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刘安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初版，420页，99.00元；2020年9月修订第二版，138.00元
如何避免精细而平庸的复制，实现知识的真正有效增长，是历史研究者不懈努力的方向。陈寅恪说：“一时期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期学术之新潮流。”新的问题每每要提出新的叙事模式，乃至动摇之前的历史图景。但是新的叙事，不是一拍脑门想象出来的各种“理论”，而必须植根于研究资料的挖掘、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挖掘和解读新资料，是规复历史影象、推动历史知识真正有效增长的不竭源泉。好的历史研究，能够从各种羁绊中打捞历史碎片，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和细节。刘安志师长西席的《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便是这样一部好的研究著作。
《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2014年出版，广受关注，2020年出版修订本，已是研究中古文史不能跳过的专著。书分高下两编，上编《礼仪·宗教·制度》，下编《写本·知识·学术》。上编偏史，下编偏文，合称“文史论稿”，名副实在。虽是重新资料（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地券、族谱、域外文献等）出发，却并一直留在史料剖析上。作者关心的话题，相称广博且贴近近年来中古史研究的“新潮流”，对崇奉天下、文本流传、知识史都有精彩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显得相称有历史关怀，而没有精细而平庸的匠气。笔者的论述将不按照此书的章节顺序先容，而环绕其谈论的主题展开。
首先，中古期间的民众心灵与崇奉天下——笔者用“心灵”一语，是沿用作者在本书中的表达办法。涉及《中古衣物疏的源流演化》《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期间民众冥世不雅观念转变之一个侧面》三篇文章，是作者对中古衣物疏的系列研究成果。作者有关中古期间衣物疏的研究，曾被日本学者白须净真师长西席评价认为是同类研究中最高水平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中国历史的一大面相，是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崇奉和思想天下的大变革，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也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天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如陈弱水强调中古期间中国民众是二元构造的心灵构造——不论如何强调自己的儒家色彩，其内心深处都笼罩在佛道的宗教光芒中。但是佛教如何影响了中古期间的冥世崇奉，一贯是一个无法精确度量的话题。尤其是丧葬文化，仍短缺足够的证据证明佛教有或者没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关于中古期间衣物疏的最新成果，补充了相称主要的历史细节。
作者认为，南北朝期间，受到佛教、玄门的影响，汉代以来的随葬“衣物疏”，逐渐演化为“移文”。但是吐鲁番墓葬出土的移文，仍保留了南方传来的地下神灵张坚固、李定度及“东海”崇奉。隋唐往后，北方高昌地区的移文，逐渐被“功德疏”取代，而南方地区的移文，逐渐被买地券取代。吐鲁番所出移文中不好记载有类似“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东（西）壁”的话语。作者认为这是南方文化传统，是当时民众盛行的冥世不雅观念或崇奉，是继汉代以来人去世归于泰山之后的冥世新不雅观念，东海成为继泰山之后的新的地来世界。作者的三篇文章，都解释中国古代民众固有的冥世不雅观念有其自身发展轨迹，宗教尤其是外来的佛教，并不能霸占完备主导的地位。
作者对衣物疏——移文——功德疏的剖析非常强调文本演进的轨迹，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佛教一点点进入墓葬文化和冥世崇奉的历史面貌。比如，湖北江陵高台一八号墓出土的遣策中，“江陵龙氏丞敢移安都丞”一语，和吐鲁番阿斯塔纳一七〇号墓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中“果愿敬移五道大神”表达办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是最为明显的变革是佛教的“五道大神”成为诉求工具，涌如今吐鲁番民众的冥世崇奉中。正如作者所论，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后期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除了“五道大神”，“五戒”“十善”等佛教观点也屡屡涌现。但是表达办法，利用了人间界官文书“移文”的形式，彷佛冥世是现实天下的投影（43页）。从“衣物疏”到“移文”，有一个明显的变革（47页）。
最晚从公元543年开始，吐鲁番民众开始利用“移文”。移文前半部记载各种随葬物品，后半部记对去世后天下神灵的告白。作者认为，只管涌现了佛教内容，但是佛教五道循环的不雅观念并没有涌如今墓葬文化中。墓葬中出土的移文强调的并不是去世者来世有更好的转生——不入牲口、恶鬼、地狱三恶道而转生于天道或人道——而是去世者归往东海，并哀求佛教的五道大神不要阻留。这解释当时北方民众崇奉杂糅，佛教并未取得主导地位。在佛教的浮辞之下，仍是中国本土民众的冥世崇奉在发挥浸染（56-57页）。进入七世纪下半叶后，吐鲁番墓葬的“移文”（最晚一件为公元656年）逐渐被更具佛教色彩的功德疏取代，比如阿斯塔那九区二号墓所出《唐乾封二年（667）西州高昌县董真英随葬功德疏》。这类功德疏所记多为讲经、写经、布施等内容，功能仍是一样，但游戏规则加倍向佛教转化。
作者对随葬文本的研究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作者认为，张坚固、李定度产生于刘宋元嘉年间，与东晋末年以来的战乱有关。战乱导致民众流移，客去世他乡，异地埋葬须要保障墓地不受陵犯，张坚固、李定度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墓地保护神的性子。二神之以是取姓张、李，是由于当时对不愿定的人，一样平常多用张甲、李乙来指称，乃沿用老例，并没有特殊含义。《三国志》卷逐一《王修传》注引《魏略》记曹操给王修的信就有“张甲李乙，尚犹先之”的表达。（84页）
佛教传入后对中国去世后天下的改造，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一贯到唐初，各种文献记载都显示，中国本土的泰山府君仍在冥世崇奉中处于主要的位置，这一点和作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揭示的环境非常吻合。佛教对去世后天下的描述紧张是五道循环（加上阿修罗道为六道）——众生在五道轮回转生，但五道皆苦，以是要跳脱五道，达到涅槃。佛教主见“分缘生法”和“自性本空”，所以是不可能相信灵魂永恒的，这和中国本土去世亡即肉体和魂魄分离是有差异的。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彷佛对冥世权力构造的改造进行得极为缓慢。到了初唐，比如贞不雅观朝大臣唐临撰写的《冥报记》记睦仁蒨事中，谈论泰山府君和阎王的关系，仍认为“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太（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到了中唐往后，地藏菩萨崇奉兴起，才彻底改组去世后天下，形成了地藏——阎王的构造。中国本土的泰山府君逐渐被佛教接管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本书揭示的东海崇奉，比较泰山府君，可能更具有地域性或者时期性，但是也是中国中古期间冥世崇奉的主要组成部分，仍值得连续磋商。
吐鲁番墓葬出土移文中屡屡提到的五道大神，是佛教对中古冥世崇奉产生影响的主要细节。以前日本学者小田义久进行过磋商。此神实在早在佛教传入之初就进入了中国，比如在二至三世纪翻译的佛传故事中，他屡屡涌现。以三国吴支谦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为例，就提到他。作为主五道大神（天、人、牲口、恶鬼、地狱），其名为贲识。我们回到佛教教义，或许有些帮助。贲识最早涌如今佛传故事中，当释迦太子逾城出走，离家修行的时候，就碰着了这个五道大神。以《太子瑞应本起经》为例，当释迦太子出城后，“忽然见主五道大神，名曰贲识，最独刚强。左执弓，右持箭，腰带利剑。所居三道之衢，一曰天道，二曰人性，三曰三恶道，此所谓去世者魂神，所当过见者也。太子到问：‘何道所从？’贲识惶懅，投弓，释箭，解剑，逡巡示以天道曰：‘是道可从。’”从早期佛典的记载来看，这个五道大神，紧张在三道（或者五道，三恶道可合而为一）交叉口，把所过去世者魂神分类，让他们走向诸道。以是当释迦太子经由时，他给太子指示的是天道。也便是说，除此五道，并没有别的路走。对五、六世纪高昌的居民来说，这该当是深入民气的知识。很故意思的是，在犍陀罗浮雕中，保存了不少贲识的图像，解释贲识作为五道大神主持去世者魂神分类的崇奉，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很盛行了。同时也解释，早期汉文译经非常准确。
“逾城出走”，公元二世纪，出土于罗里延唐盖，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在释迦太子马前，左执弓，右持箭，腰带利剑的人物，便是吐鲁番文献中所说的主五道大神。
然后我们再回到吐鲁番出土的移文，以《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移文》为例，解释佛教的五道大神在移文中是什么角色。其文曰：“章和十三年水亥岁正月任（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空门生孝姿持佛五戒，专修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迳（经）涉五道，任意所适。右上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时人张坚固、季（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东辟（壁），不得奄遏勾留，急急如律令。”根据文本，一个名叫孝姿的虔诚佛教信徒去世了，和尚果愿为其撰写了给五道大神的移文，紧张意思是见告五道大神，去世者虔诚信佛，希望在分类的时候“任意所适”，或者说不要去三恶道——最好是天道。后面提到东海这部分内容，是当时中国人理解的神仙天下，或者便是天道所在——就如作者所论，这是中国的冥世崇奉，而且很有可能是源自南方。本书所揭示的内容，是虽然佛教、玄门影响到丧葬文化或者去世后天下，但是中国底层传统始终有自己发展的轨迹。以是我们看到，只管是一个佛教僧侣撰写的移文，里面只管有佛教的理念，但是仍是基于中国知识、崇奉、传统的阐明。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
其次，从文本分析走向重整历史图景。比如《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子及行用问题》《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唐代府兵简点及干系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央》《伊西域北庭——唐先天、开元年间西域边防系统编制考论》《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知布告身的初步研究》等。高昌地区不但保存了更多的地方性的、细节的宗教崇奉与民众生活的资料，而且从这些碎片信息中，乃至可以读出关系全体帝国礼仪、制度的内容，乃至改变大家习以为常的不雅观念。
比如《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子及行用问题》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残片，谈论了《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问题。认为仪注多依据《开元礼》或其他礼文而来，二者之间是体、用关系。各类证据显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是行用的，个中不少原则仍在唐代中后期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唐人吕温所言“郁而未用”恐是矫枉过正之辞。作者通过仔细比拟，创造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周字七〇A号的《开元礼》残片，是《开元礼》卷三九《天子祫享于太庙》（第6页）。在敦煌和吐鲁番两地都出土《开元礼》残片，可见当时《开元礼》流布之广。作者并没有勾留在剖析残片上，而是把问题拓展到一个大的层面，即到底《大唐开元礼》有没有得到行用。以前，包括郑樵和四库馆臣，都认为《开元礼》是“预为之以待异日之用，实在未尝行也”。但作者认为，《开元礼》所记更多的是表示五礼的一样平常性原则，与实际中操作的礼仪活动是两回事。朝廷在举行礼仪活动时，常日都要先由“有司”撰写仪注，作为辅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元礼》和详细的仪注是有所差异的。（13页）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礼为长久之道，而仪注仅为一时之制，并不敷为万古之训。《开元礼》不等同于仪注，但仪注要依据《开元礼》而定，两者是体、用关系。
在这个根本上，作者稽核了《开元礼》行用的几个层面，比如新礼的行用。从“仲春兴庆宫祭五龙坛”“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等新礼来看，《开元礼》是行用的。从唐代官员依官品设置家庙的环境，也可以看出《开元礼》的一些原则是得到贯彻遵照的。不过作者也谨慎地指出，《开元礼》所载五礼礼仪，有些部分没有行用，比如“养老礼”。通过作者的论证，我们对《开元礼》的性子和行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可以说，让以前的历史图景发生了动摇，新的图景可能更繁芜但又更靠近事实。
《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先容了《维摩诘经》等佛典注疏残片，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古期间高昌地区的佛教和民众崇奉。《唐代府兵简点及干系问题研究——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央》一文以吐鲁番鄯善县所出《唐开元五年（717）后西州献之牒稿为被悬点入军事》为中央，为唐府兵制研究供应了新的信息。作者认为，唐代府兵的简点，既包含对成丁之人的点入，也包含对入老和不合留军之府兵的简退。开元七年，日益崩坏的府兵制难以坚持，唐朝把以前一年一次的简点改为三年一次。这一点被吐鲁番文书所印证。从西州“悬名”点及因公外出当差之人情形看，虽然府兵制仍在勉强坚持，但是兵源枯竭不可避免。府兵制末了不得不放弃。
《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知布告身的初步研究》一文，为研究唐代告身制度、追赠制度供应了多少宝贵新资料。根据五通知布告身抄件内容，从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短短七日内，钟绍京从苑总监先后经历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户部尚书四职，迁转神速及变革之快，令人惊奇，一定程度上透示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场合排场。作者认为钟绍京没能保住相位的缘故原由，除了政治斗争和抵牾以外，其出身流外官也是主要缘故原由。从睿宗到玄宗早期，积极参加政变的唐隆元勋，不断被洗濯出中枢机构，钟绍京是个中非常范例的例子。本文所揭示的五通知布告身，非常生动地揭示了当时眼花缭乱的政治变动。
第三，中古期间类书的研究。《〈华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览〉乎？——敦煌写本P.2526号新探》《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修文殿御览〉佚文辑校》三文，是作者磋商中古类书干系问题的系列成果。其他几篇文章《〈太公家教〉成书年代新探——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央》《吐鲁番出土〈驾幸温泉赋〉残卷考释》《〈括舆志〉与〈坤元录〉》《关于〈括舆志〉辑校的多少问题》等，也是环绕“文”（文本、文献）展开，对文本流传、知识史有主要代价。
作者有关《修文殿御览》与《华林遍略》《括舆志》与《坤元录》的研究，可谓利用新材料的典范。作者根据中日古籍，对九十五条《修文殿御览》佚文进行全面辑校，指出其散佚，极有可能是在清初往后。作者对敦煌所出P. 2526号写本进行再研究，复原文本，并根据写本书法和避讳特点，指出其年代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在比较《修文殿御览》佚文和P. 2526、《太平御览》所记内容的异同根本上，确认《修文殿御览》和《太平御览》存在渊源继承关系。P. 2526号写本与前两者明显不同，而与《艺文类聚》同属一个系谱。作者推断，这个写本极有可能是南朝萧梁所修的《华林遍略》。
《关于中古官修类书的源流问题》梳理了中古类书源流，认为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华林遍略》传入北方，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十所载各种文籍及引文，可能便是抄自《华林遍略》。北齐统治者以《华林遍略》为原本，修成《修文殿御览》，整合南北文化。但是在玄宗以前，《华林遍略》影响更大，而《修文殿御览》受到冷落。玄宗之后，代表北朝文化的《修文殿御览》地位被抬高，成为中古第一大类书。南北文化的整合，要到北宋期间才完成。
南方化或者强调南方文化传统在中古期间的主要性，是本书特殊强调的层面。比如吐鲁番墓葬出土“移文”的源头，作者认为应起源于南方的“移文”和“买地券”。由于从韶光顺序上看，直到公元六世纪往后，吐鲁番地区才开始利用“移文”。而且在这些移文中，见证人已从原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转变为张坚固、李定度——这两个“神灵”名，五世纪上半期就涌如今南方。其余东海崇奉，按照作者的不雅观点，也是南方文化的表示。
就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而言，近十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特殊强调解所视角和区域史的研究。不论是跳出北方视角强调南方的主要性，还是另辟路子从山中出发，或者从“边缘”人群补充历史信息，大体上都是如此。2020年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戚安道（Andrew Chittick）的新书The Jiankang Empire i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中国和天下史中的建康帝国：种族认同和政治文化》），也是强调从南方（建康）视角不雅观看历史。南方化的研究视角，一样平常会追踪到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的干系论述。
读罢此书，让人感叹，中古史怎么会穷尽？不但不可能穷尽，反而越来越多主要的议题被创造出来。
任务编辑：于淑娟
校正：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