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市博物馆保存有10万多页唐代至明代的写本藏文大藏经，这是佛教在千百年来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丰硕历史文化遗存。佛教东渐，河西走廓重镇武威是必经之地。这一抽象无形的他乡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途经之地的本土文化互换、领悟、发展，融入了新的内涵，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并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历史遗存，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世。
武威藏文大藏经，大多为银粉写本，也有少量金粉写本和朱砂印本。年代除了有少量吐蕃期间外，多数是元代到明代的写本。
解放前，这批经卷散存在武威城内的各大寺院，解放后统一收归到武威文庙保存。1970年代，武威发生了一次特大水灾，大藏经遭受了大水侵蚀。1976年时干系部门约请拉卜愣寺的僧侣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和分类，之后一贯束之高阁。
1990年我大学毕业到博物馆事情，第一次登上文庙尊经阁，仰望藏经柜中那一层高过一层的神秘的黄色与赤色藏经包，禁不住肃然起敬。从那时候起，我与藏文大藏经、与天南海北热爱和从事佛教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5年1月，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的三木旦教授应市政府的约请，带着他的学生来到武威博物馆演习，对藏文大藏经做了第一次整理，我因卖力帮忙事情，有幸参与了这次整理。
庋藏了近30年的大藏经，粘连、霉变、虫蛀、絮化等受损征象严重。这一次的整理，我们紧张是对藏经进行清洁、去污和分离粘连。
400多个藏经包，均匀每包差不多都有300多页，有些包袱中的藏经受损较轻，只需打开包袱，一页一页揭开藏经，抖掉泥沙，擦去浮尘，再重新包好。大部分的藏经则粘连严重，我们在做了除尘清理后，又用净水轻微加以浸泡处理，又有一部分经卷被分离出来。
这个事情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虽然我们都戴着几层口罩，从头到脚包裹的严严实实，但每天事情结束后，每个人都看起来灰蒙蒙的，同事开玩笑说，像是刚从墓里钻出来。
三木旦教授和他的学生都是藏族人，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对佛经特殊是古代遗存的藏文大藏经极为崇敬。每一次打开包袱前，他们都会将经卷举过分顶，口中称颂。三木旦教授原来便是空门子弟，他8岁出家，在青海的寺院中修行学习，28岁时因机缘巧合，他成为了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的教授。
每当我们在事情中流露出厌倦之情，他都会用蹩脚的汉语，饱含深情、不厌其烦地奉劝，“不要嫌脏，不要怕累，虽然你们不崇奉佛教，但你们都是文物事情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
整理间隙，我们拿出了单独保存的、来自于敦煌莫高窟的几页吐蕃期间的藏文文献，请教授不雅观看。他见告我们，这是敦煌写本的后悔文，是一则审判文书，内容记载的是对一个犯有强奸罪的罪犯，判处29天的禁闭，禁闭之后，强制出家的事。我们听着教授的讲解，忍不住哈哈大笑，牢骚和抱怨被教授的诙谐瞬间化解。
整理过程中，教授创造一页佛经中有“大明万历五年9月6日甘珠尔佛殿”的题记，这个创造让他欣喜不已，也为我们第二次整理大藏经埋下了伏笔。
同年4月，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又来到了武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的学生是他的研究生。
这一次的整理，教授带来了新方法，也提出了新哀求:一是把上次不能分离的藏经用酒精浸泡24小时，软化后再进行剥离。二是对大藏经分类，先按照藏文的30个字母为顺序分类，再按现有页码分类，末了按内容分类。
武威藏文大藏经大部分是用银粉或金粉在瓷青纸上缮写的。瓷青纸是我国古代涌现的一种纸张，纸质厚实，用植物质料靛蓝染制成蓝玄色，表面经砑光加蜡，用泥金或银粉在纸上写字，颜色光鲜耐久。因制作工艺繁芜独特，被誉为纸中贵族，是宫庭、寺院缮写经文的专用纸。藏地写常常用的瓷青纸中，又加入了狼独等植物汁液，起防虫蛀的浸染。整理中我们也创造，藏经经页中用靛蓝染过的地方，没有虫蛀的痕迹。
酒精浸泡后的大藏经，纸张和字迹果真没有损伤，且更加随意马虎剥离。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剥离出了大部分藏经。
藏语系的研究水果真不一样，他们的新创造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主要。
大藏经除了用银粉和金粉缮写外，还有用珊瑚粉、海螺粉缮写和绘画的佛经。佛经的题记中有元代的年号，也有明代年号，还有很多檀越的姓名，单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其民族，有藏族、汉族、蒙古族、契丹族等，这一点也可做为武威历史上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的证据。
博物馆的事情职员都不懂藏语，但参加整理事情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但会读会唱会写30个藏笔墨母，还学了几句大略的日常用语，乔带帽(你好 )、嘎正切(感激 ）、带帽西(再见）也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更加有幸的是，整理事情结束后，我参与了三木旦教授关于大藏经研究的课题，之后又先后参加了西北民族大学和中国藏学研究会举办的藏学研讨会，在撰写论文、与会研讨的过程中，我收成良多，受益匪浅。
佛言不差：因果不爽，一分耕耘，一分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