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里有一位名叫范从文的监察御史，遭到其他官员的弹劾，罪名是违逆诏书。
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弹劾状，勃然大怒，敕令把范从文打入去世牢，候期问斩。
行刑之前，朱元璋照例查看去世刑犯的个人卷宗，在卷宗里，朱元璋创造这个去世刑犯姓范，是苏州人，心中若有所思。于是，派人唤来范从文，问道：
“你跟范文正公是什么关系？”
范从文答道：“我是范文正公的第十一代孙。”
朱元璋听完，肃然起敬，立时开释了范从文，并命人取来五块锦帛和笔砚，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锦帛赏给了范从文：
“免你五次去世罪！
”
于是，这位监察御史就被免去去世罪，又得到了御赐的“丹书铁券”。
范从文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违逆朱元璋的旨意呢？
范从文的祖上范文正公又是谁？
为什么朱元璋要给他的后代“丹书铁券”呢？
从当代“穿越”到洪武年间的监察官范从文是明太祖洪武初年的国子监毕业生，毕业后，由于为人正派，被任命为大明朝廷的监察御史，卖力监察官员、纠正刑狱等职责。
监察御使就好比是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牛虻”，专门“找茬”，以是这个职位本身就很随意马虎得罪人。
偏不巧，范从文这个人“眼里不揉沙子”，喜好较真，以是自然受到很多同寅的不满和排挤。
他的同寅找到了一个弹劾范从文的机会，什么机会呢？
范从文创造当时的很多贪官虽然贪赃枉法，但是实际上受到的刑罚远远超出他们犯下的罪过，乃至有些人并不是贪官，也被当成贪官抓了起来，以至于连范从文这么一个正派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以是，范从文在判罚这些贪官的时候，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轻微“变通”了一下，适当地减轻了一些刑罚。
于是，同寅们向朱元璋弹劾范从文，说他违反了明太祖亲自主持订定的《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作为社会底层出身的“草根”天子，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切齿腐心，于是，便认为范从文徇私枉法、包庇贪官，便绝不犹豫地将范从文抓了起来，打入去世牢。
难道范从文真的是“包庇贪官”吗？或者说，难道范从文真的反对朱元璋的“反腐”政策吗？
这个问题恐怕不能急着下定论，先看一看朱元璋的“反腐”举措吧。
我们知道，朱元璋本人是十分痛恨贪官的，对贪官污吏惩罚也很严厉，只要创造贪官，就抓起来处以重刑。
据《大明律》记载，朱元璋创始了“剥皮实草”之刑，凡是贪污超过六十两的官员，都要捉到官府里，然后被剥皮，在剥下的皮里塞满牧草，摆在官府公堂阁下，用来震慑和威吓那些心存贪念的官员。
这样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而且，官员们如果“反腐”不给力、乃至不作为，也要受到朱元璋的严厉惩罚。
这就让法律官员感到一些压力。他们摸清楚了朱元璋“痛恨贪官”的心思后，审判贪官时每每特殊卖力，乃至不惜滥施刑罚，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冤案。
以是，范从文才会在碰着冤案时，或者是刑罚远远超过贪官的实际罪过时“通融”一下。
作为一名监察官员，范从文认为，国家的法律部门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也不应该冤枉任何一个年夜大好人；既不能包庇罪犯、徇私枉法，也不能滥施刑罚、毁坏法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范从文已经具有当代法治的一些思想了。
古代法制与当代法治的一个主要差异是：古代法制更多的是“刑罚”，缺少对权力机关的制度性约束，以是权力机关想怎么判罚就怎么判罚。而当代法治却是“刑法”，也便是说既规定了罪刑，也通过“法”对权力机关形成约束，以防止权力机关制订过于严苛的罪刑，乃至滥施刑罚。
朱元璋毕竟是古代的天子，《大明律》也是他个人意志的表示，以是官员军队唯朱元璋“马首是瞻”也就显得不奇怪了。
朱元璋能把范从文打入去世牢，也能免去范从文的去世刑，并赐他“丹书铁券”。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虽然“乾纲独断”，但并不糊涂，也不冒失。
他处理国家大事时总是尽职尽责、小心翼翼，反复衡量以免出错。
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去世刑案件的审查和复核。在天子之下，还设置了好几层审查案件的机制，比如，三司会审等等，末了要向天子申报请示。
除此之外，行刑之前，朱元璋本人还要进行末了一道审核：查看犯人的档案卷宗。
然而，便是这一道审核机制，让朱元璋得知了范从文与范文正公的关系，也因此救了范从文一命。
就这样，范从文去世里逃生，还额外得到了五条命。
范从文也借此机会劝谏朱元璋：
国家要立法，罪刑要明确；
还要分清楚罪刑的等级，贪污程度不同，惩罚力度也要不同；
法要大于权，制订了法律往后就要严格实行，不能动用自己的权力去随意干涉法律...等等。
这些建议都很有道理，比如“分清楚罪刑的等级”这一条，如果不分清罪刑的等级，会涌现什么情形呢？
试想一下：如果贪污六百两和贪污六百万两的刑罚同样都是剥皮，那一时起了贪念，贪污了六百两的贪官心里会想“既然往后都要被剥皮，那干脆贪污六百万两得了！
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是失落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以是，范从文看起来就像是“穿越”明朝的一位当代法学家。
范从文的正派个性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比如，这次赦免去世罪之后不久，他就被贬到了云南近十年之久，直到洪武十年才被赦免回京。
但是由于“免去世金牌”的保护，直到明朝末年，范氏家族都没有遭到灭门之祸。
朱元璋为什么特赦范从文范从文之以是能在洪武初年被朱元璋免去去世刑，并得到“丹书铁券”，是由于他有一个靠谱的家世：他的祖上是北宋名臣——范文正公，也便是范仲淹。
提及范仲淹，相信没有人会陌生。
范仲淹是北宋的一位文学家和政治家，曾主持“庆历新政”，后来得罪朝中守旧势力被贬。
他在《岳阳楼记》里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朽名句。
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位军事家，他曾主持北宋对抗西夏的战局，并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词句。
问题只在于：为什么朱元璋会特赦范仲淹的后人呢？
仅仅是由于朱元璋崇拜范仲淹吗？
大概是吧，我们不得而知，由于没有任何史料详细描述朱元璋当时的生理活动。
事实上，如果理性剖析的话，可能有三个缘故原由：
第一，是朱元璋对范仲淹的个人情绪。
我们知道，朱元璋出身贫苦农人，祖上备受元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得朱元璋对底层群众充满感情，对贪官污吏切齿腐心、绝不手软。
而范仲淹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是并没有上层社会高高在上的姿态，反而关心底层群众的生活。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创办民间慈善机构的“大善士”。
他被贬之后，在老家苏州吴县创办“义庄”，把“义庄”的地皮收入用来赈济灾民，接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他接济的普通人，还包括奴婢、再醮的妇女等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在范仲淹的模范之下，他的儿子范纯仁等人做起慈善来更是乐此不疲。
范纯仁等人除了接济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还帮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个中规定：凡是参加科举考试，每人给钱十贯作为路费，等等。
可以说，范仲淹不仅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把普通百姓放在心上。
范仲淹对普通百姓的这种情绪态度正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所欣赏、敬佩的。
以是，朱元璋“爱屋及乌”，对范仲淹的后人爱惜有加。
第二，作为帝王，朱元璋欣赏范仲淹的贤臣风范。
朱元璋一贯很佩服范仲淹。在朱元璋眼里，范仲淹是宋朝第一名臣、第一元勋、第一忠臣。
他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候提醒自己要做一个负任务的好天子。
而作为帝王的朱元璋，也确实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朱元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勤政的天子之一了。
研究明史的历史学家吴晗师长西席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玄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里，朱元璋就处理了1666件公函，合计3391件事情，均匀每天看两百多份文件，处理四百多件事情。
更难得的是，他在位的三十一年里，险些每天都能做到这么勤政。
当然，历史上对朱元璋的评价很繁芜，有人认为朱元璋之以是勤政，是由于他有很强的权力希望，想要大权独揽，以是他废除宰相制度。也有人认为他猜忌心重，不相信其他人，只相信自己，以是搞特务政治来监视臣民。
还有人说是由于朱元璋出身贫寒，以是他有“老农人”“老耕牛”的做派，等等。
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粉饰他“勤政”的事实。
更何况，朱元璋还带头节俭。照理说，他做了天子往后，地位至高无上，完备可以尽情享受了。但是他并没有纵情享乐，更没有奢靡糜烂，而是依然艰巨朴素。
可以说，朱元璋的勤政与节俭，完备配得上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概，在朱元璋眼里，范从文的正派品性正是范仲淹高尚风致的延续吧。
第三，表彰范仲淹，勉励众大臣。
作为帝王，朱元璋的一言一行肯定不会仅仅出自他的个人好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含义。
什么政治含义呢？通过特赦范仲淹的后代来表彰范仲淹，从而勉励他的大臣们学习范仲淹的精神和做派。
这实在是在见告他们：
只要你们也能像范仲淹一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实于我们老朱家、忠实于大明王朝和庶民百姓，那么，我绝不会亏待你们，也不会亏待你们的子孙后代。
看吧，只要我乐意，就可以免他一去世，还赏给他“免去世金牌”，免他去世五次。你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报酬。
而且，如果把朱元璋这次特赦范从文和他在位期间大杀元勋做个比拟的话，大概朱元璋的用意就更明显了。
这次特赦范从文也就可以理解为朱元璋对“生杀予夺”的无上皇权的一次高调宣示了。
相信众大臣都对朱元璋此得用意心知肚明。
“特赦范从文”背后的文化密码——传统中国的“家族不雅观”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在传统中国的文化里，家族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正是由于范仲淹是一个让人敬佩的人、是一个贤臣、做了很多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才换来了朱元璋对他子孙范从文的优待。
中国古代有很多俚语也反响了这种“家族的力量”，比如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虎父无犬子”等等。
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未曾中断过，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让夏商周期间的“祖宗崇拜”延续了下来。
中国人尊重自己的先人，乐意理解先人的业绩，喜好“认祖归宗”——编写家谱，等等。
同时，中国人也看重家族的传承。比如传承家学、制订家训、树立家风等等。
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都跟朱元璋一样，都认可“家族的力量”。比如刘邦，虽然说刘邦同样是“草根”天子，而且刘邦讨厌读书人，做天子以前喜好不务正业，给人一种“混不吝”的觉得，但刘邦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认可中国文化里的家族传承。
刘邦做了天子往后，有一次经由战国期间赵国的故地，想起当年燕国名将乐毅客去世赵国，便急速向当地人讯问乐毅的后代，找到之后，封给乐毅的后代乐叔一块封地，赐号华成君。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也曾差点成为朱熹的后裔。
这是在朱元璋做了天子往后，有人建议朱元璋“修正身份证”，把自己改成南宋大儒朱熹的后裔，这样有利于标榜大明王朝的文治。
但朱元璋末了还是反对了这个建议。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多么强大。
到了近代，还有人拿“家族”做文章，比如袁世凯。
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的政权之后，开始动了做天子的歪心思。
于是，有人开始替袁世凯“修正身份证”，想把袁世凯说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后代。既然先人袁崇焕便是抗清名将，那后代袁世凯继续大清的江山做天子也就显得通情达理。
当然，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的“天子梦”很快就破碎了。但是，为了帮助袁世凯做天子，竟然有人把袁世凯修改成袁崇焕的后裔，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结语洪武初年，朱元璋特赦范仲淹的后代范从文，这在滚滚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一件大事。
但是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东西：理解北宋名臣范仲淹的道德风骨与家族传承；理解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的“反腐”与法制；理解传统中国的文化密码——祖宗崇拜。
可以说因此小见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