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字彦和。约生于南朝宋泰始二年(466年)，约卒于梁大同五年(539年)。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侨居京口(今江苏省镇江)。自幼家贫，因谋生无门，曾依梵衲僧佑，帮忙整理佛经，研读经史百家和文学作品。大约三十一、二岁开始写作《文心雕龙》，五年完成，得沈约赏识，遂为人知。入梁出仕，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后世称他为刘舍人。《梁书》有《刘勰传》。
《文心雕龙》五十篇，基本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前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刘勰自称是“文之枢纽”，也便是全书的总纲。在这五篇、尤其是前三篇中，表现了刘勰文论的主导思想。刘勰认为，“道”是决定天下变革的终极根据，是天地万物和人类文化的基本来源。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都是“道”的表现形式。自古以来，“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由此可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圣——文，三者正是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后人著书作文，都必须原之于道，征之于圣，宗之于经。在刘勰看来，玄圣所创立的经典，是“历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贤人的文章，“衔华而佩实”，堪为模范，“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实际上也是刘勰对文章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此外，刘勰在《正纬》和《辨骚》篇中，还分别谈到按履历纬和依经辨骚的问题，实际上便是以古圣经典为标准，来衡量纬书和楚辞，指出后人作文，“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经典根本上加以发展、创造。
从《明诗》到《布告》计二十篇，中央内容是谈文体问题，包括对各种文体的特点加以解释，对文体的源流加以稽核，同时也对一些作家和作品进行评价。当时人们一样平常以有韵者为“文”，以无韵者为“笔”。刘勰分别对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大类三十五种文体进行了评说，涉及到诗、乐府、赋、颂、赞、祝、铭、箴、诔、碑、史、传、论、说等等，总结了各种文体的写作履历。如在《明诗》篇中，刘勰谈到“诗言志”和“诗人情性”的实质，并且把稳到“歌永言”，即讲究音节的特点，而且还谈到“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哀求写诗须是真实情绪的自然流露。在《诠赋》篇中，刘勰指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不雅观，故辞必巧丽”，“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认为这是“立赋之大体”，扼要解释写赋的分外规律。这是继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之后，对文体问题更详细、更深入的理论阐发。
从《神思》到《总术》计十九篇，紧张论述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此外，《时序》和《物色》两篇也涉及创作问题;如果再加上其他篇章中有关创作的许多理论不雅观点，可以说构成了一部完全的创作论。这是刘勰文论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他对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例如《神思》篇专论艺术构思，个中谈到艺术想象的特点，较之陆机《文赋》更加深入和全面。刘勰认为艺术想象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定，“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艺术想象可以“规矩虚位，刻镂无形”。但是刘勰并不认为想象可以分开现实生活的客不雅观根本，他指出：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这里，“神”与“物”总是相互联系着的，想象总是以现实事物的感性形象为素材和质料，去布局各种“意象”。而且刘勰还把稳到在艺术想象中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活动：“登山则情满于山，不雅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体性》篇论艺术风格的形成问题，继续曹丕《典论·论文》的思想而有所发展。刘勰认为，不同作家之以是会有不同风格，既决定于先天的“才”、“气”，也决定于后天的“学”、“习”。“才有庸?，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感导所凝，因此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风骨》篇论作品应具有强烈的思想艺术传染力和刚健清新的文风，对后世创作理论影响颇大。《通变》篇谈论文学发展的规律，发挥扬雄关于“因”、“革”的见地从而磋商文学创作中继续与改造的关系，主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提倡大胆创新，“日新其业”。《情采》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哀求“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重视情绪在文学创作中的浸染，主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镕裁》以下各篇，分别论述了修辞、声律、构造、剪裁、对偶、比兴、夸年夜、用事等各种艺术技巧问题，不乏精辟见地。《时序》、《物色》两篇既涉及创作，亦涉及批评。前者从更宏阔的角度论述时期及社会各种征象对文学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后者则谈到自然征象对文学创作的浸染，提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著名论点，并且对“以少总多”的范例化问题作了独到的论述。
《才略》、《知音》、《程器》三篇着重论述文学批评问题，是《文心雕龙》的批评论。《才略》和《程器》是有关作家的评论，前者论作家的文才，后者论作家的风致。《知音》则对文学批评和欣赏问题作了全面的阐发。刘勰指出，由于作家各有特点，作品也有不同风貌，以是批评家就应打消偏见，力求全面、客不雅观地看问题，对作家作品作出公道评价。他哀求批评家“圆照之象，务先博不雅观”，“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并且要“一不雅观位体”、“二不雅观置辞”、“三不雅观通变”、“四不雅观奇正”、“五不雅观事义”、“六不雅观宫商”，对作品作全面稽核。《文心雕龙》的末了一篇是《序志》，即全书的媒介，解释书名的缘由、写作的动机、持论的态度以及基本内容和构造。
《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艺术的履历，在继续古人思想造诣的根本上，构成了自己“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不但为中国历代文人、学者所重视，而且越来越为天下许多国家的理论家所瞩目。
现存《文心雕龙》的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最早的刻本为元代至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从明代弘治本往后，刻本、校本、注本甚多，清代黄叔琳辑注本集其大成。近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注释颇详，盛行最广。此后又有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等，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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