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1919-1994）是20世纪驰名国际的宋史学家，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慧眼卓识，在宋史领域毕生推进国际互换上，为他赢得了非凡的荣誉。他的代表作《中国转向内在》《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在海峡两岸颇受推许，另一英文名作《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最近也将推出中译本。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不能透彻体悟其书；论其人而不知其事，则不能真正理解其人。
一、从燕京大学到东京审判
刘子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9年12月19日生在上海。他在1936年入读清华大学，次年7月，抗日战役爆发，北平沦陷，大概因其银里手的父亲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的石友，便转入燕京大学连续学业。洪业兼具导师与父执的双重身份，在学术道路上，对他的熏陶与影响不容低估。1940年，刘子健得到学士学位，留校担当助理，兼任中国大学讲师。在燕大期间，他与张芝联、齐思和、周一良、瞿同祖、房兆楹、侯仁之、聂崇歧、邓嗣禹、王钟翰、翁独健等或同出洪业门下，或曾经共事。
洪业
在此期间，刘子健支持抗日学生涯动。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国宣战。越日，驻扎北平的日本宪兵队盘踞了燕京大学，以煽惑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在校的刘子健与陆志韦、赵紫宸、洪业、张东荪、侯仁之、姚克荫等西席十余人，投入设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宪兵队监狱。被捕之前，刘子健冒险将司徒雷登委托他调查日本盘踞军履行奴化教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朗润园北小池中。抗降服利不久，他回顾狱中经历说：
带到大办公室，解除口袋内的统统，解除裤带以防自尽，解除戒指以防吞金，急速分批领下阴郁的地下甬道，走进囚房，再经由查抄，从像狗洞似的小门钻进木笼子。……久禁监中，真易得精力病，更何况两个馒头无法吃饱，背脊发冷，两条线毡，真是“不耐五更寒”。（《“蒙难”之后》，1945年12月第2期《燕大双周刊》）
日本宪兵队这次审讯，“著重学校，学生算参考犯，因此先放”。但他不久被日本宪兵队的再次拘押，受到了严刑拷打。直到1962年应邀访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与他在温泉泡澡时，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几条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长的伤痕”（《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只管如此遭遇，刘子健在追述这段经历时仍旧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缩小，也不扩大，他在《“蒙难”之后》里说：
无论如何，日本宪兵虽然残暴该杀，在大城市中的，还不致无理诬赖，屈打成招灭口了事。（我第二次被拘，曾被屈打成招，后来证明是屈招，居然能开释）
二战往后在与日本学者的人际往来与学术互换中，他始终坚守这种客不雅观理性的精神与原则，这是难能名贵的。
抗降服利后，刘子健回到燕京大学。市价“爱国护权”的学生涯动风起云涌，但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学生相互责怪。刘子健有感于此，在报上刊发文章表达了他对人事与学问素所主见的民主精神与理性态度。他指出，学生涯动“若何才能未定裂呢，彼此妥协，彼此容忍，彼此体谅，彼此能依照民主的办法，民主的精神来磋商谈论，自然分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少了”。他认为：“合理的发言，应该是交流见地，交流材料。经由这样的发言，不但是知识可以增加，见闻可以推广，而且还能接管旁人的不雅观点和意见，使自己脑筋重生动，思想更周详。”他认为：“青年时期，应该因此学习为中央的时期。发言，无论谈政治与否，都应该抱着学习的态度。特殊是首先要学会学术的风姿，研讨的精神。这样就能有客不雅观的态度。” 以是，他发起：“紧张是要听人家说的事实是否可靠，讲的理论是否畅通，下的结论是否妥当。有没有该当或者可以学习的地方。有没有缺点应该纠正的地方。至于这话是那【哪】方说的，是次要问题。”又说：“政治的错综繁芜，罄竹难书。彼此谈谈，彼此都有启示，都能学习。这就大可满意。立时要结论，看来彷佛热心，实在是想取巧。”（《寄青年朋友：客不雅观的态度》， 1946年3月19日天津《大公报》）这种态度也始终贯串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
与此同时，刘子健在《益世报》上揭橥了系列性专论，包括《论美苏外交的对立：和平究竟有没有保障？》《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与《回顾苏联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磋商了战后美苏对峙下的天下走向，为这一场合排场下的中国决策供应了间接的参考。这些专论与他当时的学术方向密切干系。
1946年，向哲濬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亟须一位兼通英语和日语的有力助手，刘子健“除了讲流利的英、日语外，还懂法语、俄语”（陈毓贤《洪业传》，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获洪业力荐，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史料专员。
刘子健大约在当年四月赴东京履职，这从其五月已在海内报刊上开设“寄自东京”的专栏可为佐证。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在《大公报》连载四篇《落日的回顾》（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剖析与评述了日本从1931年3月少壮派军人武装政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六年间是如何走上侵华战役不归路的。其后，他在《益世报》上还刊出了《军国日本的末日》（1946年6月17日）与《日本帝国的丑史：崩溃前的阴郁与腐蚀》（1946年7月6日），向海内宣布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役期间的穷兵黩武与阴郁腐蚀，同时颇具远见卓识地告诫道：“以他们建立军国的精神，工业技能、科学知识用在和平方面来，倒真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千万不要因胜利而骄傲。”
在“寄自东京”的《奇迹的生还》（1946年7月9日《益世报》），刘子健向海内最早戳穿了中国被俘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岗矿山为去世里求生而发起暴动的原形，强烈控诉日本败北后仍将参与暴动的十一位中国劳事情为犯人拘押在狱，竟然“比普通日本犯人还要受虐待”，他愤怒地说：“笔者真痛恨自己不会写作，这不是最宝贵的题材吗？真的，多少历史，多少小说，多少文学，都在仇敌的残暴下淹没了！
只有天上的英灵知道他们在人间地狱的苦痛。但他们的残骸遗骨，还不知在哪里，更不会说话。” 据柳立言在《刘子健师长西席的治学与传授教化》里说，1946年8月，刘子健与出庭作证的溥仪会晤，溥仪手书“东海妖氛靖，披怀饮千杯”向他存问；他在《关于远东军事法庭》（载1946年8月2日《益世报》）里向海内先容了东京审判在法庭内外的斗争。
东京审判期间中国审查团合影，后排左二为刘子健，前排左三为向哲濬。
据刘子健自述，他在赴日两年间“对付过去日本侵略，自日政府旧档中搜开罪证甚多”，以史料专员的身份为东京审判做出了贡献。针对战后美国支持日本复兴的政策，他以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深度不雅观察，较早呼吁“注目日本复兴”，并在《不雅观察》上刊文阐述了自己的总体不雅观点：“日本复兴，对中国不利，但未成威胁，应速谋挽救之方”。他以箸划策，逐一剖析了战后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可能采纳的对策：
（一）中国自强，对美武断交涉，目前不大有希望；（二）联苏抗美，仅限于偶一利用（如谢绝放弃和会反对权），似也无希望成立。即能如此，似尚需顾虑美国反更袒日，更便宜日本；（三）事既如此，反对亦难济事。假定能对美妥协，而换得条件，争回一部分对日的权柄来，或尚不失落为现实下无办法中的一个下策。
以刘子健之见，“在已成立的美日关系中，插进中国去，造成美中日三角的均衡”，这是刻下中国政府“至少应该能够做到的最低限度”。但当时海内民族主义莫名飞腾，他的见地竟“大受鞭笞”，批为“不符民族利益的论调”。其时刘子健甫抵美国，特地驰函抗辩：“若误为袒日亲美，个人甚不能接管”；并举证自白道：“我曾两次为日寇拘捕，鳞伤犹在”，“在美揭橥的稿件，我也力劝美国不可过分袒日，而欺凌中邦交际一时的懦弱”（据《经济周报》1948年第6卷第23期载梅碧华《论美国扶日政策对中国的祸害》编者按及附录刘子健来函）。
刘子健早想回归学界，遂在1948年春辞职离日，赴美留学。这年，他三十岁，开始了美籍华裔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
二、客居美国的学术生涯
赴美往后，刘子健进入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协理研究员，暑期在远东问题上帮忙作短期研究。
刘子健在离开中国以前，学的是泰西史和外交史，故赴美往后仍以当代中日关系为研究工具。1948年与1949年，他分别以英文撰成《东京审判中的史料》与《1937-1938:德国调解中日战役》。1950年，刘子健以题为《1933至1937年姑息政策期间的中日外交》的论文得到了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毕业后，他担当过耶鲁大学的协理研究员；1952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助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五十年代初期，刘子健开设的课程，该当多与当代中国和东亚政治有关。大约此际，他整合匹兹堡大学干系各系的资源，创设了东亚课程，写有短文《评<历史上封建主义>一书兼论亚洲社会》（1956年）与《新课——亚洲各文化导论》（1957年）。据1959年9月12日杨联陞致胡适函说：“上次谈的在匹资堡大学设一‘胡适中国文化讲座’，蒙您在原则上赞许，子健想必去洽商了。”六天后，杨联陞再次致函胡适：“子健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杨庆堃（社会学）、周舜莘（经济学）都给他拉到匹资堡，再加上子健夫妇，居然也是一个小中央了。师长西席如肯假以名义，帮忙不小。子健进行如有眉目必来报告。”（《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函》440页、442页，安徽教诲出版社，2001年）刘子健在匹兹堡大学洽商设立“胡适中国文化讲座”，该当与他设想筹建匹兹堡大学东亚中央有关。1960年，该校东亚中央成立，就在这年，他转赴斯坦福大学应聘副教授。
杨联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刘子健将研究重心转向宋史，这一重大决议有着多方面的成分。
首先，出于史学研究必须打消史家情绪滋扰的考虑。只管刘子健的最初学术志趣是当代中日关系研究，且已卓有成果；只管战后不久他就理性与公允地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公民，但还是唯恐在研究中掺入个人感情。1962年，他曾向日本朋侪暴露心怀：“自己在日本盘踞下的北京度过青年时期，也被宪兵队逮捕过。时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战役就激奋得夜不能寐。只管想搞日中关系研究，怕自己的神经不堪承受，这才决定专治宋代。”（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他果断终止原来善于的当代中日关系史，这一考量与陈寅恪故意回避晚清史研究一模一样。
其次，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华裔学者颇难平衡旅居美国的学术环境与无法释怀的家国情怀也息息相关。华裔学者在美国研究中国近当代史，研究的是中国失落败的那段历史，难免产生超越学术的生理包袱，诚如有学者所说：“历史专业者，当然不能不顾历史的客不雅观性，一味为自己的国家辩解。然而每一个历史专业者，在剖析自己国家和他国的关系时对自己的国家都会有一份自然的历史同情心”，华裔学者的这种研究取向与见地，在美国学术环境中很难得到“同情的回应”（周明之《刘子健师长西席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进程》）。这也是刘子健为立足美国学术界而放弃当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成分之一。
再次，受到匹兹堡大学短缺中国研究必备图书的限定。据刘子健回顾：“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逐步才张罗一点基本书本。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按：指斯坦福大学），有中日文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足。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按：指普林斯顿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以是有很长一段韶光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彷佛走马看花。”当年，其师洪业讯问他何以放弃原来专长转而改治宋史，刘子健回答：“从悲观说，学校没书，自己买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伦比亚和哈佛的大图书馆也看不了多少。”久在哈佛供职的洪业是不随意马虎体会这层难处的。华裔美国学者在与美国同行专业者竞争中，在中国古代史料的阅读与理解上比起近代史资料来明显霸占上风。至于为何改治宋史，而不是其他断代史，他也从客不雅观的图书资料与个人的知识构造诸方面经由诸多权衡。他向洪业推心置腹道：“如论唐史，要懂佛经，要熟唐诗，很难。元史要会蒙古文。明清史的书又极多。只有宋史，勉强还拼得了。洪师长西席编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的索引》。宋史全部书目，大体上也不过十倍，四五百种。业余苦读，十年八年，多少会有点眉目。”（《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重印自志》）
当然，刘子健改治宋史的根本缘故原由，还是在通史传授教化中“创造宋代的确是近代中国定型的期间，很值得从各方面去推究剖析”（《重印自志》）。在转攻宋史的五十年代前期，他只能借助暑期，千里驱车到波士顿，利用哈佛大学的藏书。据1956年8月1日《胡适日记》，在普林斯顿图书馆看书的胡适“在馆中陆续见朋友甚多”，包括瞿同祖、周策纵与洪业等；个中也有刘子健，他该当仍是利用暑期特地前往看书的。他当年治学的艰巨状况与执着精神，今人是很难想象的。
得到博士后的五六年间，未见刘子健有学术论文揭橥，这既是其科研沉寂期，也是其学术转型期。战后西方日渐重视中国研究，1955年，法国史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倡导发起了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伟大操持，刘子健作为其《宋代人物传记》操持的互助者之一也名列个中；次年，他交出了作为样稿的《梅尧臣传》。1957年，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论文集出版，刘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与华裔学者杨联陞、瞿同祖、杨庆堃的论文同时入选，解释他的研究已得到美国中国学领军人物的首肯，也标志着他成功完成了学术转型。1959年，刘子健出版了专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赢得了美国中国学界的普遍好评，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宋史学界的地位。斯坦福大学之以是聘任他，与他的荣誉鹊起应有密切的关系。
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刘子健创立了措辞中央（全称“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研习所”），一度担当理事会主席。1965年起，改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系教授，在大学部主讲中国文化史，在研究院讲授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直到1988年退休）；期间一度担当东亚课程辅导主任，与他人合编有《宋代中国的变革》（1969年）；他还用英文译注了《名公书判清明集》（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1972年至1973年，他兼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组织高等研究员。他还出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提名委员、亚洲学会理事、美国学术联合会中国文化委员会委员、纽约州教诲司外国文化研习处顾问委员等学术兼职。
三、家国情思与国际襟怀
刘子健身处旅美华裔学者圈，以其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为首，还有萧公权、瞿同祖、杨庆堃、张仲礼、许烺光、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还包括他的夫人王惠箴（1956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专治中国社会史）。
刘子健赴美不久，天下风云陡变，冷战加剧。他因现实缘故原由而旅居美国，却始终关心中国、热爱中国，更关怀中国政治的发展。据王曾瑜回顾，刘子健曾对他提及，“青年时期是国耻时期，自己也险些遭难，以是对《满江红》等歌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五十年代初朝鲜战役时，不少在美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共打败，而他却希望中共打胜。他说：“由于这不是中共的战役，而是中国人的战役。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打胜。”（《哲人日已远——忆刘子健师长西席》，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终其生平，他始终站在中国人的态度上。
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败北七周年，杨联陞邀集刘子健等在家中餐叙，在座者回顾“故事甚多”，刘子健在杨府纪念册上慨然题诗，序里抚今追昔道：
罗斯福逝世传来，洪师长西席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其诗云：
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
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哈佛遗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
他以杜甫流亡相逢李龟年为比喻，抒写了客居异邦的故国之思。在中美关系长期断绝的态势下，这种郁积的情思越来越挚烈。
1965年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年夜方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哈佛遗墨》【修订本】345页）
1967年，刘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运动正酣，据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刘子健把满腔忧思写入《京都志言两首》。其一云：
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
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
何堪旧雨终别离，偶有新知且并肩。
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其二云：
参禅时亦悟天真，托足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浊世幸全身。
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
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浊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别离，江山契阔，落得飘泊托足，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独学无侣”为憾。为了填补这一缺憾，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互换，展现出卓越的折衷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1963年，刘子健到访台湾地区“中心研究院”，约请姚从吾、蒋复璁、全汉昇、赵铁寒、方豪、屈万里等在南港小聚，发起成立了“宋史漫谈会”。其后，他与“中心研究院”历史措辞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刘子健屡次访问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新亚研究所。1964年，杨联陞致函钱穆，夸奖刘子健“人极能干、热心”（见《莲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他还受聘为喷鼻香港中文大学校外委员，在喷鼻香港史学界也广有人脉。
从六十年代起，刘子健多次赴东瀛学术互换，与日本宋史名家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义信、佐伯富、筑沙雅章、梅原郁与柳田节子等广结学谊。在交往中，斯波义信说他“秉持着只管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却对日本与日本人从不表示敌意的严肃而宽仁的态度”（《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他正是以这种理性的姿态充当日本学术的理解者与对话者，也日渐成为国际宋史学术互换的核心人物。
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刘子健发起创办了国际宋史研究情报志《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开始定期发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为《宋辽金史研究报导》）。他还受西德国家学术协会之邀作访问学者。总之，在战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互换中，刘子健不仅是最生动的著名学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动者与折衷者。
在刘子健的推毂下，1971年，第二次国际宋史会议在西德慕尼黑举行，也约请了日本学者，算是美、德、日的三边学者会议，适值全汉昇时在欧洲，作为非正式代表参加。刘子健将自己题为《宋史会》的两首旧体感怀诗印发给与会学者。其一云：“读史从心欲，千年尚此风（自注：刚巧宫崎翁古稀大庆）。湖山看不尽，盐酒议无穷（自注：论文题也）。远至如归客，遥游感作东。何时重会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昔年鹅湖事，今人异国逢。谁知辽夏别，竟识宋金同。泛尔得分究（自注：德国会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云天涯散，当念屯山中。”他在诗里以鹅湖之会作比，抒写了与学问同道在异国共论中国历史的学谊与交情，凸显出他的旧学教化与文学才情。会议也确实有过“浮云”，“在会后编研究集，见地不同。主编的人不愿意接管日本前辈的论文，（刘）子健抗议，把自己的论文撤掉，不在那里揭橥，由于这违反原来国际互助的大目标。”（宋晞《刘子健师长西席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
刘子健这种宏阔的视野、原谅的肚量胸襟与执着的追求，在国际宋史学界堪称范例而罕见其匹。正如邓广铭所说：“子健师长西席的为学如其为人，为人如其为学，都可用笃厚朴实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统统受他沾溉的子弟都具有东风化雨的觉得，能使得与他同辈和年纪稍长于他的同道们，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们一样，为他的这种笃厚朴实的作风所传染，打破了国家、民族、宗教的界线而与他结成深交。”（《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序言》）
其弟子回顾刘子健对美国中国学领域年轻学者的无私帮助：
作为这个国家（按：指美国）里关于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要求他帮忙修正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做事，但这统统都是责任的，由于干系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年夜世人物，刘师长西席很年夜方地为与他绝不相关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韶光。（戴仁柱《吊唁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载《丞相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
为了方便学术互换与互助，为了补偿独学无侣的缺憾，刘子健的大部分论文都有亲力亲为的中英文不同版本，有的论文则以日文刊行。刘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写，以是能与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经由他自己的笔墨，而不是第三者为他翻译的笔墨，保持一种平等而良好的交谊。”（周明之《刘子健师长西席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进程》）不言而喻，他终生致力的远大目标，正是打破国家与民族界线的宋史领域的国际性互助。
四、故国异邦与半宾半主
赴美往后，刘子健自号半宾居士，并自书联语云：“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据上引柳立言文）。对“半宾”之号的理解，除了表达去国怀乡的寂寥与感慨外，我更认为：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不雅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不雅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觉得，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变革之门何时关闭》，2009年12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门隙初开。次年，以物理学家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首访中国大陆，成员包括杨振宁、王浩等名宿，刘子健“自荐为布告”，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39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终于圆了“归乡有日”的宿梦。只管重返故国，因仍在非常期间，作为科学代表团中唯一的人文学者，刘子健并无可能与学界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互换。更令他伤感的是，他确切得知嫡系支属在土改中的往事。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时，以娴熟的外交辞令向他表示遗憾与歉意。他事后对朋侪说：“这还能教我说什么！
”但他并未一味纠缠于丧亲之痛，“对故土的热爱，至心诚意地希望促进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在子健师长西席的心目中，霸占压倒统统的地位。”（上引王曾瑜文）
1978年，刘子健再访北京，经安排才获准首次与大陆宋史学界代表邓广铭会晤。邓广铭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先容的，也正是子健师长西席。”（《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序言》）据刘子健回顾，“那时候，还不能随便发言，两人就假装湖边闲步”，听他提及台湾宋史漫谈会，邓广铭“就想同样去做”（宋晞《刘子健师长西席倡导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这次交谈彷佛成为两年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他还与邓广铭动议，中美宋元史界联合召开研讨会，返美后他向美国方面极力匆匆成其事，虽然会议谈论的历史时段后来扩展为宋元明清。也在这年晤谈中，两人谈到北京大学成立唐宋研究中央的设想，他在次年1月致邓广铭函里说：“我乐意自告奋勇，做一个‘在外友好’，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央，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央’立即取得国际的重视、交往和互助，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央重新在海内树立起来。”
刘子健诚挚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激情亲切致函邓广铭说：“祖国史学欣欣向荣，我们在外洋的，十分鼓舞！
”他把对中国史学的关心从台港地区拓展到大陆，更积极地推进中美史学互换。在这一过程中，他明确表示：“我总站在中国人的态度。”
为了让大陆宋史学者尽快接轨国际宋史学界，刘子健动手方案在喷鼻香港大学举办国际宋史谈论会。1983年6月1日，他在《请喷鼻香港大学筹办国际宋史学会》修订提案里阐明了会议宗旨：
宋代兼有复古与创新，其影响远及近代。研究与谈论宋史不但可以促进理解当时的改变，并且可以贯串古今。但是各国学者分处各地，很少机会评论辩论。由于喷鼻香港的地点最便利，以是在喷鼻香港集会，交流研究履历、最近成果和将来研究的动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学人的参考。（录自前引宋晞文）
有赖于刘子健的发起、联结与斡旋，1984年12月，喷鼻香港大学准期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大陆邓广铭等6人，台湾宋晞等5人，喷鼻香港全汉昇等6人，美国刘子健等6人，还有西德、澳洲各1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陆学者第一次与台港及美国的宋史学者聚拢一堂。刘子健“除了幕后推挽外，为了消灭海峡两岸学者因政治隔阂，造成生理包袱，在会前特殊到大陆，先容会议环境”（黄宽重《刘子健师长西席的为人处世》）。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其功莫大焉。
八十年代前半期，刘子健频频往来于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他关怀中国政治的发展，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寄与厚望。这种欢欣之情在1985年春节致邓广铭的贺笺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勺园寄居，远客重游。恍如旧枝新芽，期以古为今用。南门雅集，殊感东道厚谊。喷鼻香山盛宴，更劳群贤毕至。庆祖国之锐进，老当益壮。幸互换之渐增，久而弥珍。
刘子健推动中外学术互换并不限于宋史领域。1985年秋，他拜访华中师范大学，建议时任校长的章开沅与普林斯顿大学互助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由于他曾就读燕京大学与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属教会学校。这一领域在当时大陆视为禁区，险些无人涉足。章开沅经由斟酌，接管了他的建议，成为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拜会刘莉《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学者——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历史学研究通讯》公众年夜众号2021年5月29日）。
1988年，刘子健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次年便是他的古稀生日。为了向以学识与人格同时折服国际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日本学者发起编辑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荟萃了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港以及美国、西欧43位著名学者的论文。这部颂寿论集以日文、中文与英文三种笔墨印行，堪称国际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他为弟子保存的这部论集上手题谢辞与绝句云（载《丞相世家》283页）：
四十年来侨居，急流辞职；九千里外汉土，学侣音稀。转承京都良朋衣川师长西席古道热肠，辑文志念；还蒙欧亚美洲、海峡两岸惠赐鸿篇，蔚然成集。诚鸣谢以无涯，抑吟感而不禁：
三洲文字并，两岸史文连。
巨册无先例，寸心感万千。
在致谢时他重提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该当超过国界互相交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烦闷，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据其《哲人日已远》追忆，刘子健时而很乐意理解些真实情形，时而又表现出厌烦，表示“不愿在自己心灵的伤口撒盐”。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道：“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谈论宋史，又同我评论辩论国事了！
”
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识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互换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师长西席为人如此，为学也如此。”（前引柳立言文）
（附记：邓小南、聂文华师长西席惠允引用刘子健致邓广铭师长西席函；林磊与王茂华师长西席在资料上亦有助力，特此鸣谢）
刘子健著《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即将由世纪文景\上海公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虞云国师长西席所撰导言之节选。
任务编辑：黄晓峰
校正：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