的特点。太平天国亦以宗教起身，又以宗教立国。拜上帝思想是太平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太平天国制订内外政策的辅导思想和理论根本。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给英国来使的回函中明确表示：“本天国自叛逆发兵以来，所行所为，皆遵天父、天兄诏书”，“统统礼仪制度，荷蒙天父时时劳心，下凡教导”。关注宗教这条主线，有助于理解太平天国内政外交社会政略的宗教特色，有助于不雅观察传统中国民间宗教在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内质的自我变异和新陈代谢。
简师长西席修订后的不雅观点，与郭廷以师长西席在194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认为的“论其性子，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成分”相似。难以衡量各项诱发性成分的轻重，究其根源，是简师长西席曾明确反对利用马克思主义阐明太平天国史的理论架构。虽然该著称之为“革命”运动，实则不受阶级剖析范式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事理，不仅有阶级和革命的剖析，还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根本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生产办法决定社会面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等。忽略历史唯物主义的辅导，就很难明得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就无法准确地区分不同历史场景和话语体系中是“叛乱”“造反”，还是“革命”和“叛逆”，抑或“内战”的内涵。实在，太平天国想改造中国社会，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社会农人战役的六道循环，有激进，也有蜕变。我们之以是称太平天国是旧式农人叛逆的顶峰，所谓“旧式”，是由于太平天国虽以“首立异朝”相号召，某些文本和空想具有社会变革的色彩，但十四年战役实践的本色还是改朝换代式的王朝战役，其政权培植的模板本身便是以建立一个传统的改朝换代的旧式政权为主旨。这也是太平天国不可能改造复兴中国并终极流于失落败的根源。
简师长西席早期基于客不雅观征象的剖析曾得出“农人战役毁坏论”，他还曾把湘军和太平军之间两个阶级的死活搏杀误作“农人打农人”。在《太平天国全史》的绪言补注中他提出：“岂其以太平军兵员多为农人出身，遂称之为农人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人？分明是农人打农人也。”从根本上说，两者之间的战役并非是阶级内部群体利益的对抗，而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政治对立，应充分考虑领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太平天国战役期间特殊是在太平军紧张盘踞的江南地区，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给民众带来了难以释怀的伤痛，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太平天国战役是一场内战，不同于民族战役、国家战役的战役发动者或负较多任务，该当充分考虑太平军兴的正义性。
当然早期研究中在理解和利用唯物史不雅观时存在教条化、大略化的偏差，一味美化、神化太平天国，也必须得到反思和纠正。如太平天国历史地位之评价，应看到它繁芜多重的历史面相，绝对不能偏执一端，泛泛而谈，或完备褒赞，或通盘黑化，均不合历史实际。只有遵照唯物史不雅观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客不雅观、理性地看待太平天国，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正义性、反对外来侵略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积极意义应是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面相。简师长西席后来在其论著中修订了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干系内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除客不雅观陈述战役对人口、文化、社会经济的巨大毁坏，还以假说的形式解释太平天国的积极意义以及它给未来中国留下的历史遗产。此时，简师长西席的理论不雅观点实际已和唯物史不雅观异曲同工了。
其次是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简师长西席准确而敏锐地捕捉到“导致太平天国终极覆亡的一个紧张的，无疑也是最悲惨的成分，是其领导阶层内部的崩坏，以及在1856年秋日随之而引发的一系列事宜”这一历史信息。于是太平天国的权力构造和权力斗争成为该著非军事部分着墨最多的内容。或是囿于当时《天兄诏书》《天父诏书》原书尚未被学者创造并引入研究视野，简师长西席虽然提及“领导阶层内部的崩坏”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仍旧与同期的论作一样把不雅观察的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权力斗争最为血腥惨烈的“天京事变”上。于是太平天国权力构造的多元繁芜演化被大略化为由洪杨二元权力格局向洪秀全一元权力格局的转化，早期的权力纠葛和后期炽烈的朝内党争等情愫被粉饰无踪。
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构造本就处于中心和地方、中心内部、地方内部抵牾的错综繁芜和交织中。党争日炽，政令不通，国家机器锈蚀钝化，危急重重。1862年9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重逢迎，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相互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李秀成、林绍璋、李世贤结党与洪氏宗族相争之事被确证。天京久缺粮，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在各王府搜出大量粮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大为不解，向被俘的李秀成讯问此事，李秀成喟然叹曰：“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民气不齐之故。”“民气不齐”或是他们血的教训。
终太平天国之世，洪秀全也没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权力构造，太平天国的权力斗争伴随始终。从早期杨秀清、萧朝贵与赐谷王家、大冲曾家等上帝会元老的竞赛，到杨秀清与萧朝贵之间无法超出地表的“夺权”暗潮，再到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对立乃至发生暴力血腥的天京惨祸，再发展为后期太平天国激烈的“党争”，乃至太平军余部的权力斗争也从未停息，如康王汪海洋杀侍王李世贤之变。可以说，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是其亡国的主要缘故原由，或者说是最紧张的缘故原由也不为过。太平天国的终极失落败，归根结底，是敌我之间综合实力悬殊所致。权力斗争问题是其自身诸多失落误和自我削弱过程中的一项最为主要的成分。明白了这一点，以及太平天国权力构造演化及权力斗争激化是一个一以贯之，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剖析天京事变是不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盛衰分水岭”问题。
简师长西席的著作将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史事合并为“骨血相残”一章论述，冲破了叙事的韶光顺序，鲜有事变影响的评说，且紧接着作了长江流域的战事复苏和洪仁玕新政复兴的阐释，尽力弱化天京事变影响之用意较为明显。至于简师长西席认为军事溃败是天国覆亡的根本缘故原由又是其余可以商榷的问题。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分水岭”的定性，实在并未在西方学界产生共鸣。由于中外学者在历史代价论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著名事宜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当然直陈内讧的严重影响，这不等同于为事宜定性，如梅尔清就认为“内耗险些毁灭了太平天国自身”，但她所讲“内耗”的韶光范畴是全体天京政权期间，即“for eleven more years”（十一年多的韶光内），并非专指天京政变。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陈述“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计策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修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到顶点”这一客不雅观事实的根本上，指出“只管太平军的中心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兴旺的活力”。他显然未持太平天国因事变而衰的意见。在孔飞力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更方向于把1860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计策”失落败看作它的主要失落误。
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期间太平天国暂时的计策退却有关，但是可能并没有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版图解释了这点——新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对“天国复兴”发挥了浸染。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首创局部计策进攻的新局势，时在咸丰八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八月二旬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7）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韶光。此外，被誉为太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玕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培植新思维正好是在天京事变后的所谓太平天国后期出身。天京事变的影响紧张还是在信念方面。但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崇奉危急不是由天京事变一个历史事宜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系统编制、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成分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须要经由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备显现。天京事变的传到武汉前哨，清军立即射书入武昌、汉阳劝降，太平军却不为所动，严词拒之。官文失落望地向咸丰奏报：“老贼过以去世拒，意在溃窜，别图滋扰”，“自来逆贼沉迷邪教，妄语生为地狱，去世乐天国，逆心至去世不变”。太平军信念之武断，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是太平天国的社会计策。政治和军事不能反响太平天国的历史全貌。为此，简师长西席该著有“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和革命空想”及“洪仁玕的崛起”专章谈论太平天国的社会和思想，只管这还远远不足。
如果把社会和政治要素结合起来稽核，可以创造，太平天国初期的基本态势是在挫折中发展。一方面，太平军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基本与清军取得计策平衡。紧张缘故原由有：太平天国重视农人的地皮问题，构建了极具吸引力的地皮政策和营造人间“小天国”的梦幻，大批挣扎在死活边缘的民众铤而走险，增援和参加太平军；清廷的内外交困、清军的极度腐烂；太平天国特有的统一的宗教、政治、军事制度引发出的战斗精神，即如洪仁玕所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若”；太平天国的政治宣扬和动员等。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社会掌握方面受挫。1860年前太平天国建立的江西、湖北根据地极不稳固，安徽基地也局缩在安庆、庐州等军事重镇附近，天京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江南、江北大营的军事扼控。地方社会秩序不稳，像溃军、团练、强盗的时时毁坏；在民众对立方面，1853年安徽民众反对太平军政略的动乱是范例案例，乃至迫使杨秀清两次派石达开拔安庆抚民易制。民众对立的缘故原由紧张有：清方的政治宣扬攻势与民众的惶恐心态；太平天国地方行政无作为，导致城市像兵营，村落庄一片荒漠；逼迫实行男女之别的社会构造调度、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和不合实际的工商政策，激起民众反感、敌对；太平天国空想的宏伟蓝图表现为现实的零实践，农人幻象破灭，原来支持、相应太平军或是持同情态度的民众逐渐失落望。但是由于前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尚能采纳随机应变的改动举措，以及军事方面的计策相持等成分（最主要的是粮食得到有效储蓄和补给），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对立尚未充分展现，支持者在数量上仍占上风，太平天国的总体事态还在发展。
太平天国后期的态势则是在发展中倾塌。只管后期太平天国二破江南、江北大营，开辟苏南、浙江根据地，赢得针对八旗、绿营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仅是纯挚的军事胜利，并未取得地方社会管理的改进和社会经济生态的稳固。相反，乡官基层组织异化；白头军兴，民众对立；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与贡役制社会构造并行），民众反抗剧烈而涌现地方社会失落控，太平天国在社会下层失落去政权的合法性。暂时的军事胜利无法挽救太平天国八面受敌的败局，特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愈加窘匆匆。末了，在中外敌对势力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再也得不到广大农人的支持，只能陷入伶仃无援的绝境。苏、浙根据地仅维系三年旁边韶光，太平天国就在迅猛发展的假象中倾塌。
通过太平天国历史发展态势和太平天国社会计策的剖析，也可加深对太平天国盛衰分水岭的认识。1856年天京事变的标志性意义似不敷以完备解释太平天国计策全局的衰败。而大量数据可能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韶光指向1860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入主江南，社会计策动手实行，太平天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继承清制的同时，因承旧弊，并在实行办法上存在严重偏差，社会失落控初露端倪，埋下了太平天国亡于江南的种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等历史表征开始呈现——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借兵助剿”提上议程；江南团练繁兴；地方绅权反弹。此外，太平天国由计策进攻、计策防御转入计策退却可能并非由某一详细历史事宜决定，也不太可能在某一年度内就完成转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蜕变过程，并且与大的社会背景、国际海内场合排场干系。过去有所忽略的是同期间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事宜的有机结合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计策全局的高度看，直到1862年上半年太平天国仍旧对东线沙场的上海保持压力。太平天国的计策全局基本是在1860-1862年一段韶光之内发生转变，除上述历史表现，军事方面还有：二次西征失落败（1861年6月）、安庆失落陷（1861年9月）、清廷借师助剿（1862年2月）、庐州失落陷与陈玉成被俘（1862年5月）、天京被围（1862年5月）、上海战役失落败（1862年6月）、雨花台战役失落败（1862年11月）、苏南和浙江根据地被蚕食（1862年2月左宗棠入浙始）等。作为一本通史性的太平天国史著作，关于社会计策的谈论不可或缺。由于它或能深刻解答太平天国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败，换言之，就像贾熟村落师长西席在《太平天国期间的地主阶级》一书中提出的命题：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极为何又摇而不坠，反而使自己由弱变强，反败为胜，弹压“粤捻”，实现了所谓的“同治复兴”？
四、历史的缔造者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说平实，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本。一本旧时的“新作”，相隔半个世纪后的谋面，如今读来，或许没有更多的创见新说，却很随意马虎让读书人在字里行间感触到一位踏实渊博的父老风范。“踏实”是我们后学晚辈须要毕生修炼的基本功，它将授予我们的研究成果“风骨”和“灵气”，使之“龟龄”，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书”。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译本新版，其风格特色同近期国外两本重量级译作相呼应，展现了海内“太史”人的品质学养，是一份深化“太史”研究的新时期呼吁。
合上这本厚重的著作，脑海中时时映现一幕幕太平军将士攻城拔寨不畏死活的历史场景。这是一曲悲壮的长歌，是不应该在历史的影象里远去的纪念。
记得2014年11月16日下午，参加“太平天国失落败一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七十余位学者冒雨在高桥太平天国义士墓举行祭典。吾辈该当思念先辈，寄思古人。太平先烈而外，还应向已经作古的“太史”学者们和他们的经典之作致敬。他们也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缔造者。
任务编辑：彭珊珊
校正：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