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布告、中共中心宣扬部秘书长、中共中心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5年后，历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心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心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担当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党史研究影响深远。著有《从鸦片战役到五四运动》《童稚集》《理性与自由》《历史和现实》《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等著作，出版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
胡绳十分关注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事情。1997年，胡绳捐出30万元稿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设立胡绳青年学术褒奖基金，“胡绳青年学术奖”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发展成才方面发挥着重要浸染。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1918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西席家庭。胡绳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耕耘，著述丰硕；且颇具理论意识，是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紧张奠基者之一，其所构建的宏不雅观诠释体系及一些详细学术不雅观点，均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年征战笔生花
胡绳幼时就聪颖过人，“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1931年升入高中时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胡绳就参加了苏州学生第一次请愿活动。国难日亟，深重的民族危急引发了胡绳的爱国激情亲切。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胡绳于1932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阅读了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哲学的穷苦》和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等著作，并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打仗。1934年胡绳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弃学返回上海。1935年9月，胡绳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壁自学，一壁写作，为方向共产主义的刊物《读书生活》撰稿，并参加《新学识》的编辑事情。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绳于1937年10月写了一首题为《过南京夜闻东北流亡学生唱“松花江上”》的七绝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木落山空夜更凉，石头城下唱松江；沃原千里无颜色，志士如何不断肠。”之后不久，胡绳前往武汉，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胡绳辗转于武汉、襄樊、重庆、喷鼻香港等地，从事报刊编辑事情，先后任襄樊第五战区文化事情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绳被迫赴喷鼻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翌年在东江游击队的救助接应下返回重庆。1942—1945年，他撰写了大量学术思想评论。1946—1948年间，胡绳担当上海、喷鼻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以笔为枪，纵横驰骋于思想文化沙场。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借史论政的“史事评论”，并完成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可见，“当年征战笔生花”，确实实至名归，而非过誉之语。1948年10月胡绳离开喷鼻香港，辗转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参与中共中心宣扬部的事情。
胡绳于1949年参加第一届公民政协，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先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布告、公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心宣扬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共中心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扬方面担当重任。在担负各项重任的同时，胡绳着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1973年逐步规复事情后，胡绳动手撰写《从鸦片战役到五四运动》一书，并于1981年由公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典范性著作。改革开放往后，胡绳任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心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1985—1998年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和1993年，胡绳先后当选为中国公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还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心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从前史学研究初露锋芒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早有关注。1936年，年仅18岁的胡绳即揭橥《〈中国近代史〉评介》，对李鼎声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加以评介。胡绳认为该书对“国际成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革”的解读还欠严密，他强调研究近代史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指出“国际成本、中国民族成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奇妙的繁芜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观点式的话就算表过的”。他还表明了以史经世的治史取向：“历史虽然不是循环的重复，但是知道了过去确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并且希望有人“能用最普通的文笔写一本内容精确充足的中国当代史，由于这实在是大众最急迫须要的知识”。此文可谓初露锋芒，既展现出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独到见识，也表露出其致力于近代史研究之志趣。
在揭橥于《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2期的《夜读散记》中，胡绳批驳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里对林则徐的讥讽。胡绳认为：林则徐虽然在最初也曾盲目自傲，但他坚持抗击侵略，并最早觉醒“该当力求自己的进步才真能‘剿夷’”，这是他与那些屈膝降服佩服主义者根本差异之处。
1940年，胡绳在《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揭橥《论鸦片战役——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这是一篇约2万字的论文。此文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稽核，且利用阶级剖析方法，稽核鸦片战役前中国社会抵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演化脉络。此文的一些论述虽未明指，其批驳的锋芒所向实际上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如对付鸦片战役后的民众斗争，他论述道：“这种运动的办法虽然出发于直觉的反感，表现出极稚子的形态，但是我们不愿像有些‘学者’那样地责备当时的民众是不识国际大体的乱民。”
1944—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事情期间，胡绳于事情之余即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只管即便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不雅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条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做准备。1946年初，胡绳开始对付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并写了《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辛亥革命往事》《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等文章，对近代中国有了初步的系统认识及一定的史料积累。
1946年，胡绳在《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一文中指出：“由于当前中国实践问题的刺激，使人对付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必须作更精密的研究。”他提倡“采纳范例的历史事宜与人物，作深入的研究，由一隅而照见全面”，认为这个方法可以“战胜粗枝大叶和观点式的图案的毛病”。
此后他身体力行，着力于中国近百年史研究。中共领导的进步学术刊物《新文化》，在1946年12月12日登载该刊次年内容新方案，个中有“特约胡绳师长西席写有关当代史问题”，“胡绳师长西席准备拿中国近代史的材料，谈论有关现实政治的多少问题”。1947年，胡绳在《新文化》揭橥一系列借史论政的文章。个中《专制和卖国》《国家是谁的》《百年来的中国革命》三文，对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及中国公民三者之关系作了独到而有深度的阐发，可谓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前奏。
1947年，胡绳在喷鼻香港终于撰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最初标题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一章曾以《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为标题在《天下知识》连载，第二章以《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为标题在《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揭橥。此书领悟求真与致用，其影响相称深远，堪为传世之作。胡绳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是他“从紧张搞哲学方面的事情转到紧张搞历史方面的一个迁移转变点”。我们追溯这本书的写作酝酿过程，不难创造他的这一“迁移转变”绝非有时，而是长久积累、长期思考的一次喷发。这部著作之以是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合时期之运而生，也离不开胡绳所处的政治环境及个人境遇。
此书着重阐述清政府与列强相互勾结的一壁，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篇书评即认为此书有助于“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此书构造新奇奥妙，笔墨清新流畅，议论精到，史识透辟，着眼于宏不雅观把握近代历史演化趋势，以理论剖析见长，而不以史实考证为务。此书出版后，在浩瀚近代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影响颇广。此书“对近代历史事宜的描述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根本和依据”。1949年后不少大学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即以此书及范文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为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书写中，学者也常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举，作为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然力争表示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但实际上仍侧重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评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不足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足突出”。
构建近代史宏不雅观架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得到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近代史成为“显学”。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知足传授教化科研之须要，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很快提上日程。学科化大体包括：建立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观点、剖析方法工具和诠释框架；形成为学术共同体遵照的研究规范和研究纪律；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与传授教化体系。这一学科化过程由近代史分期谈论而开启，胡绳在其间扮演了极其主要的角色。
胡绳在1947年撰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时，已然对中国近代史宏不雅观架构有所思考：“满清时期雅（鸦）片战役往后中外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役到外国人帮助满清打平（败）太平天国，以年代计，便是由一八四零到一八六四年。从此往后到中日战役（一八九四年）为第二阶段，中日战役后又为第三阶段。”
1953年，胡绳为给中共中心高等党校学员讲中国近代史而撰写《中国近代史提要》，由学院印成小册子后在史学界流传颇广。此时他“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在1954年揭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晰定型。最能表示胡绳理论独创性的是“三次革命高潮”这一观点：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甲午战役往后涌现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高潮。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分期标准，即可从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史事中寻绎一条基本线索，有助于深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
经由谈论，各方坦陈己见，胡绳构建的近代史阐明体系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三次革命高潮”也成为核阅中国近代史全局、把握近代史实质和主流的核心观点。
“三次革命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观点，这一诠释体系被传授教化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阐明体系逐渐定型，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思维办法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均产生覆盖性影响。
“三次革命高潮”是在政治与学术转型的时期背景下，由胡绳对既有近代史研究和认识进行理论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管并非有时，具有深层社会思想根本。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当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民气底激荡着民族自满感，追溯近代以来公民革命斗争进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紧张哀求，这一哀求进而被学人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在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谈论中，从近代中海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近百年来中海内部事宜，而相对淡化列强东侵及中外关系的分量，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称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方向；而且他们对此有着一定的理论自觉。这一取向与民国期间以中外关系史为中央的近代史研究迥然不同。
纵不雅观全体中国近代史分期谈论，参与谈论者虽然互有辩难，实则都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基本遵照，利用大体相同的理论方法，相互之间存在着基本共识。但由于各自的角度与侧重点不同，对经典论断的主不雅观解读互异，因而众说纷纭。范文澜、孙守任、金冲及等提出的不雅观点，实际上有对将阶级斗争片面化、大略化的当心，他们提出生产办法、社会紧张抵牾转换（阶级抵牾与民族抵牾）的视角，希图对“阶级斗争”视角能有所制衡，有所补充与丰富。但在当时的时期氛围下，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成为主流见地，并在高校传授教化大纲中得以表示，通过学科建置进一步强化其影响。但此一学科范式不免存在偏颇狭隘之处，其一，以政治史为核心而忽略社会经济文化；其二，忽略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相称程度被摒弃于视野之外。
胡绳所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理论框架，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革命历史为中央内容，凸显了近代史的主要面相，捉住了近代史的实质，对推进近代史研究发挥了切实浸染。无须讳言，这一框架不能涵盖近代中国的丰富内容，随着韶光推移，近代史学科由初创走向成熟，此框架对后来研究者的创新亦不可避免有所制约。
反思中国近代史学科
胡绳在20世纪70年代撰成70余万字的《从鸦片战役到五四运动》，并于1981年出版。1995年，他以近80高龄的抱病之躯，再次通读全书，修订后于1997年将此书重版。该书以“三次革命高潮”观点为构造骨架，论述了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通过对80年间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演化的论述，剖析三次革命高潮的历史背景与阶级力量配备的变革，论述从纯挚的农人战役到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近代史著作，在宏不雅观把握上居高临下，气势恢宏；史料也较为丰富，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史实。此书表示出作者为战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略化方向而做的努力。
改革开放往后，学术界开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加以反思。其时，黎澍、李时岳提出以“四个阶梯”论为标志的“近代化叙事”对“革命史叙事”提出寻衅，并引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争鸣热潮。为回合时期寻衅，胡绳在深入思考的根本上，对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做了一定的调度，颇有新见，增强了其阐明力，再一次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胡绳就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问题做出反思。20世纪50年代，在胡绳倡议下，学界基本形成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共识。随着时期的发展，这一界定的局限性日益显现。胡绳于1981年提出，“在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子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997年，他再次发起：“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往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得当的。”胡绳以他的声誉，振臂一呼，统一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还操持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1995年胡绳组成课题组，与干系学者进行十次发言，对五四运动往后30年的历史提出了不少新颖见地，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由于精力所限，胡绳续写近代史的宏愿未竟其功，但十次发言及写成的部分书稿结集，亦为学术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其次，对付近代中国的当代化问题，胡绳在晚年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阐发了一些新的不雅观点。他明确表示，以当代化为主题来阐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落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故意义，同时指出：“以当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利用阶级剖析的不雅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剖析的不雅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当代化的许多繁芜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阐明和解决的。”胡绳还特殊强调，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是民族独立和当代化，“当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当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民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化的必要条件。
此外，对付近代成本主义发展，胡绳也有新的见地。他在1980年即撰文，一方面重申“中国近代社会的性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认为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成本主义的社会”，“所谓半封建，也便是半成本主义”。明确“半封建”等同于“半成本主义”，虽未展开论述，但这一认识引发了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半殖民地”化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半成本主义”化则是向上发展的趋向。胡绳在1988年更明确表示：“现在史学界有种见地，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附和这个见地。有了点成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
不丢脸出，胡绳历史不雅观的“变”，只是对原来理论构架的改动和调度，而非否定自我尽弃前说。过分浮夸胡绳晚年思想之“新”之“变”，可能会对胡绳晚年思想变革产生曲解。概言之，胡绳晚年为回合时期寻衅，将当代化视角融入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阐释体系，从而增强其阐明力。他能够从寻衅者一方汲取合理之处，不株守成说，勇于自我打破，可谓难能名贵。
胡绳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无论是1949年前以近代史研究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近代史研究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胡绳以其理论建树和研究实绩，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数十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人，其先驱先路之功在学术史上难以绕越，他的论述和不雅观点在不同时期仍会激起回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庆云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大众年夜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