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落然后朱紫，道失落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夫礼者以是别尊卑，异贵贱；义者以是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现代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落礼义之本也，故搆而多责。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宂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笙歌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种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材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已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邪。故有大路龙旂，羽盖垂緌，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绣高下之相倾也，短袖之相形也，亦明矣。
夫虾蟆为鹑，水虿为鹑，皆生非其类，唯贤人知其化。夫胡人见黂，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旃也。故不通于物者，难以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
”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贤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由此不雅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贤人不以为民俗，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大家之而去世。《咸池》《承云》《九韶》《六英》，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猨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诡，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 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誋，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敷。柱不可以摘齿，筐不可以持屋，马不可以眼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奴革，牺牛粹毛宜于庙牲，其于甚至雨，不若黑蜧。由此不雅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夫玉璞不厌厚，角(角乔)不厌薄，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 “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木，沈鸟于渊。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出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种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屈服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高下焉！
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缘。物莫避其所利，而求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敷，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不敷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 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芜秽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不雅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落其休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缣之性黄，染之以丹则赤。人之性天真，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贤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极也，有以自见也，则不失落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譬若陇西之游，愈躁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纵欲而失落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 不闻道者，无以反性。
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中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起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玺之抑植，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线人，其乱必甚矣。夫线人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落于诽誉而目婬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故水击则波兴，气乱则智昏。智昏不可以为政，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落，万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贤人托于无适，故民命系矣。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赡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
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反面，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敷以效爱，而恳切可以怀远。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互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今之首都，男女切踦，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比来远。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 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违禁而入，不违逆而进，虽之戎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恲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急迫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悲哀抱于情，葬埋称于养，不克不及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落于适，诽誉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非不能竭国麋民，虚府殚财，含珠鳞施，纶组节束，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明乎死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情与貌相反，礼饰以烦，乐优以婬，崇去世以害生，久丧以招行，因此风尚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贤人废而不用也。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 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落亲疏之恩，高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以覆形，从典坟，虚循挠，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眥之削。带足以结纽收衽，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贤人裁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夫贤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 之散之，已婬已失落，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其散应无形。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尚，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灾而已，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上积薪，择丘陵而外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禹遭大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去世而暮葬。此皆贤人之以是合时应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合时，譬犹冬 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贤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起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以是歌者不可为也；贤人之法可不雅观也，其以是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以是言不可信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名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去世生，同变革，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这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
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高下谓之字，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所，所为者互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落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互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以是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故剞劂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伙头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钧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以是巧也。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徒弦，则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釠，运开、陰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也。其于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冷落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互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不雅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 道理也，求合于已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旁边欲涂之，平公曰：“舍之！
以此为寡人失落。”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群臣失落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宾出，宓子曰：“子之宾独占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或 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不雅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隋者，所自窥之异也。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
若转化而与世竞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于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复迷惑也。故终生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故贤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因此人不兼官，官不兼 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因此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关。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镬，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落处而贱，得势而贵，贤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汙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陰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放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 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夫挈轻重不失落铢两，贤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生不象矣。燃非待古之漂亮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不雅观之，人材不敷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浊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敷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雇主谓之西家，西家谓之雇主，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钩，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德，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把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合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缭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
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 于行而谨于时。现代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去世节为戆，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效忠以去世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甚至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乐推诚行，必以去世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之？曾子曰：“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互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别的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敷，鳝鲔人口若露而去世。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由此不雅观之，则趣行互异，何以相非也！
夫重生者不以短长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
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踱，谓之成人。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婬巧，其事经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浊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低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故神农之法曰：“丈夫壮年而不耕 ，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志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敷，各归其 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曾荆无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奸巧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化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落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黼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萧丝竹金石以婬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挐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條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敷以论之。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未反本，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短长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无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去世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孤、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何况亲戚乎！
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入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溺，伯仲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人，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敷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绰绰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敷也。刘氏持政，独夫守寡，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
【译文】
遵照天性而行叫做道，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天性损失往后才崇尚仁，道损失往后才崇尚义。以是仁义树立起来也就解释道德腐化。礼乐制订施行也就解释纯朴散逸；是非显示反而使百姓迷惑，珠玉尊贵起来致使人们为之相互争夺。以是说，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者的产生，解释世道衰落，是末世所利用的东西。
礼原来是用来差异尊卑、分别贵贱的；义原来是用来折衷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关系的。但本日讲礼节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嫉恨；讲义理的人，施舍他人却希望得到回报。君臣之间相互非难，骨肉之间相互怨恨，这样就失落去了原来提倡礼义的目的和意义，反而使人们因结怨而相互求全谴责。水积聚得深广就会产生能相互吞食的大鱼，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相互伤残的猛兽，礼义的制订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想打湿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远古时期，人们混沌稚子不知“东南西北”，淳厚朴实无虚伪表情，言词老实而不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兵器迟缓无需开口，歌谣直抒欢快不用婉转润色，哭泣只为表达悲哀故无需故意放声。他们凿井而饮，种田而食。大家无需用美物来相互赠予以收买感情，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赠送。亲戚间不相互诬蔑也不相互赞誉，朋友间不相互怨恨也不相互戴德。但一到礼义产生，有了货色财产的代价不雅观念后，这敲诈伪善就产生了，诋毁赞誉就纷纭兴起，怨恨戴德就结伴而行了，于是也就有了曾参和孝己的所谓“美德”，也就产生了盗跖、庄?的所谓“邪恶”。所以是，有了绣龙、垂缨伞盖的大车和结驷连骑的马车，也就有了翻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墙的盗窃奸恶行为；有了穿锦绣衣服的人，也就必定有了衣冠褴褛不堪的人。这便是我们平时说的高低相互依存、是非相互形成的道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虾蟆变成鹌鹑，水虿变为蜻蜓，这是不同类之间的变革。也只有贤人知道这之间的变革的道理。胡人看到粗麻，不知道可用它来织布；越人见到毳毛，不知道可用它来制作毛毡。以是不能通达悟性的人，就很难和他来评论辩论变革。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太公问周公：“你打算若何来管理鲁国？”周公回答说：“尊敬长者，亲爱爱人。”太公说：“鲁国从此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那你又打算若何来管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良，崇尚功绩。”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从那往后，齐国一每天壮大，一贯到齐桓公称霸，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而鲁国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国。以是《易经》上说：“踩在深秋的薄霜上，便就知道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贤人便是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以是，酒糟堆积成山肇端于用象牙为筷，炮烙之刑肇端于用熨斗烙人。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管主人报答的牛，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一定会兴起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子赣用钱财赎救出奴隶而不接管官府的钱财，孔子对此事评论说：“鲁国再也不会有自己掏钱财来赎救人的事了。”子路接管谢礼而能鼓励人们教化善德，子赣推辞赏钱却停滞了人们积善。孔子之以是伟大，是能从小处看到大处，从近处看到远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真是一位通达道理的贤人。由此看来，廉明也有它所适用的范围，而不可不分场合机器地实行。以是上述讲到贤人行为要齐同当时当地的礼俗是有道理的，这样可以处事更随顺。同样，贤人应按能力将事处理得更严密一些，这样办事也可更随意马虎些。反过来说，如装出一副自持、以虚伪的廉耻样子容貌来欺惑众人，行为上又自视清高、违背民俗，这些行为，贤人认为不是一种齐同习俗的行为。高大的大厦、开阔的房屋、相通相连的房，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鸟儿飞入往后，就会感到忧虑不安；高山、险阻、深林、草丛，这是虎和豹的乐园，但人进入往后，就会产生畏惧；山涧湖泊、渊潭重泉，这是鼋鼍自由翔游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个中就会淹去世；《咸池》《承云》《九韶》《六英》，这是人喜好的乐曲，但鸟兽闻之就会受到惊吓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树长枝，这是猿猴喜好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这正是形殊性异，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则以为是哀悲的，鸟兽以为安全的，人类则认为是危险的。好在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亮，才使万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处其宜、各为其能。以是，愚者也有他的长处，智者也有他的不敷；木柱是不可以用来剔牙的，发簪是不可以用来撑屋的；马是不宜驭物的，牛是难以追速的；铅不能用来铸刀，铜不能用来制弩；铁不能用来造船，木不能用来制锅。这恰好解释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范围，只有将它们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发挥它们的有用性，而在它们的有用性这点上来看，它们又是同等的。以是对物不能说长道短、厚此薄彼。明镜用来照人是再好也不过的，但将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品，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牺牛毛色纯一，用来作为敬拜的捐躯是再得当不过了，但用它来求雨，就不如神蛇了。由此看来，事物无所谓贵贱，如从它们的有用性、可宝贵这一点来断定它们的贵重，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如抓着它们的无用性、卑下性来判断它们的卑下，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卑下的。对付玉璞，人们希望它越厚越好，对付角?，人们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样，对付漆，人们不会嫌它黑；对付粉，人们不会嫌它白。这四样东西，人们对它们的哀求完备相反，但当人们急需用到它们时，就有用性来说又是同等、一样的。这就好比裘和蓑，对人来说哪一件更急需？这要看环境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进屋室就用不到蓑衣。这是由于分外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更替利用。这也就像船、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它们所适宜的地方一样。以是《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良（即不要故意识创导某种东西）”的意思是说不要将鱼赶到树上、把鸟沉到深渊。
以是尧帝管理天下，是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养；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监工程培植；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师，掌管百工。尧帝便是这样，分外情形分外处理，让住水边的从事渔业，让住山林的从事林业伐木，让住川谷的从事牧业，让住平原的从事农业。各种地方均有适宜它的行业，各种行业又有适宜它的东西工具，各种东西工具又均有它的适当用场，各种用场又有适宜利用东西的人。湖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捉虾；丘陵地带的人耕种田地，生产衣食。这样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换回自己所没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去换回自己不会生产的物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屈服的人多。这就彷佛将棋子和弹丸倒撒在地上，圆形的滚入低洼处，方形的勾留在高处，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稳归宿，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犹如疾风吹过箫管，忽然振动空气，使长短不一的竹管发出高低、清浊不同的乐音。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就不愿舍弃而去打洞；貉与豪猪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愿离开再去攀援树木筑巢建窝。万物都不会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去接管对自己有害的东西。以是会有邻国居民相互张望、鸡犬之声相闻、足迹无须踏进邻国、车辆不必达到千里、公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状况。以是混乱的国家彷佛很兴盛，政治安宁的国家彷佛很空荡；将灭亡的国家总感不敷，长存的国家总以为有余。空空荡荡，并不是人烟稀少，而是人们都在各自持守着他们的本职；兴盛热闹，并不是人丁茂盛，而是人们都在离开本职追求末业。以为有余，并不是财富特殊多，而是人们的希望相称有限和节制，摧残浪费蹂躏的事也很少发生；感到不敷，并不是说国家财物匮乏，而是人们的希望相称大且无法掌握，摧残浪费蹂躏的事也常常发生。以是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们凭主不雅观创造出来的，而是他们因循事物的规律制订出来的；他们的禁止、惩罚的方法，也不是任意编造的，而是在严格遵守某种客不雅观实际而设定的。
万物的生存发展，不在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地皮；而管理地皮又不在于地皮本身，而取决于人；同样管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疗养的是欲念，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悲观地压制欲念，是在于对脾气的教化；教化脾气不限于脾气本身，而是想达到“德”的哀求和田地；达到“德”的田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能与道体领悟才是最好最高的田地。深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革，可以知道，人性变得凌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羌、氐、僰、翟，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但等到他们终年夜往后，只能通过翻译才能相互通话，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习俗的不同。由此看来，衣饰礼仪风尚，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管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这是由于经由砍削毁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属物入水便沉，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这是由于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来洁白的绢绸，用涅染过便变黑，原来黄色的绢绸，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赤色。人的本性本来清正天真，但长期处于坏的习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来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以是说，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但浮云遮盖了它；河水原来应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浊了它；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但欲念扰乱了它。正由于这样，只有贤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而归回到原来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落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觉醒。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民气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创造自己的平和 淡泊本性，就不会损出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创造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会在外 物的诱惑下迷乱。就彷佛陇西之游，越浮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
”这解释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肆贪欲而损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教化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落败。以是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物化性的。
以是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以是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精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以是，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不雅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谛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线人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线人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条件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诋毁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纵然听到欢歌也会堕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纵然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旧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由于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征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田主要啊！
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管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以是贤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损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节制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解释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宝贵啊！
节制就能无敌于天下。正由于贤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以是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履行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间隔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足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知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足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以是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以是勉强哭的人，纵然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敦睦友好的态度，纵然脸上堆满了笑颜，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解释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诚挚而不虚伪。以是厘负羁赠送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赛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解释礼物的丰硕不敷以反响爱心，而羞辱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冲动而归顺。以是公西华奉养父母，就犹如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只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以是，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互异，而在表现诚挚信义上是同等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互异，但衣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同等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邑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相继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只管不同，但各有其风尚习气这是同等的。以是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爱崇君王、爱护亲人、敬仰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尚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称慈爱，对父辈却相称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以是鲁国采取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减少，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降服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统领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由于我们看似无礼，本色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还是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还是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以是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便是到了像戎狄这样赤足裸体的掉队国家、荒远他乡，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以是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订，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由于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样平常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便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搪塞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相符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解释，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订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滞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适可而止，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施礼仪，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以是制订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演奏管箫、舞动干戚、挥舞羽旄、纵情欢快，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摧残浪费蹂躏财物、扰乱政事，以是制订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花费国力、劳民伤财，为王侯将相举行葬礼，让去世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伤悼去世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贫乏、奇迹受毁坏，而对去世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以是安葬只求能够收埋粉饰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邑店家还是开门业务；禹察看江南去世后埋于会稽山，农人照常在田间垦植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死活之分的道理，也 通达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线。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落去节度；看重去世者而危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诋毁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以是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便是依循道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便是为表示真实感情而制订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便是表示情绪。过去扈氏便是去世抱着过期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由于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宜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由于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表示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敬拜宅神，人去世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衣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敬拜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衣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敬拜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衣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敬拜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气，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衣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期变迁而发生很大变革，同样衣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表示了亲疏的感情和高下的人伦。现在如果去世捉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革了的礼俗，这就彷佛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以是英明的君主制订礼仪就像做衣裳，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衣能遮身就行，合乎常规即可，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不必讲究绣上什么新奇的花纹图案。以是说，制订礼义的根本哀求，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不是说能看清别人，而是说能认识自己。所谓“聪”，不是说能听见声音，而是说能谛听自己的心声。所谓“达”，不是说能理解别人，而是说能自知之明。以是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身心教化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道”如能与你身心领悟，那么凭着它就能察看清晰，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凭着它就能辞吐公道，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以是贤人处理事物，就犹如巧匠砍削木榫，良厨分解畜生，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便是小，大的则壅塞而不入，小的则空落不严实。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越折腾越离谱。贤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若，处置有序；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朴实。整合而为道德，离散而为仪表。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散应统统而不留痕迹。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又怎么能从根本上管理好社会？
天下上有很多所谓的明道理者，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订的法典和习俗，各适宜于他们的时期。这就好比敬拜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再用赤色丝线缠扎起来，尸祝穿上玄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非常持重地迎送它们。但等到利用过它们之后，就犹如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以是，在舜的时期，有苗不归服，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滞战役讨伐，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在禹的时期，天下大水泛滥，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选择丘陵高处居住。武王讨伐纣王时，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海内还没安定下来，以是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禹时天下大水成灾，禹忙于修建陂塘水库，以是只得早上去世人晚上即安葬。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期和客不雅观情形而采纳的权宜方法。本日如果只赞颂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这就彷佛只赞颂牛而非难马一样，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革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革而制订的礼法，再用于变革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如不变革礼法，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以是调度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这解释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度，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景象的变革不断改换。以是说是“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因此，贤人是根据世道来制订法规，随合时期来管理国家。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故意标新创新，而是由于时期社会变了。因此，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而该当是效法他们制订法令的原则。而他们制订法令的原则便是根据变革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能够根据时世变革 而不断变法，这便是最名贵的精神之所在。以是，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节制的；古代贤人的法规是可以不雅观摩的，但他们制订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拟的，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可爱惜宝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能。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怀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遨游于玄眇田地，与上天相通而羽化。本日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羽化之道，只模拟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节制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要想腾云驾雾仙游羽化是不可能的。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渺视万物，齐死活和同变革，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不雅观照事物的真谛，上与天道为友，下和造化作伴。本日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只去世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寂静玄冥的精神境界，要想管理天下是不可能的。以是说，“得十把利剑，不如节制欧冶的铸剑技能；得百匹骏马，不如节制伯乐的相马技能”。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以是天是圆的，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古往今来叫做宙，四方高下称做宇。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详细所在。以是目光不远大者，是不可以和他评论辩论大的；聪慧不伟大者，是不能和他评论辩论道的。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羽化人；扁鹊靠着道来治病，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在这里，他们所做的详细事情各不相同，但得道用道是同等的。秉受了道而通达万物道理的人，彼此间是不会产生抵牾和非议的，这就彷佛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有的做成酸的，有的做成甜的，煎熬烧烤，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有的做成棺，有的做成柱，剖开锯断，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质料。以是百家的辞吐，旨趣相反，但合乎道理是同等的，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若何变换，但它们都不可能分开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伯乐、韩风、秦牙、管青，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理解马性是同等的。以是三皇五帝的法令文籍只管有差异，但他们都得民心是同等的。以是商汤推翻夏朝往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武王推翻殷朝往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管理好了天下。以是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没有精良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还是白搭；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没有机动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弗成。屠牛吐一清晨宰杀九头牛，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伙头的刀用了十九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节制牛体骨骼的规律，利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游刃有余。至于那些规矩钩绳，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以是说，瑟如果没有弦，纵然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但如果光有瑟弦，又不能使人悲哀。以是，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器，个中有明暗机关，错综连通，进入到神奇莫测的田地，利用心神和手的合营来利用工具，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打仗详细物件，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便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盲乐师靠想象不雅观察事物，利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合营乐曲的节奏，这种出神入化的技能，纵然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现在一样平常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如果不该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这就不是大家都会的技能了。以是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这是同音律应和的征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腔调，当弹奏起这种腔调时，其余的同一腔调的弦还是会产生应和征象，个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以是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众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他们以是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由此看来，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便是“是”，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便是“非”，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以是，追求“是”（精确）的人，不真是在追求真理，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探求“非”（缺点）的人，不真是在剔除缺点，而只不过是在打消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以是说，违逆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符合自己心意的，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最精确的“是”是不存有缺点的，最荒谬的“非”是无精确可言的，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这就叫或是或非，是非相对。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全体宇宙。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照保持它，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可又不知道众人说的是与非，到底哪是“是”，哪是“非”。《老子》说“管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别的什么也不管。晋平公讲话欠妥，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平公说：“算了，别补了，留着它可以记住寡人的过失落。”孔子听到此事后，说：“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群臣失落礼而不惩罚，这是在纵容过失落。往后平公之以是不能称霸便是由此引起。”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来宾，来宾离开后，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你引见的来宾有三条过失落，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这便是傲慢无礼；第二在发言中不称我老师，这是违背师道；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这是说话没有分寸。”但门客却这样说：“他看到你便笑，这是恭敬而平和；发言中不称你为师，这解释他通达；交情浅却无所不谈，这解释他虔诚。”那位来宾的边幅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年夜家都从自己的态度、不雅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以是，志趣迎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瞥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瞥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来便是这样，但由察看犹豫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以是，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不雅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众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以是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彷佛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常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样平常人所倾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以是通达“道”的人就彷佛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迁徙改变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田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见告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迁徙改变，一辈子为人所奴役，没有少焉的宁静。而贤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物化性，以不变之“道体”搪塞万变之天下，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田地。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随意马虎完成，它的礼仪也随意马虎履行，人们间的债务也随意马虎偿还。以是，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事情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评论辩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谈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能的风雅，贩子们在一起互换买卖经。是时，士人没有失落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空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贩子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相互关扰。以是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以是此时人性无贵贱利害之分。胡人长于骑马，越人长于泛舟。详细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习的事情，就会乱套；损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途，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贤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形，统筹安排，合理利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预言家、深谋远虑，是日然是人才中的精彩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哀求下属百官。高傲自大，反面世俗与世浮沉，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养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器，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哀求所有百姓节制这种技巧。以是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落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事情；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剖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节制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责怪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众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翱翔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样平常的工匠。以是高不可及的哀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尚。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贤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取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取仪器来丈量。这是为什么呢？由于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分外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利用的。以是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那么终生也别想成家了。以是不要指望要涌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提高神速，但这千里路，一样平常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管理国家无须专靠分外人才，而以“道”术管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履行长期适用。而浊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繁芜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求全谴责弄得窘困万分，于是一定要用智巧来敲诈上面，也一定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以是这样一来，便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巧诈。为什么呢？由于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哀求。以是谚语这样说：“鸟到贫乏时会啄敌，兽到贫乏时会触顶，人到贫乏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彷佛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便是叫公道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以是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诋毁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潦倒穷困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德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浊世而得以大显技艺，这正好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浊世，要想造诣除暴平天下的奇迹，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降服殷朝建立周朝，往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权益，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管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整顿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敬拜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以是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海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海内又用礼义管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掌握诸侯，这是由于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深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
众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期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当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以是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由于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以是能建立功绩奇迹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不雅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良的标准或尺度，以降服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遇难的必定愚蠢，认为去世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利害和贤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便是乐意以直行效忠来为节义献身，以是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管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便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阔别尘世以绝世俗，以是他们不接管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便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以是不肯接管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明日亲之乐，让妻儿安全然安来搪塞塞责，但他们便是乐意忠实赤胆，为主人献身，以是不留恋人间生活。本日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屈曲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扼守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快，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转变方式？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利害？以是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解释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以是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由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采，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胡饮水数斗都不足，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知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褴褛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相互求全谴责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危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躲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统统；而保重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比较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贤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气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气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年夜家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欲望的人，就算是完人。以是，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管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啰嗦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婬巧的身分；事物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而浊世就不是这样。饰伪品行的人相互吹捧抬高身价，施见礼义的人相互虚伪造作；车辆极力雕琢，器物竞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以文辞相互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啰嗦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官吏们相互争吵诡辩，将政务事情久拖而不处理，这些对管理国家毫无益处；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用具，累月经年才完成，却不适宜于利用。以是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受饿；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神农教导公民，不要故意地宝贵难以得到的货色，不要过分看重无用的物件。以是那时期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否则将要饿肚子；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有余和不敷，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丰衣足食，邪教就不会产生，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以是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积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而衰败的社会风尚完备不同，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故意宝贵远方的奇货，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风被毁坏得乱七八糟，纯朴的民性被毁坏得支离破碎，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迟疑未定，是非被颠倒，清澈变混浊，人们就像风中蓬草，被刮得飞扬躁乱；忠实信义的风致流失落殆尽，人也随着失落去善良本性。于是社会涌现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俏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歌 中 风味小吃来知足人的食欲；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婬荡人的耳朵；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百姓被搅得骚动狂乱，昼夜为利益奔波追逐，人变得烦躁浅薄，礼法和道义相违，德行亲睦处冲突，这样的社会，纵然有十个管仲也无法管理好。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各种色彩交错着，无法形容它的华美。而穷汉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喝凉水来填饱肚子，以便能熬过酷暑；冬天则穿着褴褛的羊皮衣，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和。以是同是编入户籍的人，会涌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就犹如君主和仆人的差别，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却能在世上过着富余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正的情形下，要想使公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社会故意导向雕琢刻镂，一定迫使农人弃农从工，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衣饰秀美，一定致使妇女精于刺绣，也一定妨碍了一样平常意义上的纺织业。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一定会有饥寒涌现。饥寒一旦降临，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以是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定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连年夜胆的也随着败逃，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胜军的军队，一旦得胜，连胆怯的也会随着冲锋陷阵，拼去世提高，恐怕赶不上趟。以是江河决堤，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腿脚机动的先上去，也不顾别人；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看到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合作，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
以是由此可见，自身安稳，恩典就会施及邻国，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逝；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补救了。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补救溺水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韶光。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由于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公民丰衣足食就会相互谦让，而公民衣食不敷就会相互争抢。相互谦让则礼义产生，相互争抢则暴乱兴起。过路人拍门讨水喝，主人没有不给的，由于有的是水。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由于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以是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哀求得到知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秦始皇时期，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这是由于物财不敷；当今刘家执政，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这是由于财物富余。以是，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由于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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