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公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清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理的“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在中国公民大学隆重召开。在七组论文谈论过后，3月21日下午，论坛就“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子”这一议题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这次会议由中国公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杜家骥教授和常建华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陈支平教授以及吉林师范大学的刘小萌教授、中国公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办法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的赵世瑜教授亦提交了论文，并由杨念群教授代为转述其不雅观点。在整场会议中，几位教授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各抒己见，谈论了对清朝国家性子的意见，并对一些近年来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会议现场
在这场圆桌谈论中，杜家骥教授率先以“清朝国家性子的多少思考”为题进行了报告。
杜家骥教授认为，从古至今的“国家性子”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私性主掌与公众年夜众性群体管理相结合的古代王朝国家”，其私性包括家族私性和民族私性；第二阶段则为“取消私性，完备"大众性掌管的当代国家”。由于清朝国家不仅有皇族私性，还有民族私性，以及其他民族的带有公性的问题，他将清朝国家的性子归纳为“满清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多民族施治的汉制模式帝制王朝”。这一归纳中的清王朝的天子及皇家私性，是一个自秦以来的共性问题，而清王朝的分外之处在于其是一个国家性子的演化期间，这也是他在这场报告中磋商的重点。在咸丰同治往后，尤其是庚子之变往后的晚清期间，清王朝的性子由古代向近当代转变，国家性子变为"大众性的“民”国。杜家骥教授着重从民族角度谈论清王朝国家的性子，强调应从变革中认识清朝国体成分的影响，尤其因此同治往后汉族的浸染与清朝国家性子的变革。他认为，五族共和的实现，与时期性制度缘故原由有关，是近代国家必须否定某一民族私性主体统治的客不雅观结果。
杜家骥
常建华教授以“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首先磋商“新清史”引发的几个清朝国家性子之争议，然后分就每项争议阐明了自己的不雅观点。
其一是清朝是否“内亚帝国”的问题。对此，欧立德阐释了“新清史”的“内亚帝国”认识，认为满洲人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是作为要地本地亚洲人来实施统治的。与此相对，李怀印从财政史角度提出了对“帝国”属性的回嘴，沈卫荣则从清王朝的“西藏特性”角度提出了对“内亚”属性的回嘴。在这个问题上，常建华认为李怀引和沈卫荣的回嘴是非常有力的，他本人对康熙天子巡游五台山、以及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缘故原由的稽核，也都解释“新清史”的“内亚帝国”认识有待商榷。其二是清朝的“首崇满洲”与中原复合民族问题。常建华认为，所谓“满族特性”，实在不如“首崇满洲”的概括更加贴近满族统治者的政治意识。磋商“首崇满洲”，又涉及到如何看待清朝系统编制中的满蒙、满藏、满汉等多民族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复合民族”是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其本色则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其三是大清的中华皇朝属性问题。将清朝的属性定位于中华而非内亚，紧张是基于清承明制。对此，常建华认为“清承明制”不仅强调清朝各项制度基本继承明朝，而且强调这种政治继续性紧张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系统编制。就此，他从清朝对付自身的称谓问题动手，进行了深入谈论。综合上述问题，常建华认为，将清朝的国家性子表述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或许较为恰当。
常建华
陈支平教授发言题目是“清代政治系统编制与东南少数民族”。他认为关于清朝的政治系统编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解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理解这种政治系统编制形成的背后，清王朝对付少数民族的处理办法，即能够担保各个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政治机制。
陈支平指出，“要么是满族同化汉族，要么是汉族同化满族”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不雅观念，可能不符合清朝政治系统编制的多样性。他对此的意见是，清朝的民族政策，之以是能让多个民族领悟在一起，在于其对付各个民族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将一种政策推广到所有民族，而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来设定政策。
陈支平以东南地区的畲族和高山族为例进行稽核。在畲族的例子中，清朝政府非常明确地支持畲族亦是“皇清”的子民，并鼓励畲族人进入科举系统，在清中后期，畲族人中涌现了许多科举中的成功者。在台湾高山族的例子中，清政府实施了一种和海内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不同的政策，即尽力保留高山族的“原生态”，努力在汉族和高山族的争端中掩护高山族的利益。陈支平认为，清朝的政治系统编制内部存在一个能使各个民族和谐相处的机制。这种机制很难用“汉化”或是“满化”来阐明，而是国家站在“裁判人”的角度来帮助少数民族生存下来。进一步地讲，这种制度保障，使得清朝能够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局势。
陈支平
刘小萌教授以“清代八旗人口变革之趋势、特点及影响”为题，磋商八旗的人口变革对清朝国家性子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谈论八旗人口变革的趋向和特点：
其一是八旗人口增速低于和颜悦色的问题。据刘小萌教授打算，从顺治初年到光绪末年，八旗人口约增加了1.43倍，而同一时段的全国人口则至少增加了8倍，全国人口的增速远高于八旗人口。其二是八旗人口从以汉人为主到以满人为主。在清入关初期，八旗是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军队，但到嘉庆末年汉人比例大大减少，从此满人取代汉人，成为八旗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这种情形一贯持续到清末。其三因此仆众（包衣）为主到以正身另户（旗下自由民）为主，刘小萌认为个中有两个缘故原由，一是乾隆年间大规模“出旗为民”，二是在满族领主制瓦解的大背景下，仆众通过战功开户、赎身、放出等路子改变了身份。其四则是人口分布从集中到分散。自清朝肇建，满人经历过三次大的迁徙，这三次迁徙的结果是在全国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也加速了旗人本地化的进程。
刘小萌认为，八旗人口的变革，反响了八旗制度的诸多变革，对清国家性子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乾隆期间的“出旗为民”，适应了满族社会由领主制向租佃制的转型，在实现自我蜕变的同时，促进了满汉抵牾的化解。满人社会性子与汉人社会性子的趋同，是清中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要条件，也是清王朝从“编外之夷”变为中原王朝继续者的主要条件。
他指出，清朝的国家性子问题在近年来广受关注，学界已经从政治、财政、边陲、民族、思想、文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磋商。他认为现在该当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满族自身的变革来磋商，二要提倡动态的、永劫段的稽核。
刘小萌
张永江教授以“制度调试：清代边地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为题作了报告，磋商清朝如何有效地统领少数民族地区。他指出，清朝的空间构造特色为藩部与行省的二元构造。对这两个大的区域，清政府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总体的特色是“隔离分治”，差异对待塞内与塞外民族。从行政体系来看，行省区域紧张履行“省、府、州、县”这套系统编制，藩部则履行建立在部落根本上的盟旗制度。以明代“九边”为根本，藩部与行省有明确的区域区隔，也即有“边内”和“边外”之分。
经由康、雍，一贯到乾隆初期，情形发生了明显变革，“边内边外”的静态疆界被汉族移民冲破。虽然清的法律宣告了对东北、内蒙古的封禁政策，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下实际的社会运行中，这种隔绝很难严格坚持。移民超越长城，使得国家原有的静态分隔管理体系被冲破，也倒逼清朝对付这批新的移民采纳新的管理制度，如登记人口、限定流动韶光等。然而边地地域广阔，移民犹如鱼入大海，难以全面调查和统领。日积月累，在一些靠近长城的区域，就涌现了成片的汉族移民区，并在乾隆初年达到了相称规模。“客民”超过了“主民”，同时也有一批汉人被“蒙化”，这不符合清朝统治者蒙汉隔离的意图，清政府不得不在部分地区设“厅”来统领移民。但随着“厅”官员权力的扩大，又涌现了张之洞所谓“一地二主”的征象，进而使得一部分蒙旗地界在实际上变为由行省掌握的地界。为了坚持新的统领制度，清朝采纳了满缺独任藩部新设职官的政策，把满缺安排在边陲地区，以掩护旗人的任官特权。张永江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藩部地区建立了一个超脱蒙汉利益之争的客不雅观中立模式，并为蒙汉双方所共同收受接管。
张永江
末了，赵世瑜教授的论文题目是“王朝国家与当代国家的国家转型”，其核心不雅观点是清朝的国家性子靠近于“王朝国家”，紧张有四方面论据：第一，在清代虽然没有像欧洲一样日益清晰的法懂得释，但天下不雅观念已经开始有破除的迹象。到清代前期，东北的北部边陲日益明确，这是属于“王朝国家”的特性。第二，清朝的朝贡系统编制依然存在，但已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以往的土司地区，要么在“改土归流”中进入化内，要么就成为外国。第三，在清代，虽然君主世袭的等级制度没有发生改变，但国家管理和财政系统编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其财政制度涌现当代特性，这也是明清国家转型的一大关键。第四，在清代，国家对社会的掌握更为松弛，人口流动性增大，这与欧洲“绝对主义王权”期间的特点相似。
本宣布以会议现场记录整理而成，以上几位教授完全的学术论文，将于今年在《清史研究》杂志刊发。
任务编辑：彭珊珊
校正：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