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黄侃脾气狠恶，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比如他和象山陈汉章同为北大教授，也相互敬佩对方的学问。一次在一起谈天，谈起学问，竟因不雅观点不同而相骂，黄侃继而“欲以刀杖相决”，事后，却又像无事一样，而“善遇焉”。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切实其实是丢北大夫人脸。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提倡口语。罗家伦的《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提到黄侃教室骂人的环境：
黄季刚则每天诗酒谩骂，在教室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付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付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见，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教室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口语文高兴，天下上哪有高兴的事，金圣叹说过天下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天下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高兴，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落夫骂座的话，个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往后遂成为国故派。
实在，反对口语文者如林琴南和刘师培，并非一味排斥口语文。前者在壮年时，做过很普通的口语诗，后者曾和陈独秀一起办过《安徽俗话报》。唯独黄侃，反对口语文尤其激烈。在周作人看来，北大校内“所谓新旧派的论争实在也争不出什么来，新派纯凭文章攻击敌方的据点，不涉及个人，旧派的刘申叔则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见，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悍妇式的骂街”。
胡适，从美国归来，执教北大，提倡口语文。
在新潮派北大师生的眼中，国故派黄侃是老执拗，在对待胡适推广口语文这件事上，黄侃不仅仅是反对，而且对胡适抱有某种敌意。黄侃一向狂狷孤傲、特立独行，不仅在教室上对胡适冷嘲热讽，见了面，不会放过挖苦捉弄胡适的机会。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下子，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评论辩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满堂哗然大笑。
对付胡适，黄侃的成见并没有随着韶光的流驰而减少。 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心大学教室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缘故原由？黄侃说：“监者，寺人也。寺人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拍案大笑。
溥仪与婉容。胡适见溥仪，叫皇上，引起轩然大波。
黄侃的妻子黄菊英的文章中提及，五四运动后，胡适见了被废黜的溥仪仍口称“皇上”，被季刚视为大逆不道。有一次胡适在中心大学演讲出门，恰好被黄侃碰上，于是，黄侃跳脚破口大骂。
黄侃对胡适的敌意，还有一层意思，爱徒傅斯年被夺走，迁怒胡适。傅斯年读北大时，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样子容貌，少年意气，常常在教室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缺点。傅斯年入本科不久，就引起黄侃的重视，傅斯年景为黄侃的得意学生。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都非常赏识傅斯年，打算将自己的衣钵传给他。可是，傅斯年没有赶走年轻的胡适，胡适反而将傅斯年、毛子水、杨振声、俞平伯等一帮学生从传统国学拉向新文化。傅斯年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陈独秀都感到疑惑，还认为“黄门侍郎”傅斯年是个卧底呢。
黄侃的逸闻趣事一箩筐。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真切，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教室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长于吟诵诗章，抑扬抑扬，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以是，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盛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周作人在《知堂回顾录》中，把林损、辜鸿铭、黄侃列为北大三怪人。黄侃在教室上的一些举动令人匪夷所思：“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其余请我用饭。”（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大概在黄侃的潜意识中，只有磕头行过拜师礼的学生才是他认可的弟子，才能得到他的真传。
顾颉刚在其《自述》中对黄侃北大期间的守旧颇有微词：“北大的教员，老年的多，壮年的少，思想本来偏于守旧。像黄侃这样，年事虽只三十多，可是他写得一手好骈文，思想并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