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学派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开山宗主章太炎,被誉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黄侃则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师推崇,被赐名为“天王”;而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追踪黄侃,诵习师说,被认为颇堪传授“衣钵”。
章太炎、黄侃、范文澜三代嫡传的国学大师,在20世纪初,曾前赴后继,共讲《文心》,协力“雕龙”,不仅造诣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直接匆匆成了当代“龙学”的出身。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授《文心雕龙

范文澜龙学代表作_章黄学派与现代龙学的出身 演讲稿范文

190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1906年出狱后,即东适日本,在东京主《民报》笔政,并开办“国学讲习会”,为青年讲学,受业者达数百人。
在章氏1908年开始的有系统、多序列的讲学活动中,就有《文心雕龙》的专门讲授。
钱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记,记载了章氏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大致情形,并解释讲授地点就在《民报》社章氏寓所,黄侃也曾参与听讲。
进入21世纪,又创造尘埋于上海图书馆的章门弟子记录章氏讲授《文心雕龙》稿本两种,个中还附有一张传授教化进度表,注明讲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拉开了当代“龙学”的序幕,意义非凡。
首先,章氏旅日期间,阅读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致力于传统学术的当代改造。
所办“国学讲习会”,亦发布《章程》,将科目分为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
这与早期北大文科的系统编制和科目颇附近,已具有当代学制的特点。
其次,章氏选择讲授《文心雕龙》,也有因合时期需求的成分。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互换逐渐频繁,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海内学界客不雅观精神大行,科学主义日盛,成体系的哀求开始举头。
于是,《文心雕龙》特受青睐,成为传统与当代联结的桥梁。
由于人们创造这部书具有客不雅观理性精神,重标准模式,有规模体系,即利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来衡量也绝不逊色。
这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个中最引人瞩目者便是章太炎。
再次,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详细内容,亦颇有契合时代潮流和当代精神之处。
如认为“《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强调文学要关注时期,发挥针砭现实的浸染。
而阐明《辨骚》“楚人之多才乎”,则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一样,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入手,颇显时期风尚。
至于讲解《诸子》时所言,“《论语》《孝经》,亦子书之类也。
后人尊孔过分,乃妄入经类”,则洋溢着对传统经学的背叛意识,深契当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讲学,章氏在日本的讲学活动,无疑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而其所讲《文心雕龙》,虽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处,但毕竟促进了传统“龙学”的当代转换,使当代“龙学”雏形初现。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

1914年,黄侃受聘担当北大教授,并在校讲授《文心雕龙》,名声大震,甚至他在教室吟诵的声音,被学生称为“黄调”并模拟,晚上响彻校园。
听他讲《文心雕龙》的学生,除了国文系的,还有哲学系的;除了文科的,还有法科的;乃至还有只在家看其讲义,而成为私淑弟子,终极走上治学之路的。
黄侃在北大执教韶光一共五年,若以讲授《文心雕龙》为线索,以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为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1914—1916年)紧张在“词章学”教室上,以《文心雕龙》为诠释文本,主讲《神思》以下创作论部分,并编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后期(1917—1919年)紧张在“中国文学概论”教室上,主讲“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同样撰写了干系篇目的《札记》作为讲义。

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既继续了太炎师的某些传统,又有明显的发展提升。
继续方面,黄侃明显效法太炎师讲解文本时采取的总评、解句加大略校注的方法,编写其授课讲义《札记》,且保持其师校注简洁,不做啰嗦考证的风格。
发展方面,首先针对其师的泛文学不雅观,提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的不雅观点,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润色润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废者”。
这就将其师的泛文学不雅观和阮元的纯文学不雅观综合起来,宏通圆润,可以阐明各种层次的“文”。
不过,在黄侃看来,《文心雕龙》所论,重在有韵文饰之文,所谓“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这正符合了20世纪初文学独立和专门化的潮流。

与此不雅观点相同等,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重点,也放不才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部分。
他认为《文心雕龙》下篇特殊主要,而且必须详加讲明,才能领悟个中的精妙奥义;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也只收录《神思》以下创作论二十篇。
作为当时的听课者,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中说:“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师长西席治词章之学。
黄师长西席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示无遗。
”后期在“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眼前,黄侃又紧张讲授了《文心雕龙》上篇“文之枢纽”的总论部分。
值得把稳的是,“文学概论”是北大文科课程体系改革时,从日本引入的泰西化的课程名目,当时的文学门还是首次开设这门新课。
黄侃考试测验在一门新潮的“舶来”课程中,讲授传统诗文评的经典之作,致力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和共通处,并出色地完成了传授教化任务,为当代“龙学”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文澜在天津北京讲授《文心雕龙》

1922年,范文澜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受其师黄侃的影响,范文澜在南开开设的课程“文论名著”中,紧张讲授《文心雕龙》,教材为其所著《文心雕龙讲疏》。
《讲疏》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个中充满了黄侃《札记》的痕迹,两者之间的继续性一览无余。
该书不仅体例上以“黄札”为准,内容上也“于黄氏之说,唯恐或遗”。
他对“黄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解释其“龙学”研究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老师的充分尊重。
除了继续性,《讲疏》对《札记》的发展也有目共睹。
范文澜明确说:“《文心》五十篇,而师长西席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
”(《文心雕龙讲疏·自序》)他要在传承师说的根本上,补足“黄札”缺略的另一半内容,并在文体年夜将“札记”推进为“讲疏”。
“五四”前后,学者常以“讲疏”的形式,阐释古代学术经典的微言大义,以知足时期的须要,这是古典新义背景下的一个潮流。
范氏在书中常常联系现实,既放眼天下又关注当下,使这部古典讲疏之作,表示了光鲜的时期特色。

1927年底,范文澜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辅仁大学等校兼课。
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课上,他接续讲授《文心雕龙》。
在北京诸高校讲授《文心雕龙》的同时,范文澜也开始在《讲疏》的根本上,为《文心雕龙》另作新注。
1929—1931年,文化学社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
在文化学社本出版之后,范氏又对其进行修订,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龙注》,这也是他本人修订的末了定本。
从此“范注”与“黄札”各自独立,花开两朵,成为两部既干系更有别的当代“龙学”经典。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与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便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根本上提出新不雅观点。
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当时刚涌现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宋本《太平御览》和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订正记》等新材料,为其《文心雕龙》校注增色颇多。
就新方法来说,“范注”在借鉴“黄札”三结合研究方法的根本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以注为论”的新方法。
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许多新不雅观点。
如首倡《文心雕龙》主导思想是儒学古文经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的影响等。
而对《文心雕龙》全书构造体系的揭示,则是“范注”又一重大贡献。

章、黄、范协力首创当代“龙学”

学界常日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搬上北大教室是当代“龙学”出身的标志。
这种意见并不错,但完全、严格地说,20世纪初,当代“龙学”的出身,是由章太炎发其端,黄侃扬其波,范文澜殿其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章黄学派一脉相承的三代学人(章、黄、范)前后合营、大力合作的结果。
不过,从当代“龙学”出身的过程来看,章太炎、黄侃和范文澜三个角色的浸染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为开山宗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浸染和意义在于“开”——开疆辟土,创立门户。
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敏锐的学术眼力,认识到《文心雕龙》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代价,可以借此开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故而披挂上阵,登坛开讲。
然而,从现存的记录稿本来看,则多为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

黄侃犹如一员征战疆场、冲锋陷阵的大将,重在“破”,即致力打破古典“龙学”的旧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并与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阐道翼教”思想相反抗。
故而他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题旨的意蕴阐释为主,思想上标举刘勰的自然不雅观,内容上突出《文心》的创作论,且“札记”随写随发,并不在意篇目的完全和体例的规范。

真正成为《文心雕龙》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由于范文澜重在“立”,以“黄注”为底本而补苴超越之,取“黄札”之长处又丰富发展之,在先哲与新锐的根本上“参古定法”,在时期与现实的感召下“望今制奇”,从而确立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范式。
首先,“范注”首创了新式校注体例,采取全录原文,以数系注,校注并施的办法。
其次,“范注”将乾嘉实证学风与“五四”科学精神相对接,综合利用古人及同时期人的研究成果,不仅著成校勘详赡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光鲜的当代性,故远超“黄注”。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1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