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良
择要：欧阳修的易学适应了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须要，提倡义理经学，对宋代儒学发展乃至后世影响巨大。有必要从欧阳修变古疑经倡言治道，开宋学一代新风着眼，进而剖析欧阳修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的天理不雅观，欧阳修易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其研究易学的目的和研究方法，以求初步展示欧阳修的易学与变法思想全貌。
关键词：欧阳修 易学 变法思想
欧阳修（1007～1073年），字永叔，吉州庐陵人。他幼年苦学，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入仕，授将仕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五年后进京任馆阁订正，旋而因朋党之论贬任夷陵令，后辗转地方，于庆历三年（1043年）召还进京任太常丞，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诰，积极支持范仲淹议行新政。庆历新政失落败后，贬知滁州。嘉祐二年（1057年），权知礼部贡举，利用科举改革转变文风，将北宋古文运动引入了康健发展的轨道。一年后，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政风宽和，秩序井然。嘉祐五年（1060年），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任枢密使，一年后，任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凡七年，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除不雅观文殿学士，知亳州，后转任青州。熙宁四年（1071年），时年六十五岁，以不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归居颍州。两年后辞世，谥文忠。欧阳修生平历仕地方和中枢，政治履历丰富，政绩斐然，并且学术精湛，在我国学术史上霸占相称主要的地位，他以文学名世，兼及史学和易学，是开时期风气的文学宗师、史学大家。而他的抱负则侧重于政治，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钱穆师长西席认为欧阳修是宋代在范仲淹往后的第二号政治人物，欧阳修曾说过：“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认为治学明道不能空言，要付诸行事，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政治实践密切干系，而他的易学则是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根本。
宋代易学研究繁荣，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学家们纷纭通过解《易》释《易》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见。北宋庆历年间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就分别有《易义》《易童子问》等多少易学专著和论述传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重视研究《周易》与《春秋》，他认为“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欧阳修支持庆历新政，武断支持并追随范仲淹。他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起伏和波折。《宋史·欧阳修传》称他“资质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流放流落，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其“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民气。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作的序文中，对他的学术思想及其巨大历史影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民气。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造诣，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一 变古疑经倡言治道，一代宗师别开生面
欧阳修在宋代儒学复兴中霸占主要的地位，是宋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也积极倡导复兴儒学，同范仲淹一起成为北宋学坛的领军人物。他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其学术思想与宋初的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唐以章句训诂为主的经学研究走入歧途，逐渐偏离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轨道，佛道思想泛滥。宋代开国，一扫唐末五季之乱，重视文治，儒祖传统精神开始回归。宋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总结历史的履历教训，意识到治乱盛衰在于人事，从天道回到人事，动手辟除释老，复兴儒学。欧阳修指出：“盛衰之理，虽曰定命，岂非人事哉！
”全祖望在《庆历五师长西席书院记》中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抽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
庆历之际的变古疑经思潮，是复兴儒学的发轫，是儒学从汉唐训诂之学向宋代理学转向的出发点。
唐代的经学统一实际上成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束缚，以章句训诂为主的经学研究不断僵化，导致了儒家活泼生动的人文精神逐渐损失。早在中唐期间就涌现了考试测验打破《五经正义》的方向，开始看重讲求“经意”。但唐末五代之乱打断了这种新的经学思潮的发展。北宋开国之初尚还有谨守汉唐注疏的风气，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道：“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直到宋仁宗庆历之际，才涌现了疑古辨经的思潮，一批富有独立思想和批驳精神学者呈现出来。如孙复就对现实提出其大胆的批驳：
不知国家以王、韩、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毛、郑、孔数子之说，咸能尽于贤人之经耶？又不知国家以古今诸儒服道穷经者，皆不能出于数子之说耶？……
专主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者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之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者也；专守孔安国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者也。
孙复认为古人的“传注”并不能代替贤人的六经，专注于此领略不到经书的真正意义。陆游对庆历年间的这种学术创新思潮评论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贤人乎！
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古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庆历之后的几十年间，学者士大夫们便视汉唐经学为“土梗”，疑经思潮遍布天下。庆历之际疑经思潮的兴起，欧阳修发挥了关键浸染，著力尤多。朱熹说过：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李觏）笔墨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欲复明于光滑油滑也。
清楚地表明了经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和欧阳修在这一转变中的地位。
欧阳修的经学适应了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须要，提倡义理经学，对宋代儒学发展乃至后世影响巨大。在完善儒家空想人格和雕琢士风、提倡名节上，欧阳修与范仲淹同声相应，不仅在理论上倡言气节，而且用其生平做了经典的表明。
欧阳修敢于疑经，并且得其法。他的《易童子问》开“变古”风气之先，为儒学复兴和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在经学史和易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学到北宋庆历之际发生了重大变革，进入“变古”时期，其紧张表现便是疑古辨伪思潮的涌现，欧阳修是个中开风气的人物。虽然由于其大胆的疑惑曾受到当时学者的反对，有的还是他所爱护提携的青年后进，但他仍旧十分自傲。他说：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于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
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
欧阳修疑惑《易传》非贤人所作，也非一人之言。他说：“童子问曰：《系辞》非贤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贤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他对此作了细致的比较剖析：“余之以是知《系辞》而下非贤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狠恶也。”
《易传》为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的集体作品，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这在本日已经成为共识。而欧阳修在千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不雅观点，表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和深刻的洞察力。此外，还有疑《周礼》、辨《诗序》、辨古史等方面，他无不打破古人，见地独到。苏辙评价欧阳修说：“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
必须看到，疑经辨伪不是纯挚片面的疑惑论，而是冲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规复经的本来面孔，其真实目的还是为了经学的康健发展考虑。欧阳修说：“黜其凌乱之说，以是尊经”。“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他认为“《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反对曲解经典。欧阳修还认为“六经皆载贤人之道，而《易》著贤人之用。”知古明道，在于习经，通过疑经辨伪以求经之本意从而达到明道的目的。尊经和疑经都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崇高地位，探索诠释儒学经典的新路径，以此重新构建起社会的核心代价体系，从而使人们重新树立并武断对儒学的信心，发扬儒家刚健中正、明体达用、经纶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
二 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的天理不雅观
欧阳修推崇王弼易学的义理之学，肯定张载的易学见地。他说：
《易》之为书无所不备，故为其说者，亦无所不之。盖滞者执于象数以为用，通者流于变革而无穷，语精微者务极幽深，喜夸张者不胜其广大，苟非其正，则失落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落其正，则王氏超然远出于古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业也。
张子之学，其勤至矣，而其说亦详焉。其为自序，尤所发明。
欧阳修便是沿着这个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看重义理的治易方向展开自己的易学研究的，其易学研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
天人关系始终是中国思想史上所着重探索的根本问题之一。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后，逐渐了霸占思想的统治地位。自两汉始，“定命”不雅观一贯霸占着统治地位，直到唐末五代依旧。打消“天人感应”不雅观，以天理取代定命，是复兴儒学的条件，欧阳修的天理不雅观就起到了这种浸染。他在《新五代史·司天考第一》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对付天的不雅观点：“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在欧阳修那里，天不具有任何神秘色彩，他说：“夫立天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各有数，合则化成矣。”这因此为天是有数可知、可见的客不雅观存在，而儒祖传统思想中的“奉天”也就成了修人事和行德政。欧阳修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他“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不雅观，他说：
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起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贤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以是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但是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乎？曰：天，吾不知，质诸贤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隧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性恶盈而好谦。”此贤人极论天人之际，最详而明者也。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天，吾不知，吾见其亏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变而衰落之；物之下者，进而盛行之。地，吾不知，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人之贪满者多祸，其守约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见人之祸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故据其迹之可见者以为言，曰亏益，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其知与不知，异辞也，参而会之，与人无以异也。其果与于人乎，不与人乎，则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远之；以其与人无所异也，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未有民气悦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顺于上者。
他对待天人关系的态度是辩证的，肯定“不绝天于人”，“绝天于人而天道废”；同时强调“不以天参人”，“以天参人则人事惑”。他认为人事即是天意，天道顺应人理，“修吾人事而已”。欧阳修的天人不雅观表示了看重现实的理性人文关怀。
欧阳修基于《周易》的变易思维，总结出了“天理”的观点。他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他又把“天理”称为“道”：“道无常名，以是尊于万物；君有常道，以是尊于四海。但是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达有无之至理，适用舍之深机，诘之难以言穷，推之不以迹见。”“‘物莫能两大’，此自然之势也。……夫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欧阳修认为，理在万事万物之中，在社会人事之中，故又可称之为“天人之理”，他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与，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易》否泰消长之卦。”他又把这种天人之理称为“人理”。
欧阳修易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是重人事。他认为《周易》包含有“治乱盛衰休咎之理”，《易》“止于人事而已矣”。他说：“贤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他释谦、否泰等卦，反复强调君子和小人的消长之理只是人事问题，无关乎天道。并且，他还认为天地鬼神都是按一定规律运动的，有迹可循，人们可以通过人事来节制它们。欧阳修重人事的思想还在于他对付“道”的认识上，他认为“道”是切于世用的日用之“道”，是众人甚易知且易行的，不要“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见“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道是六经之道，是古贤人之道，是易知而可法，易明而可行的。他说：
唐、虞之道为百王首。仲尼之叹曰：“荡荡乎！
”谓博识闳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爱崇仰望不可及，其严若天，但是《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者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
指出孔孟之道生动活泼，是一些详细的为治之道，“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是生活之道，完备不同于老庄的虚无之道，也不同于理学家们的本体之道。
欧阳修基于重人事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其“大中之道”的不雅观点。他认为世间万物，有些是可知的，有些是无法探究的。“贤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这便是“大中之道”这种“大中之道”实际便是哀求重人事，轻天道，在《易童子问》论谦卦时有详细阐明。他提倡“大中之道”，反对怪僻，不谈性论。他说：
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全球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贤人犹欲就之于中庸。
在给李诩的信中，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贤人之所罕言也。”“贤人以是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睱也。”欧阳修重人事的经学对肃清汉唐谶纬之学，规复儒学中的人文精神有很大贡献。他说唐代五经正义杂用谶纬之说，是“异乎正义之名也。”认为汉唐章句训诂经学啰嗦繁杂，成为经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欧阳修尊重史实与事实，在诗、春秋、易、尚书等纠正了古人的不实和怪妄之说，坚持在史籍中不书“祥瑞”等异说，对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重人事的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德政”论。他说：“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认为帝王虽命于天，但若无德，还是不能久居其位。他以隋唐为史鉴，说：“考隋唐地理之广，户口盈耗与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敷矣，地虽广莫能守也。呜呼，盛极必衰，虽曰势使之然，而殆忽骄满，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德政的内容是重民爱民，他说：“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欧阳修强调善治国者必须爱民，他说：“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常常大略单纯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欧阳修还通过对《损》《益》两卦的义理的阐发，提出“损君益民”和“顺民”的思想。他说：“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使民忘其劳与去世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为人君，要“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把减轻百姓的包袱作为重民、爱民的内容。
欧阳修对灾祥说、天人感应说的批驳也反响他重人事的易学思想。他在《新五代史》中明确提出“书人不书天。”他说：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贤人哉！
其文虽异，其意一也。
……但是王者君天下，子平生易近，布德行政，以顺民气，是之谓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动而不息，不能无盈缩差忒之变，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有司天之所考。
呜呼，贤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欧阳修“书人不书天”的原则已经打破了传统经学的束缚。他说“贤人既没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此外，欧阳修还批驳汉儒的“灾异”说，他说：
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异”者，不可知其以是然者也，日食、星李、五石、六鹅之类是已。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以是谴告，恐怖修省而已。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有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贤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
他还上书建议朝廷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之说，在《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中说：
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凡数百篇。自尔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凌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其用功至少，其为益则多。臣愚以谓欲使士子学古励行而不本六经，欲学六经而不去其诡异驳杂，希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这就相称于修正国家威信的教科书。直到本日，各国无不重视对教科书的修正，以之为贯彻意识形态教诲的重器。
三 欧阳修易学的经世致用思想
欧阳修没有分开实际空谈“人理”，而是依据易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其治学是为了经世致用。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以《欧阳公多谈吏事》为题，记北宋张芸叟言：“初游京师，见欧阳文忠公，多谈吏事。张疑之，且曰：‘学者之见师长西席，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师长西席多教人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欧阳修认为，学者就看重紧密关于治道的儒家外王之学，而不必急于“性命之学”。他说：
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贤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落休咎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因此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
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尚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贤人之罕言也。
《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附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定命之谓性，任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明物之动听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以是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肾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欧阳修对当时初兴的心性之学表明他的态度和治学态度，认为君子该当“以修身治人为急务，而不穷性以为言”。欧阳修治学坚持经世致用思想，适应了庆历年间政治改革的须要。
四 改革除弊，辟除佛老：欧阳修易学的目的
欧阳修生活的时期正处北宋的中期，这时的北宋社会，表面上的升平气候已难以粉饰实际上的内忧外祸，社会抵牾非常尖锐。欧阳修对此也深有体会，《能改斋漫录》记载：
公曰：“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不雅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不雅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恂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面对这种现状，欧阳修急迫感到革旧除弊，实施变法的主要性和必要性，积极研究探索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欧阳修说：“正者常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子是已。权者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也。”他释《困》卦指出：“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又说：“困而不失落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险以悦者，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个中，则不惧于其外……谓身虽困而志则亨也’。其象又曰：‘君子甚至命遂志’。”劝告君紧张勇于变革，“处险而不惧”，“甚至命遂志”。
欧阳修在政治看重务实。《容斋随笔》记载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惟欧阳公多谈吏事。”他曾说：“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新，则须有力行，方能济务。”在对社会现实的进行深入稽核与剖析之后，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生产、节约财用，严明赏罚、整顿吏治、强兵固边等切实可行的改革主见及一系列除弊兴利、推陈出新的详细办法。
在政治思想上，欧阳修也因此行王道的三代之治为空想，他在《本论》中描述了三代之治的环境：
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天命，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因此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尚淳厚，而王道成矣。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他慨叹三代之治“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尚淳厚，而王道成矣”，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因此宽简为政，不论是位居中枢，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还是外任地方，兴治教民，无不政风宽简，民风淳厚，操琴而治，怡然山水之乐，表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对三代之治的论述，实际上也是针对北宋所面临的政治危局有所指而言的。他对北宋时局有着复苏的认识，多次屡陈时弊，提出改革建言。他在《本论》中针对北宋的统治危急说道：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戎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然而财不敷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敷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统统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欧阳修认为以北宋当时的综合国力而论，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才，足以供有为之君一奋祖宗之威烈。然而竟至于目前之田地，“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而久不为乎？”此甚可叹也。他在《本论》中提出了节财、用兵、立制、任贤、尊名等五项改革方法：“以是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以是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遵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
欧阳修易学思想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要以《易》理来辟除佛老。周世宗灭佛后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到了宋代，统治者崇佛，在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佛教又重新发展。同时，玄门和“老庄”之学也受到崇奉。欧阳修武断反对佛、道，对释、老展开了全面的批驳，而尤以辟佛最为著力。他为此专门作有《本论》一文。他认为要反佛，必须从根本上着力，提出了“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的深刻见地。他说：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盖亦未知其方也。
夫医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戎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他根据“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提出“莫若修其本以胜之”的主见，认为反佛必须从根本动手，重新树立儒学的威信。《周易》是一个完全严谨、高度思辨性的理论体系，它通古今、究天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同时又有一个分外的卦爻象数体系，具有比佛理更强的思辨性，足以与之相反抗。欧阳修提出的“修其本以胜之”的主见，影响巨大。陈善《扪虱新话》说：“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 ……而《原道》之语几废”。更为主要的是，欧阳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佛教“为善之说”的迷惑力。在欧阳修看来，佛法久除不去的症结，在于人们“未知其方”，辟佛须要对症下药。他指出：“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欧阳修一语中的，捉住了佛法盛行千年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此根本上更进一步，构建起取代佛教心性之学的儒学理论，这一任务要到了往后的程、朱、陆、王才能完成。欧阳修提出的方法是“修其本”，他说：“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央有所守以胜之也。但是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为善，则怎知不相率而从哉？”“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火其书’而‘庐其居’哉！
”
欧阳修“修其本以胜之”的辟佛之道，在利用儒祖传统的仁义礼乐之外，更主要的还应从心性之学的角度完善和加强儒学思想自身的理论培植。毕竟，佛教的心性之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精密的体系和方法，稍赛过儒家。由于欧阳修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忽略心性之学，他的学术重在外王，没有朝内圣的方向深入。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儒学发展内在的历史逻辑使然，完备无怪乎欧阳修，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担当。关、洛诸学正是循着欧阳修指明方向连续发展，研究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终极取得对佛、道思想的胜利。
五 欧阳修易学的研究方法
欧阳修研究《周易》的方法独树一帜。他勇于质疑，是有其原则所循的。他在《易童子问》中对此作了明确地解释：
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以是知《系辞》而下非贤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狠恶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别的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去世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景况”云者，质于役夫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不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凡人之情而推贤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贤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得意之。
这里有三条：一是“质于役夫平生之语”；二是“以凡人之情而推贤人”；三是“推之天下之至理”，“思之至者”而“得意之”。所谓“贤人之中道”，便是“凡人之情”，“以凡人之情而推贤人，可以知之矣”。而“天下之至理”，便是判断事物的客不雅观标准，即“思之至者”，这三条原则依次而发挥浸染。
欧阳修看重阐发《易》理，他解《易》比附人事，多发议论，揭示言外之意，表现了强烈的义理派易学方向。他依据王弼解《易》的精神，阐明每个卦义都是从人事出发，如他释《乾》卦曰：“盖贤人取象以是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发奋图强’。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插图]认为六十四卦的卦爻辞都是用来解释人事的，也便是“贤人于卦，随事以为言”再如他释“《损》之《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之辞，大发议论：“呜呼！
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短长也。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总之，欧阳修的易学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易学史上也霸占主要地位，其政治改革思想与易学思想相为表里，既造诣了欧阳修的政治伟绩，也为其易学思想注入了活气和活力。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