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学海堂书院、菊坡精舍与应元书院的根本上创办了广州市第二中学。（资料图片）
广雅校园中的张之洞像。 拍照：广州日报全媒体 庄小龙
阮元 画像（资料图片）
陈澧 画像（资料图片）
文脉书院 ⑤
岭南文化经纬度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卜松竹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阵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不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学海堂
办学系统编制更臻完善，用人不拘一格
专勉实学
任用学长不看“学历”
学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经学家何休而来的，他在《学海堂集序》中说：“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学海堂倡导经诂朴学的传授教化和研究，同时它的文学传授教化活动也非常生动。 与诂经精舍比较，学海堂的办学系统编制更臻完善。它废除了山长制度，设立学长制度。较之传统的山长制，学长制表示出分工、协作、制衡结合的特点。 在当时，省会各大书院的山长多以进士以上充任，不少还是颇具名望的名儒。学海堂首批八位学长由阮元亲自指定，分别是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从“学历”上看，八人都算不得特殊突出，功名最高的吴兰修等六人也不过是举人，赵均、曾钊只是贡生而已。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目的在“首劝经史，而诗赋具备，唯独不授举业，专勉实学”。其办学特点是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择师而从”的传授教化制度， 因材施教的传授教化方法，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训诂、音韵、笔墨之外，又设立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种学科。
八位学长虽然功名不高，但都精研经学，且各有真才实学，学术特长也各不一样，正是“专勉实学”的学海堂所须要的，也是阮元培养政事人才所须要的。而在学海堂所有的55逻辑学长之中，乃至还有仅为生员的邹伯奇。但邹伯奇“精研天文、历算、舆地之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发明摄影机的人。他担当算学科教员，正表示出阮元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 不过该当把稳到，学海堂虽然“不授举业”，但并非排斥科举，而是由于科举所需的学业内容，在当时士子们所接管的多年教诲中已经有充足的表示，没有必要重复。实际上，徐荣、马福安两位学长后来也各自中了进士。
人才济济
与浩瀚名校渊源颇深
学海堂从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其存在的80多年韶光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广东最高学府。堂内有文渊阁，藏书甚丰，相称于本日大学的图书馆。阮元在离开广州履新云贵总督之前，特意制订学海堂章程，以担保学海堂按照他的理念发展。
“领海人物，如日方升，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1930年，在学海堂书院、菊坡精舍与应元书院的根本上创办了广州市第二中学。作为广东学术文化的中央，学海堂的影响远播广东之外。广州市第二中学李颖、刘沛新两位老师指出，浩瀚学海堂弟子在各地的办学和任教，扩大了学海堂办学系统编制及其办学思想的影响力，引领了时期的教诲改革。
陈澧曾任27年学海堂学长，后任菊坡精舍山长，梁鼎芬、廖廷相等为陈澧弟子，形成“东塾学派”。
梁鼎芬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山长。随后梁鼎芬以武昌知府的身份兼任张之敞开办的两湖书院院长（弟子有章士钊、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李四光等）和方言学堂监督（武汉大学前身）。
朱次琦在广东南海办九江礼山草堂，康有为是其弟子。康有为在广州偕梁启超创办万木草堂。
周汝钧在北京参与创办强学书局，后办通艺学堂，再后并入京师大学堂，此为北京大学前身。
胡汉民于1921年参与创办私立执信学校，并于1924年参与预备中山大学。
学海堂、菊坡精舍的弟子学生在喷鼻香港举办学海书楼，延续学海堂余脉，喷鼻香港大学中文系亦与之密切干系。
阮元，“清代经学名臣末了一重镇”
学者李绪柏在《清代广东朴学研究》中指出，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在粤九年，“使文化奇迹灿然可不雅观，成为广东学术的迁移转变点。”李绪柏指出，阮元在广州期间，“仿浙江诂经精舍兴办学海堂，造就一批出色的学者……”学海堂是阮元督粤期间在文化上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广州书院发展历史的一个标杆。 阮元是江苏人，在浙江巡抚任上于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了诂经精舍，亲自为师。
1817年12月22日，作为两广总督的阮元抵达广州。1820年4月，他在广州城西文澜书院（今下九路文澜巷一带）创办学海堂，1824年迁至越秀山办学。汉代经学大家何休，治学严谨、通经致用，所谓“学无不通，聿有学海”。阮元爱崇何休，故将书院定名“学海堂”。
阮元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学者钱穆说：“（阮元）实清代经学名臣末了一重镇。”梁启超认为：“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 清中期之后，经世致用之说大兴。阮元重视实学的态度，自然贯彻于学海堂的教诲之中。而以学海堂为大本营的新学派“东塾学派”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登上学术舞台的。
广雅书院
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
按照《广东省志·教诲志》的说法，广东的中等教诲，在晚清期间是没有明确划分的，只由各县的部分书院担负，“较早涌现而又具有中等教诲规模的，要算广州的广雅书院”。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倡议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他在《创建广雅书院奏摺》中写道：“因于广东省城西北，五原源头乡地方，择地一区，其地山川秀杰，风土清旷，建造书院一所，名曰‘广雅书院’”。 不久，清廷批准了这个奏摺。奏摺全文刻在石碑上，至今仍保存在广雅中学内。所谓“广雅”，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 张之洞随即动手筹办广雅书院，以城西彩虹桥附近为院址。1888年6月8日落成，举行了开学礼，全体建筑工程用银13.88万两。 当时的广雅书院，总面积约124亩，有东西精舍2间，广东学生100名住东斋，广西学生100名住西斋。另有10个斋作为西席及事情职员的住所。院内有“冠冕楼”一座，也便是图书馆。因宋代名儒周敦颐（濂溪）曾到过广州，以是书院里建了一座“濂溪师长西席祠”，此外还有不雅观澜堂、莲韬馆、清佳堂、一篑亭等，池塘、树林点缀其间，风景幽美，举动步伐完备。
广雅书院订定的《广雅书院学规》共27条，是广东省最早涌现而又比较完备的学规，保存了很多当时的传授教化和管理细节，从个中可见，广雅书院的管理与当时新式的泰西学堂已有接轨，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为后来的书院改学堂做了铺垫。 1897年，清廷废八股，第二年广雅书院设立西学堂。1901年，清廷饬令废书院、设学堂，广雅书院次年改为两广大学堂，1903年改为两广高档学堂，1906年改为广东高档学堂，1911年附设中学，1912年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更名“广雅中学”。
作为晚清名臣之一，张之洞亦曾以“广雅”为号，可见他对创立这所书院的重视。他意在培养具有当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认为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军事工业是当务之急。以是在广雅书院的传授教化内容中，西学的比例不小。有研究者认为，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诲文化政策从源头上看，该当是形成于创办广雅书院期间。至今，张之洞像仍旧耸立在广雅校园之中。
菊坡精舍
广东学子精英集聚于此
清中后期的广州书院群中，多数书院仍是因循守旧，而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之以是能够脱颖而出，一在立足实际，讲求实学，二在“创新”。 清同治六年(1867)，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蒋益澧创办了菊坡精舍。舍址在越秀山麓，聘请陈澧为院长。书院的经费来源先由蒋益澧带头捐款，其他名流、官员助捐作为办学基金。“精舍”即学舍，出自《后汉书》：“刘淑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陈澧：“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陈澧是广东番禺人，17岁中秀才，23岁乡试中举，之后6度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只当过广东翁源县训导。他曾在粤秀书院读书，也参加过学海堂的课试。他生于两次鸦片战役之间的动荡期间，曾避居南海的横舍沙，从事著述和学问研究。31岁时便担当学海堂学长，著作相称丰富，计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唐宋歌词新谱》《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广州音说》等，学识极为渊博，尤长于音韵学的研究，在当时荣誉地位极高。
名臣郭嵩焘当广东巡抚时，绅士高心夔来到广州，对郭说：“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郭说：“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即陈澧），不枉此行。”后来陈澧听到这番话，自谦说：“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培养出“东塾学派”中坚力量 菊坡精舍的制度受学海堂影响很大，但也有自己的光鲜特点。陈灃在《菊坡精舍记》里先容：“灃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主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灃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主说也……”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炎武）的著名主见，他常说：“四者（维）之中，耻为主要。”顾亭林治学态度严谨，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陈灃发挥了顾亭林的学说，用以教诲学子。
陈灃培养了许多精良的学子，病逝时“诸生惜之”，在院中设陈兰甫师长西席祠以纪念。 菊坡精舍每期仅招生50人。招生工具一方面既有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推举来的精良学生，一方面是各地考取来的“勤学立品，可为士林模范，用备将来承明著作之选”的学子，还有各道、府、州、县保举而来的。可以看出，它与学海堂的教诲类似，都是针对已经接管过相称教诲程度的学人而开设的书院，可以说是集中了广东士子的精华。
阮元曾在学海堂创始了专课求学生制度，即学长从应课学生中选出品学兼优的学生10人，从 《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师长西席集》《朱子大全集》中“择一书肄习”，接管更为深入的教诲，类似于本日的研究生制度，后因书院经费来源中断而被迫停办。同治四年(1865) ，广东巡抚郭嵩焘敕令重新规复举办专课求学生制度，并进一步发展，除了经史之外，还新增数学一门。
菊坡精舍继承了这种专课求学生制度，培养出新学派“东塾学派”的中坚力量廖廷相、于式枚、何如铨等人。菊坡精舍也因此成为广东继学海堂之后的又一学术重镇。
不雅观察
创新型书院变革中追求“实学”
广州的书院在经由漫长的发展之后，在清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高峰。 如果解释末清初，广东的学术地位在全国仍难言特殊突出，那么经由清中前期一批主要书院的滋养，本地已可说是俊杰代出，渐有大成之象。而从1820年阮元创办学海堂开始，广州的书院进入一个主要的变革期，不仅从学术风气和方向上，且从传授教化系统编制等方面都有全新的面貌，深刻影响了之后广东的书院，乃至全国教诲的发展。 变革的深层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诲体系的内在哀求，也来自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造成的心灵震荡。无论是阮元重视“实学”的主见，还是东塾学派的努力，又或者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不雅观点，都表示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基色。表示在书院之中，便是飘渺空洞的玄谈之论让位于办理实际问题的切实学问。
融传授教化、研究、出版为一体的努力 在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这几所承前启后的创新型书院中，我们看到了将传授教化、研究、出版凑集一体的努力。
学海堂刊刻图书规模最大者为《皇清经解》，并集纳精良学生课集刊刻了《学海堂集》。菊坡精舍刊刻的第一部书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陆续刻有《三通》《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礼书》《东塾集》《菊坡精舍集》《白石道人四种》等。广雅书院更是险些与建院同步建立了广雅书局，雕刻成书者千余种，雕片逾十万。这些刻书都是名儒主持，水平很高，存留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资产，更有利于新不雅观念的广泛传播，为近代的图书出版和私人藏书奠定了早期根本，也为广东传承传统文化，营造了开明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