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三大体系”和学科培植
“三大体系”培植备受学界高度关注。进入新时期十年以来，学者们纷纭自觉致力于构建“三大体系”，环绕近代史干系问题从不同视野进行深耕，2022年延续了这一良好风气，学者做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从而使得学科体系日益完备。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组织了关于“三大体系”培植的笔谈，约请一批干系专家从各自研究领域建言献策。马敏等学者分别从核心观点、学科体系培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民国史、近代社会史、近代经济史等干系分支学科，就如何构建完善的“三大体系”揭橥主要见地。这些学者针砭时弊，切中症结，立体呈现出当前“三大体系”培植面临的寻衅和机遇，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为下一步学术研究供应了主要方向。
《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以“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为主题，着重于磋商如何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建构。王先明等学者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等详细专题入手，致广大而尽精微，深入剖析研究现状，总结历史成果履历，加强问题意识的针对性，并探索可行性的研究新思路，力争在研究范式转变上有所打破和进展。
以2022年9月1—2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暨三大体系培植青年学者论坛（第二届）”和12月7日“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培植的回顾与前瞻”两次学术会议为代表，学者环绕如何构建“三大体系”这一核心主题进行对话互换、深入磋商，表示了当前学界共同致力于“三大体系”培植的努力。
党史学科培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021年12月，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获准设立，可谓意义重大，这适应了中共党史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须要。党史学科培植作为新的一级学科，带动了过去一年学界的选题和研究，并迅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
《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以“面向新时期的中共党史学科培植”这一重大选题为主题，凑集诸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磋商如何有效推进中共党史研究。郭若平在《在守成与开新中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中强调，学界共同倡导党史研究表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的主要学术实践，这是在继续党史研究优秀学术传统根本上，更好开出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新气候。李金铮在《什么是“大党史”》中，就如何深化“大党史”内涵认知提出对策，主见从学科属性、研究工具和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学术共同体等方面进行多视野的专门阐释。罗平汉、石瑶的《一级学科视阈下的中共党史学科培植》阐明了“大党史”理念的主要性。梁志的《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与天下史的对话》着重于磋商党史如何与天下接轨和对话。杨凤城的《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让主流党史研究强起来》一文强调，“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是在创造性吸纳所有学术进步与造诣根本上，实现创新性发展的传统党史学、“升级版”的主流党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环绕党史党建学科建构展开了专题性谈论。个中，王炳林、林绪武分别从“三大体系”培植、中共党史和党建两个二级学科培植方面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三大体系”培植、中共党史学科培植既是学术连续发展的内在哀求，也是学人研究旨趣自觉转变的结果，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须要。“三大体系”培植任重道远，学者关注的领域有所差异，所提出的建议也各有差异。因此，在保持学术争鸣的同时，如何达成共识、集聚各方力量、朝着共同方向进行努力，是“三大体系”培植应重新核阅的问题。
聚焦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
“中国之治”的核心任务是如何把国家管理好，而国家的管理既须要现实关怀，更须要汲取历史履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镜鉴代价非常明显。2022年，学者们连续深挖并力争在研究中总结出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管理的方略和履历。
晚清以降，中华民族危急逐渐加深，民国肇建政体变更后，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之相伴随的是，制度体系也不断频繁更替，直接影响到国家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磋商。
国家管理方面的研究持续深化。周志永在《绅权扩展：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一文中阐发了绅权在近代社会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他指出绅权研究为研究近代政治变迁供应了一个新思路。周海建在《内阁政制与北京政变后的北洋政权代谢》中对北京政变在近代史中的主要角色进行理解读。他认为，这场政变紧张是内阁政制繁芜性与军阀之间抵牾影响下的结果。彭南生、马云飞的《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从运输牵制、交易掌握、价格限定三个方面磋商了汪伪政府的米粮统制，并对其制度失落败的深层次缘故原由进行了阐发。
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国家管理息息相关。魏文享的《战役、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从战役、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脉络出发，廓清了所得税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路径。总结了所得税及直接税改革对近代中国国家财政能力与国家管理的主要影响。贾小叶在《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央》中，磋商了梁启超如何以西方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根本依赖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设想。
基层社会管理是国家管理的主要层面。近些年，随着社会学“眼力向下”研究的兴起，“国家—社会”二元视野的推动，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管理逐渐受到学者青睐。学者们致力于在对社会管理的研究中创造不一样的规律。刘晨的《太平天国社会管理方略的近代化建构——〈资政新篇〉新解读》认为，《资政新篇》为中国近代化的构建供应了一个独特范本，那便是把基督教国家管理利用到中国。李平亮在《清末民初新式社团与村落庄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化》中认为，作为新力量的“新式社团”成为近代基层管理新的权力来源，这为解读近代社会变迁供应了一个崭新视野。范瑛在《从传统花会、“腐烂庙舍”到当代展览会：成都青羊宫的地方政治与空间改良（1906—1937）》中指出，青羊宫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由于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关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研究是在已有成果根本上努力朝着创新的方向发展，特殊是在首立异研究视野上，学者们不遗余力，也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问题直接对接，以是，个中展现出的经世致用宗旨也就较为明确清晰。不过，就已有的干系成果来看，个案剖析居多，而宏不雅观磋商和理论建构较少。因此，在看重差异化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重加强对普遍性规律的总结。
深化抗日战役研究
抗日战役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历来霸占主要地位。2022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连续深化磋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个中，抗日根据地受到特殊关注，诸多学者致力于从国际视野来深化中国公民抗日战役研究。
对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国度栋梁浸染，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徐志民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中再次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匆匆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杨丽萍、安俭在《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的抗战“联络”计策叙事》一文中稽核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展开计策性“联络”叙事，以合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王凤青的《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抵牾与阶级抵牾的理论探索》认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统筹民族抵牾与阶级抵牾的系列理论认识。
抗日根据地研究多点着花。臧运祜在《抗战严重困难期间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培植》中指出，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华北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实施精兵培植、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与公民武装及其武器装备，敌后抗战渡过难关，公民抗日力量进入“再上升”阶段。黄正林的《全面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自给经济研究——兼与陈永发、陈耀煌商榷》认为，陕甘宁边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宋弘的《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认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通过开会将革命崇奉和新的理念输入根据地军民的内心天下，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2022年5月28—29日，南京理工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主理了第二届“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学术研讨会，展现出学者在面对学术薄弱区不断进行的积极努力。
以国际视野展开抗日战役研究。史桂芳的《侵华战役期间日本民间智库的活动与影响——以昭和研究会为核心的稽核》指出，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协同主义”理论为日本发动的野蛮侵略战役贴上了“文明”“文化”标签。张发青的《他者的视角：哈里森·福曼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录（1930—1938）》指出，福曼认为中国抗日战役为天下反法西斯战役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杨彦君的《外洋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指出，外洋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役罪过、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有待打破。贾钦涵、皇甫秋实在《危急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期间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中指出，纳尔逊使团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抵牾。许益菲的《日本所藏华北抗日根据地干系档案资料探析——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央为例》涉及了中共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干系档案资料，紧张以日军对中共调查资料和作战资料为主。
抗战期间的中华民族问题研究火热。荆蕙兰、贾颖的《全民族抗战视域下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四重维度探析》指出，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成分。王欣、洪玺铭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促进新疆各族民众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稽核》中指出，在新疆事情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植实践相结合。张福强的《抗战期间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中华民族自觉——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稽核中央》一文以抗战期间的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中央进行稽核，他们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具有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黄正清家族的爱国活动绝非个案，较有代表性地呈现出边陲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华民族自觉的普遍特色。
关于抗日战役的研究，学界紧张的研究趋向是宏不雅观立论、个案剖析，看重深挖微不雅观选题，在揭示抗日战役全貌、还原历史原形长进献颇大。
大力挖掘新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根本和支撑。所谓新史料紧张有两层含义，一是发觉古人未曾用过的文献，也便是未刊资料；二是已经公开但却很少被古人利用须要重新解读的资料。2022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大量日记、档案资料得到整理和公布，新史料的不断呈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日记是个人亲自经历的记录，只管带有一定的主不雅观性、片面性和日常噜苏等问题，但它是历史的在场，是一种分外的历史呈现。日记作为直接史料，具有分外的研究代价。李细珠的《陆宝忠日记与晚清史研究补论》指出，晚清重臣陆宝忠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代价，可以揭示其对晚清政局的不雅观感、对晚清人物的臧否以及晚清变局中的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三个面相，极大推进了晚清史研究。迟云飞、丁高杰的《铁路开通与晚清北京官员出行——以〈徐世昌日记〉为中央的不雅观察》，磋商晚清北京开通铁路后人们出行办法的变革，并借此不雅观察晚清末了十年人们日常生活的变革。齐东风的《国民党的战时危急与社会转向——以时人日记中的不雅观察为主》指出，通过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日记可不雅观察国民党在战时碰着的危急，透视社会发生转向的深层缘故原由。
近代史档案资料汇编成果迭出。黄兴涛、夏明方总主编的《清末社会调查资料丛编·初编》对付认识清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天下环境，具有主要的史料代价和学术代价。王刚编著的《荣禄年谱长编》是首部荣禄年谱长编文献，为研究晚清政局供应了翔实的史料。《近代地方管理文献汇编》是理解民国期间地方管理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民国期间民众教诲资料汇编》涵盖中心到各县民众教诲发展状况资料。邵汉明、王建朗主编的《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第六辑）》紧张收录商业、贸易、调查资料200余种。姜良芹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收录了费吴生夫妇大部分宝贵在华档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未刊稿汇编（第二辑·电报档）》《近代贩子团体资料汇编》《报告馆剪报资料》《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汇编》《近代中国麻风病史料汇编》《民国期间高档教诲史料四编》等档案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供应了更加丰富的资料。
近年来，随着国际互换的日益频繁，学界越来越看重网络、整理与研究外洋干系文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就“中国与天下：外洋中国近当代史文献的网络、整理”约请学者揭橥所见所想。吴景平分析了抗战爆发前后中英之间的金领悟作，汪朝光评论辩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外洋所藏史料的关联，金以林稽核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外洋赤色档案的情形，戴建兵先容了与正定干系的外洋所藏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事情，宋佩玉磋商了网络、整理的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与中国近当代金融史研究。
民国史料数据库培植连续完善。民国图书数据库新增500种民国图书，遥遥领先其他同类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期间文献保护网”涵盖了“革命文献与民国期间文献保护操持”履行十年来在文献普查、征集、整理、数字化等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6辑上线报纸48种，基本涵盖全国各地的威信报纸。“中国公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陈设馆馆藏资料库”“中国近代人物年谱专题库”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这些数据库的上线为研究者供应了便利。
2022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开辟新领域、提出新问题、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一些亟待办理的问题，诸如西方理论本土化问题、碎片化问题、如何冲破学科壁垒等，应该在今后的近代史研究中引起重视并予以纠正，以首创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局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
作者：武雪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