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同道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上中学时，读过胡绳同道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少不更事又孤陋寡闻，以为他便是一位历史学家。195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主政哲学系的汪子嵩师长西席请了许多名家来系里演讲，让我们领略大学者的风采。我们听了时任中共中心政治研究室卖力人胡绳同道的报告，其逻辑极其严谨，丝丝入扣，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记下来便是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这与习气于发散性思维的于光远同道的风格形成光鲜的对照，交相照映。那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个个风格互异，个性光鲜，对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从实践中领悟出的独特理解和解读，对实际情形有独特视角，真可谓“百花齐放”。
前几年，我们北大哲学系1955级的一些同窗重编了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漫谈会的文集，以纪念这次难得的表示“百家争鸣”精神的学术会议55周年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为此，我重读了这次会议的文集，对个中胡绳同道的会议总结——《关于哲学史研究》一文有了进一步认识。重读的心得可以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异质思维”。
一场辩论
这次会议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不久召开的。会前，时任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师长西席在《公民日报》上揭橥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坦陈解放后积极追求进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以往崇奉的唯心主义哲学又难以割舍所带来的困惑。漫谈会上一些与郑师长西席有类似经历的老学者，也暴露了这种朱光潜师长西席所说的“思想两栖”的困境。同时，一些从事中国哲学史传授教化的学者也提出了传授教化中碰着的许多难题。个中最突出便是当时作为威信的苏联教科书把日丹诺夫所下的哲学史定义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这个定义，一方面把哲学史归结为唯心唯物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大略地将这一哲学不雅观点上的不合归结为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的分野。有学者认为，用这种方法无法阐明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征象。像冯友兰、贺麟等学贯中西、学养丰硕，又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大家，在会上多次发言，对日丹诺夫的定义提出质疑，对唯心与唯物之间的关系、唯心主义与政治的关系等提出自己的意见。冯友兰师长西席据此还就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续问题提出了“抽象继续法”。这些意见无疑引起了震撼，引发了热烈的辩论。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意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经历了持续的思想批驳运动之后，对唯心主义的态度成为判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进步、掉队还是反动的一个标准。面对这样一场辩论，身处中心宣扬部卖力理论事情要职的胡绳同道，要对会议上的各种不雅观点做出评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实在是一件不随意马虎的事情。可是胡绳同道的总结不但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至今读来也令人受益匪浅。
平等对话，相互切磋
总结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地提出，研究问题不能采纳大略化的做法，根据某种一样平常原则，把“阶级的帽子”套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头上。“以某些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引导”来研究哲学史是“十分有害的”。强调这种教条主义的大略化的方法，“表面上彷佛是掩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却是歪曲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付作为与经济根本相距很远的上层建筑的哲学特点，哲学演进与先前的思想资料的关系等规律性问题的论述为依据，阐发了在哲学史研究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的做法。在此根本上，充分肯定了会上许多发言者反对教条主义，寻求战胜教条主义的办法的积极意义。
胡绳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付一些在他看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见地并不回避。但是与一些初学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和喜好采纳大略化做法的论者不同，他对这些问题都做了仔细的剖析、说理。这些剖析入情入理，表示出学者之间平等对话、相互切磋的友善态度，一点也没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处于领导岗位的意识形态专家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架势。（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