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全书》第2卷书影，公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8期，任务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1959年，胡绳以马克思主义为辅导，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为根柢，针对文坛和现实之弊，用“内容”与“形式”这对观点和逻辑剖析方法，对桐城派的核心文论进行改造升华，建立起富有时期特色的文章论。受胡绳的文章论引发和国家调度局势的鼓舞，浩瀚文学史家经由对桐城派要谛的开掘，认为该派在当代仍可借鉴；一些研究辞章学的学者倡议以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诗文评为根本，建立汉语辞章学学科。胡绳的文章与方苞、姚鼐的散文佳作先后入选中学教材，为提升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和精神境界做出贡献。桐城派研究在最近百年中有过三次崛起，由胡绳所引领的第二次崛起承上启下，在对桐城派进行创造性转化方面独树一帜。桐城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流派，虽饱经风霜，但经由摈弃和转化，依然是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精神的有生力量。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胡绳受命担当副总编辑。他在《红旗》上开辟思想文化评论专栏，揭橥了一批署名“施东向”的文章。这个署名是思想界动向的谐音。施东向1959年6月16日在《红旗》第12期揭橥《关于写文章》，7月16日在该刊第14期揭橥《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两篇文章由胡绳策划、主笔和定稿，所表达的不雅观点完备属于他自己，因而他于1996年将其编入《胡绳全书》第二卷[1]。在这两篇文章中，胡绳以马克思主义为辅导，以自己数十年的写作实践为根柢，针对当时的文坛和现实之弊，用从西方输入的“内容”与“形式”这对观点和逻辑剖析方法，对桐城派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收说进行改造升华，建立起富有时期特色的文章论。《红旗》是由毛泽东发起创办、中共中心委员会主理的理论刊物，包括胡绳在内的编纂群体成员皆一时之选。据《公民日报》转发新华社，《红旗》第1期刚面世两周，发行量就高达7605000份[2]。胡绳的文章论连同其论述的桐城派，正是凭依《红旗》在理论界的威信地位和巨大发行量，跃入千百万读者的视野，并在文学史、辞章学和中学语文教诲等领域卷起层层波澜。经由胡绳揭橥于《红旗》上的两篇文章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在胡绳文章论影响下的浩瀚文学史家、辞章学家和中学语文教诲家的努力，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古典流派桐城派作为一种有生力量，在中国当代化进程中，积极参与着对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精神的塑造。
中共中心主理《红旗》杂志半月刊1959年第12期
一、筑基于桐城派之上的文章论
桐城派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紧张的贡献，是他们萃取经史子集精华，混一道统与文统，熔炼自身的写作履历，创制出一套前无古人的文论体系。这套文论体系的核心，包括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收说。胡绳在《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中直探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奥微，对之加以改造升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章论。
胡绳的文章论筑基于桐城派文论之上。在《关于写文章》开头，胡绳说：“古时候中国人对付写文章有两个基本哀求，叫做‘有物有序’。”[3]这是指方苞的义法说。方苞用经部的《春秋》和《易》、史部的《史记》、集部的文章交互阐释，提出全新的植根于儒家精神的“义法”观点。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在《义理、考据和辞章》开头，胡绳说：“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那便是义理、考据和辞章。”[5]虽然从宋代的程颐到清代的戴震、章学诚等对学问三分及其相互关系均有论说，但只有姚鼐强调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方面着力，认为创作该当兼收三者之长，并在文学史上具有持久垂范的意义。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6]“必兼收之乃足为善。”[7]在清代，宋学家重义理而为文空疏芜俚，汉学家重考据而为文繁碎缴绕，两家则都视辞章为雕虫末事。姚鼐一反两家之论，倡导为文三者兼收。姚鼐之论既是对方苞义法说的绍绪，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他所谓“义理”与“辞章”，与方苞的“义”与“法”同；他所谓“考据”，则摄自汉学家法，为方苞所无。到晚清，曾国藩将姚鼐所用的“义理、考证、文章”转写为“义理、考据、辞章”[8]，这一转写因曾氏在国家政治生活里国度栋梁的地位和在文坛上压倒一切的影响而凝固下来，成为后来主流文学史叙事中描述姚鼐理论的标准用语。胡绳所用的观点正是袭自曾氏对姚鼐理论的转写。
周中明校点《姚鼐诗文集》书影，黄山书社2021年版
胡绳的文章论虽然筑基于桐城派文论之上，但其目的不在于“照着讲”，而在于“接着讲”。胡绳明确表示，他用姚鼐等人的“义理”“考据”“辞章”观点来论述写文章的问题，只是一种“借用”，他所讲的意思与姚鼐等的标榜“并不完备相同”[9]。那么，胡绳的文章论转化、超越桐城派文论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胡绳用“内容”与“形式”这对当代从西方输入的观点来转化、阐释桐城派的文论。他认为，方苞所说的“言有物”、姚鼐所说的“义理”“考据”，指的是文章的内容；方苞所说的“言有序”、姚鼐所说的“辞章”，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有物’，便是要有内容，‘有序’，便是要有条理”[10]；“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11]。在阐释内容时，胡绳以为，内容所含有的义理关涉不雅观点，内容所含有的考据关涉材料，好文章该当做到“不雅观点与材料统一”[12]。在阐释形式时，胡绳认为，“形式是为内容做事的”，但也有力地反浸染于内容，好文章该当做到内容与形式统一，“哀求适宜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13]。胡绳强调不雅观点与材料统一、内容与形式统一，是对方苞所说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姚鼐所说的“必兼收之乃足为善”的继续和发展。
胡绳的“有物有序”论继续并发展了方苞的思想。方苞用“有物”和“有序”这对观点分别指涉书面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胡绳在此根本上，增加了酝酿于作者头脑中、尚待发为书面文章的“意思”及其“条理”之义。胡绳认为，要写出好文章有以下步骤。第一步，作者在运思过程中，应努力使自己头脑里的意思做到“有物有序”。这里的“有物”，指的是在作者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些意思“值得写出来”，这些意思既包括在实际事情中积累的“某些履历”，也包括在理论研究事情中得出的“一定的结论”。这里的“有序”，指的是在作者头脑里把这些值得写出来的意思条理化，只管即便使其“分开那种暧昧、混乱和粗疏的状态”[14]。第二步，作者在运笔过程中，应努力将自己头脑里已经初步“有物有序”的意思“搬”到书面上，使成体之文呈现出“有物有序”的面貌。这个过程并不大略：一方面，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意思虽然经由艰巨“思虑”，初步做到了“有物有序”，但每每并不成熟、清晰，因而在将其搬到书面上时，尚须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作者只有闇练地节制了“书面措辞这个工具”，才能找到最恰当的“字眼”“语句”和“章法”进行书写，才能使自己头脑中的意思在书写和反复的修正过程中“明确化、条理化”，终极使书面文章做到“有物有序”[15]。至此，胡绳对“有物有序”的生发已经走向写作的幽微之处，非备历甘苦，非勤于反思，实难语此。比起方苞的论述，胡绳的生发显然更加系统、精湛。
胡绳的义理、考据和辞章论也继续并超越了姚鼐的思想。所谓“义理”，姚鼐紧张指古圣先贤说过的道理，多数情形下特指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胡绳则认为，“精确的不雅观点，不是大略的教条，不是空洞的不雅观点，而是和详细材料结合着的精确的结论”[16]。所谓“考据”，姚鼐紧张指对古文献字句文义的校勘；胡绳则认为，除了对纸上的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外，还要对来自客不雅观生活实际的事实材料进行审核，“哀求材料的完备准确，一贯到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17]。所谓“辞章”，姚鼐紧张指为文的技巧，包括措辞、声色、神气和风格等；胡绳则将“辞章”释为“形式”，他也重视措辞和风格，但尚未论及声色和神气，其理论的精妙处略逊于姚鼐，而他根据当代口语文章划分自然段的特点，更强调章法的主要，则又非姚鼐可比[18]。
胡绳在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层面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辅导。在义理层面，胡绳认为研究问题“要从客不雅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详细地霸占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事理的辅导下，给以科学的剖析”[19]。在考据层面，胡绳把马克思、列宁对材料精确性的讲求当成典范。他引述拉法格的话说，马克思“从不知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20]；又引述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列宁“仔细地检讨每一事实，每一数字，是他始终用的方法。他的结论都是根据事实来作的”[21]。在辞章层面，胡绳引述李卜克内西的话，指出“马克思在措辞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讲求，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付措辞的简洁和精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韶光力求找到须要的字句”[22]。
胡绳强调行文要逻辑严密，这是桐城派文论所不及的地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形成了深厚的逻辑剖析传统。中国先秦的名家和《墨经》也谈论过一些逻辑问题，但二者对后世影响有限。桐城诸老只管熟习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思维套路，在析理论事时也颇多讲究，但这究竟难以与西方的逻辑剖析方法相提并论。胡绳在学生时期受过严格的逻辑剖析方法演习。他说，193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听了郑昕教授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哀求利用的观点必须前后同等，进行推理应该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彷佛繁琐，但对磨炼精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23]。因此，在《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中，胡绳处处强调行文要逻辑严密。他把方苞所说的“言有序”，阐明为“要有条理”，强调“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要讲究章法，也便是要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如何分层次，分段落，这实际上便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取得必要的条理”[24]。胡绳强调的“条理”，便是逻辑。
胡绳在学界是口碑载道的文章大家。他的文章既是其建构文章论的主要根本，也是其文章论的详细实践。桐城派用雅洁的文言，力求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合一之美；胡绳则克绍桐城诸老，用朴实的口语以及思想和逻辑的力量，达到内容和形式二者统一之境。王梦奎说，胡绳“继续古人的优秀文风，讲究义理、考据、辞章，哀求文章不雅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哀求材料的准确性，哀求有好的表现形式。他的文章，不雅观点光鲜，有独到见地，而又条分缕析，入情入理，读之如沐东风……常著名顿开而又望尘莫及之感”[25]。胡绳有一篇短文《想和做》，很好地表示了其创作特色，被编入公民教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成为当代口语文章的典范。可以说，胡绳的文章是他对桐城派等先哲的理论和创作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精良成果，也是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传统在当代仍具代价的明证。
总之，胡绳在马克思主义辅导下，利用当代从西方输入的“内容”“形式”观点和逻辑剖析方法，以自己的写作心得为根柢，对方苞、姚鼐的文论命题进行摈弃、改造和升华，形成了富有时期特色的文章论。他的文章论是调和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论因子，进行综合创造的产物。
二、桐城派仍可借鉴
胡绳的《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在《红旗》揭橥后，久无声响的桐城派再度成为文学史研究界关注的热点。浩瀚研究者受胡绳文章论的启示，通过梳理桐城派的文论及其创作实践，试图回答桐城派对当代文坛是否还有借鉴浸染这一问题。
这场有关桐城派的学术谈论充满浓郁的论战气氛。1961年5月，读过胡绳文章的江西师范学院李鸿翱率先写下《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认为对付桐城派中的精良部分，当代文坛仍可借鉴[26]。旋即，安徽大学刘季高写下《评“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痛驳李鸿翱，对桐城派予以根本否定[27]。随后，扬州大学蒋逸雪写下《试论桐城派》和《对李鸿翱师长西席“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一文的几点见地》，对桐城派肯定中夹带否定[28]。此后直至1963年夏，段熙仲、钱仲联、王泽浦、王竹楼、乔国章、方铭和吕美生等，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连续揭橥研究桐城派的论文，守己伐人；江西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召开谈论桐城派的专题会议，好丹非素。同时，《文申报请示》等刊载研究桐城派的论文十余篇，呼应这场论争。王气中、马茂元和郭绍虞虽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论争，但由于他们的干系论著对桐城派的高度赞许而被牵连入场。此外，1959年11月，舒芜校点的桐城派文论著作《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由公民文学出版社发行；1961年，河北大学魏际昌开始改写他1937年由胡适辅导在北京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桐城古文学派小史》[29]，呼应这场论争。到1963年底，安徽公民出版社择取1961—1963年参与论争的论文十一篇，加上王气中的一篇论文，以“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为题刊印，为这场论争收官。此后，曹道衡揭橥《桐城派值得肯定吗？》，刘致中揭橥《方苞和〈狱中杂记〉》，算是这场论争的余波[30]。
安徽公民出版社编《桐城派研究论文集》书影，安徽公民出版社1963年版
胡绳的文章论直接引发了这场论争，并被一些肯定桐城派的学者视为奥援。这些学者认为，胡绳的文章论是在参考、改造桐城派文论的根本上加以提升的新成果，是桐城派在当代仍具代价的确证。李鸿翱说：“1959年12期《红旗》上施东向同道的《关于写文章》中也提到要具备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可以说是参考了桐城派的文学主见而提出来的。”[31]蒋逸雪说：“《红旗》杂志第十四期载有施东向同道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一文。这篇文章有新的内容，远非姚氏可比，但三者俱备方能成为完全精美的作品，这一道理还是新旧相通的。”[32]方铭和吕美生说：“《红旗》杂志上施东向同道写的《关于写文章》和《义理、考据和辞章》两篇文章，就曾利用桐城派提出的口号，加以改造，向我们提出新的哀求的。”[33]以上数位学者中，李鸿翱最先挑起了这场论争；蒋逸雪在论争中力持平正；而方铭和吕美生的《论桐城派》刊出后，学界再无有分量的论文涌现。可以说，胡绳的文章论贯穿了这场论争的始与终，既是论争的起始，也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论争中，一些学者推崇桐城派在文论上的创获。其一，指出方苞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石。段熙仲说：“方苞认识到形式应由内容决定，‘法’因‘义’而不得不变，不可以漫然仿效古人的行文形式。这在理论认识上，确曾达到相称的高度。”[34]其二，对刘大櫆理论贡献的认知。李鸿翱认为，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深化了方苞的义法说之“法”的方面，彰显了古文艺术的独立代价，也为人们进窥古文奥妙指明了路径[35]。其三，指出姚鼐三者兼收说、阴阳刚柔说的代价。蒋逸雪认为，三者兼收说“是姚氏因时利导，扩展内容，对文学上的贡献之一”[36]。方铭和吕美生认为，“姚鼐的阴阳刚柔说关乎文学作品的境界和风格”，“他将风格和宇宙的事物比较，这就把文章的文体、形式、种类开展得更加广阔”[37]。
还有一些学者推崇桐城派的古文创作造诣。首先，指出桐城派继续韩愈倡导的文从字顺、陈言务去、词必己出的传统，“实际上是创造一种语气自然、民平易近、比较靠近口语的笔墨”[38]，“推动言文合一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39]。其次，认为桐城派学者在创作中能够直面现实，“就在那文网严密和统治淫威极厉害的时期，方苞本人曾因《南山集》案领略到统治者的伤害；也曾写过《狱中杂记》……等现实性比较强的作品”[40]。在近代中西重逢时，桐城派能够正眼看天下，别求新声于异邦，严复、林纾同是“吴汝纶的门人，但在维新运动中，严复曾写过《辟韩》《原强》《论事变之亟》《救亡决论》等，向封建主义展开了进攻。同时又翻译了许多西方成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论著，比较系统地先容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对维新运动起过积极的推进浸染。林纾的翻译小说，对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先容泰西文学，也都起过一定的浸染。尤其是他写的那些译序，也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41]。末了，讴歌姚鼐之文境界绝高，认为其文“要言不烦，文理严密，疏而能凝，淡而有致”，“不独上超海峰，亦且远逾望溪；桐城后学，也罕与颉颃”[42]，“于唐宋八大家后，自树一帜”[43]。
综而不雅观之，在这场由胡绳的文章论引发的学术论争中，一些学者以胡绳对桐城派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为范例，对桐城派的文论和创作造诣做出实事求是的剖析，认为桐城派对付当代文坛仍具借鉴浸染。纵然那些方向于否定桐城派的学者，也承认桐城派在抽象层面不无可取之处。
三、先导与文范
胡绳的《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揭橥后，一些研究辞章的学者闻风而起，倡议建立汉语辞章学；一些研究中学语文教诲的学者将其作为文章典范编入教材。可以说，通过胡绳的文章论等路子，桐城派在汉语辞章学的建立和中学语文教诲中发挥了积极浸染。
一方面，胡绳的两篇文章是汉语辞章学的先导。汉语辞章学是一门富有民族特点的磋商措辞艺术的学问。后来，研究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的学者沿波讨源，把《红旗》上揭橥的胡绳的两篇文章视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先导。郑娟榕和林大础在《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中认为，汉语辞章学建立“首先要归功于《红旗》杂志及其所揭橥的施东向关于重视‘辞章’问题的两篇文章”，“《红旗》杂志是建立中国当代辞章学的先导……施东向的文章是建立中国当代辞章学的‘催生剂’”[44]。胡绳的两篇文章在《红旗》刊载后，最先与其形成应和的是吕叔湘和张志公。吕叔湘在《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揭橥《汉语研究事情者确当前任务》，首次倡导建立汉语辞章学。接武其后，张志公在《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揭橥《词章学？修辞学？风格学？》，在《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揭橥《谈“辞章之学”》，进一步提出建立汉语辞章学的构想，并做了有深度的探索。
郑颐寿主编《大学辞章学》书影，福开国平易近出版社2004年版
胡绳在构筑自己的文章论时，看重从桐城派文论中汲取营养。在思考如何建立汉语辞章学时，吕叔湘和张志公也将目光投向了桐城派乃至中国古典诗文评传统。吕叔湘说：“我国古典的诗文评很重视语音折衷。韵文必须讲声律，不用说；便是散文，也必得读起来腔调铿锵才算好文章。”[45]讲究语音折衷，讲究散文诵读起来腔调铿锵，正是桐城派因声求气论的要义，吕叔湘认为汉语辞章学该当将此包括在内。张志公认为，要建立汉语辞章学，该当“把古人的可取的履历好好总结一下，跟当代的措辞科学结合起来”[46]。在论及古人对作品风格的意见时，张志公引用了刘大櫆的卓识：“清人刘海峰论文有八贵，个中有几项说得也还切实。”接着，他用较大篇幅选录了刘大櫆对文贵高、文贵大、文贵远、文贵简和文贵去陈言的论述。在论及古人有关诗文之法的不雅观点时，张志公引用了姚门弟子方东树所引朱熹的见地：“清人方植之论诗文之法，引朱熹论文所忌，凡十四项，也有可参考。十四项是：意凡思缓、懦弱、没要紧、不仔细、文意一贯无余、浮浅、不稳、絮、巧、昧晦、不敷、轻、冗、薄。”[47]由上可知，胡绳的文章论启迪了汉语辞章学的建立。桐城派通过胡绳的文章论，通过吕叔湘、张志公的进一步阐发，深深浸润到这门新兴学科之中。
另一方面，胡绳《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是中学文范。这两篇文章揭橥后，受到包括叶圣陶、吴伯箫、吕叔湘、张志公和刘国正等在内的语文教诲专家的青睐[48]。《关于写文章》在1959年6月16日刚一壁世，就入选当年版高中语文教材，编在第二册；接着，又入选1960年版初中语文教材，编在第六册。《义理、考据和辞章》则在改革开放后，入选1982年版高中语文教材，排在第三册；接着，又入选1990年版高中语文教材，排在第三册。通过无数语文西席的品鉴和一代代中学生的涵泳，这两篇文章的典范地位在中学语文教诲中得以稳定确立。
刘国正口述、顾之川整理《刘国正口述——西席·编辑·作家》书影，广西教诲出版社2020年版
品鉴《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的西席提出了诸多有代价的见地，并将这些见地在传授教化实践中加以贯彻，从而不仅使学生的文笔受到熬炼，思想、情绪和生活态度也无不受到磨砺。冯庆春认为，胡绳的文章论对教诲学生有重大意义，西席在讲授《关于写文章》时，应使学生认识到：“（1）写文章同时是整理思想、磨炼思想的过程；（2）写文章必须有精确的写作态度；（3）写文章必须利用适当的写作方法。”在论述第二点时，冯氏强调，学生要写出好文章，就“要有精确的思想，康健的情绪”，“就必须态度严明”[49]。陈青指出，胡绳的文章论回答了“如何办理好思想内容和措辞表达的问题”，对学生的“写作起了很好的辅导浸染”[50]。
阅读《义理、考据和辞章》的中学生把胡绳的文章论视为作文津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令学生喜好上作文，“学习《义理、考据和辞章》后，思想逐步开窍，逐步地从不愿作文到比较喜好作文了”；其二，令学生认识到写作应做到“材料准确、内容真实”；其三，令学生认识到写作中的语法、修辞的主要性，“过去作文不睬解章法，只知道堆砌材料，不讲究语法、修辞，短缺生动活泼的措辞”，学习《义理、考据和辞章》后认识到，这些“缺陷非改不可了”[51]。
就在胡绳的两篇文章入选中学教材的同期或前后，桐城派代表作家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也入选公民教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52]。方苞在《狱中杂记》中以井井有条之笔，暴露当时现实生活和狱政的阴郁；在《左忠毅公逸事》中以雅洁之笔，赞颂左光斗为国惜才、心忧国事以及将个人死活置之不理的高尚品质。姚鼐在《登泰山记》中用极简之笔，再现了泰山的明丽和崔嵬。这些佳作是中学生仿照的范文，润物无声地熏陶着他们的情操。桐城派的文论借助胡绳的文章论，与方苞、姚鼐的散文佳作一起，走进广大中学生的内心深处，既提高了他们的语文水平，也提升了精神境界。
四、桐城派研究展开的分缘
1959—1963年，在繁芜、多变的时期语境下，桐城派研究能够在弯曲中展开，并有所收成，紧张由时期和个人两方面的分缘凑泊而成。1959年6—7月，胡绳为什么会以桐城派文论为根本提出自己的文章论呢？
首先，胡绳提出自己的文章论，意在针砭文坛和现实之弊。胡绳是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任务感的学者。他自道：其生平的写作，“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干系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险些没有”[53]。就在《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登载前后，文坛上正盛行一种虚浮文风。这种文风不以准确的材料为根据，不讲究形式的完美，教条主义严重，表现风格单一，厚今薄古等。胡绳目睹这些不良方向，不禁著文婉讽。其筑基于桐城派之上的文章论，强调材料真实、论从史出、简洁和风格多样，欲使闻之者足戒。针对材料的细节失落真，他说：“纵然细节的出入对付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付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疑惑，以至侵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缺点，那当然更是要当心的。”[54]针对教条主义，他说：“教条主义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在推戴什么，反对什么，但是由于它缺少对详细材料的详细剖析，每每只好虚张声势，大声喊叫，以此代替科学的论证；实在，越是这样，越是反响出这种文章的思想贫弱。”[55]文坛弊端是一种社会征象，也是现实生活的映照。对文坛弊端的讽喻，既表达了胡绳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也表达了他由此而生的沉郁心曲。
胡绳通过构建自己的文章论以针砭文坛和现实之弊，与毛泽东当时辅导思想的某些转变有关。1958年11月—1959年6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带头提出并哀求纠正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良方向。经由八九个月的努力，这些方向被初步遏制，形势向好的方向有所转变[56]。对付虚浮文风，毛泽东也哀求加以旋转。在1958年11月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说：“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明的东西，要千锤百炼。”[57]关于报刊宣扬，毛泽东在1959年6月20日的发言中说：“我们不能务浮名而得实祸。现在宣扬上要转，非转不可。”[58]胡绳作为中共党内理论家的主要一员，出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对毛泽东的努力纠偏十分熟习，他能在建构文章论时对文坛和现实中的虚浮之风给予讽喻并不奇怪。
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书影，中心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其次，胡绳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传统具有深厚素养。胡绳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古文和唐诗”[59]。1927—1933年，胡绳就读苏州中学。全体中学阶段，他在国文学科所学内容渗透着浓郁的桐城派元素。例如，在课内和课外读物中，“五经”和宋学中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是桐城派道统的主干，《左传》《史记》是桐城派义法的典范，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吟边燕语》《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录》等用的是桐城笔法；教材中的选文“音节和谐、能朗诵和欣赏”，依然是桐城派因声求气的家数。在胡绳就读期间，与桐城派渊源甚深的钱穆、吴梅等恰好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员[60]。上述统统为胡绳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化根基。因此，1959年他能够将自己的文章论筑基于桐城派之上，可谓其来有自。
1961—1963年间，文学史研究界为什么会受胡绳的文章论引发，环绕桐城派对当代文坛的代价问题展开一场热烈而持久的学术论争呢？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国家政策的主调是调度。个中，有四项政策性调度对学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第一，实事求是精神开始规复。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当月18日，他又说：“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统统从实际出发。”[61]第二，“双百”方针被再度提倡。1961年，聂荣臻主持制订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事情的十四条见地（草案）》，邓小平主持制订了《教诲部直属高档学校暂行事情条例（草案）》，周恩来督匆匆制订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事情多少问题的见地（草案）》。“这些条例分别地论述和规定了实行双百方针的一系列详细政策，哀求在批评被认为是缺点的不雅观点的时候，要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线，严格划分敌我抵牾和公民内部抵牾的界线。”[62]第三，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所改进。中共中心在批转《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事情的十四条见地（草案）》时指出，近几年，对知识分子“凡是批驳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缺点”[63]。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事情会媾和文艺事情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64]。第四，强调对待文学艺术遗产既要批驳，也要继续。在1960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说，“我们应该向中外统统精良的文艺遗产学习”，“继续遗产必须经由研究和批驳，要批驳就必须研究，而批驳又正是为了更好地继续”[65]。以上四项政策性调度使许多学者重新燃起学术激情亲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胡绳筑基于桐城派之上的文章论引发浩瀚文学史家对桐城派的当代代价问题展开论争。
参与1961—1963年学术论争的相称一部分文学史家出自桐城一脉。在方向于肯定桐城派的学者中，钱仲联是桐城派大家唐文治的弟子；李鸿翱是桐城派大家吴闿生的高足；蒋逸雪为文“初从唐宋八家入，继则步武桐城”[66]；段熙仲15岁入安徽公学，始“知有桐城派古文”[67]。由于他们浸润于桐城之学既早且久，对个中甘苦喻之深，故能道之切。在方向于否定桐城派的学者中，刘季高自17岁至弱冠之年，曾致力于宋明理学和桐城派古文[68]；后来加入论争的曹道衡曾就读于桐城派重镇无锡国专。由于他们熟于桐城之学，因而入室操戈，时有击中症结处。被牵连入场的马茂元为桐城派大师马其昶嫡孙；王气中“辞章雅健，承桐城派秘闻，得史迁昌黎神髓，颇负时誉”[69]。这么多与桐城派有关的学者入场，是这场学术论争能持续数年并能步步深入的主要缘故原由。
五、参与塑造民族新的文化精神
桐城派是中国古典文章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也是新文学的开端。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文化派诸家倡导破旧立新，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与中国古典传统彻底破碎，对古典传统的主要载体桐城派尤其给予痛击，不惜以“谬种”谥之。这场以偏概全的批驳影响深远。从中国当代学术史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桐城派研究经历过三次崛起，一以贯之的是，就如何对待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传统问题，推崇桐城派的研究者与“五四”新文化派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势力展开或明或暗的对话和抗争。
桐城派研究的第一次崛起发生在1929—1930年。在这一期间，桐城派研究的最大收成是刘声木所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补遗》和《桐城文学撰述考》及《补遗》（1929）、姜书阁所撰《桐城文派评述》（1930）。刘声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首次对桐城派及其周边的千余位学者的平生、著述和师承予以考证，为桐城派研究奠定了文献根基。刘氏在媒介中说，桐城派是一个弘大的文学存在，“非一人一家所得毁誉”。他还在凡例中说，桐城派的别集在“五四”后的图书市场上颇为抢手，他“深喜吾道之不孤”，以此来迎击“桐城谬种”之论[70]。姜书阁以“五四”新文化为本位，首次对桐城派的缘起、传衍、递变和衰落做了阐述，为桐城派研究建构起一个笼罩后世的论述模式。姜氏沿袭新文化派诸家的思路，对桐城派多有抑低，但始终坚持“治史只论事物的实在环境”[71]的原则，在追寻历史真实方面与刘氏并无二致。
刘声木著、徐天祥校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书影，黄山书社2012年版
姜书阁著《桐城文派评述》书影，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桐城派研究的第二次崛起发生在1959—1963年。在这一期间，胡绳以桐城派为根本建构的文章论是桐城派研究的主要收成，它引发了文学史家关于桐城派在当代是否还有代价的论争，启迪了汉语辞章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并勾引广大中学生从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典传统中汲取精神营养。1949年后，“五四”新文化传统受到重视，“桐城谬种”之论横亘学界。同时，国家的语文政策看重口语文著作的代价，而忽略文言文著作的意义。1951年6月6日，《公民日报》揭橥社论《精确地利用祖国的措辞，为措辞的纯洁和康健而斗争！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社论和指示的揭橥标志着由晚清掀起的口语文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至此取得全胜。这统统使尚健在的桐城派学者和研究桐城派的学者很难直截了当地揭橥自己的学术不雅观点。在此情势下，胡绳和受他影响的诸多文学史家、辞章学家、中学语文教诲专家，抛撇“谬种”之谥，把久已沉寂的桐城派唤醒，将其重新推向文化界，推入无数受众的视野，在桐城派研究史上留下夺目的一页。这次桐城派研究的崛起与上一次比较具有光鲜特色：胡绳和受他影响的学者研究桐城派的目的，不完备是为了探寻并呈现历史真实，而是试图对桐城派的当代代价进行重估，以便从中汲取有用元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构建出符合时期须要的新的文化。
桐城派研究的第三次崛起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81年10月，周扬在安徽稽核时号召对桐城派理论展开研究，学界群起相应。1985年11月1日—7日，“桐城派学术谈论会”在桐城召开，学者掀去“谬种”的华盖，使桐城派研究回归学术。这次会议是对改革开放后桐城派研究力量的校阅阅兵，也是桐城派研究走向繁荣的序曲。近些年来，桐城派研究形成多元并存格局，取得丰硕成果：或以桐城派学者的日记等材料为依据，谈论批点本的内部流利与桐城派发展的关系；或以清代、民初官修《文苑传》的原始档案为依据，谈论桐城派正统地位的确立；或立足当下，谈论桐城派在中国当代化过程中的进与退的现实意义。
回顾百年桐城派研究史可以看出，“照着讲”是桐城派研究的主流；像胡绳那样根据时期须要而对桐城派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则比较罕见。但是，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表明桐城派自身极具代价，纵然饱经风霜，仍旧是一个富有活气的存在。这也表明，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传统中的元素，只要足够精良，就一定会超过时期，在中国走向当代化的困难征程中，积极参与对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精神的塑造。
注释
[1] 胡绳说：“在这杂志上有一些文章署名‘施东向’，这实际上是个集体的署名。利用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的与我全无关系，有的则是我参加写作的。现在根据回顾把我所‘策划’（用现在盛行的话）和参加较多的几篇收录在这一卷内。”（《胡绳全书》第2卷“弁言”，公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胡绳亲自参与《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策划、主笔和定稿，并将其收入《胡绳全书》，解释这两篇文章中的不雅观点来源于他；同时，在胡绳所属的中共党内高层理论群体中，普遍存在一人主持、他人帮忙起草而著作权归于主持者的写作模式。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径直把《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中的见地作为胡绳的不雅观点加以引用。
[2] 《“红旗”已发行七百六十万份》，《公民日报》1958年6月15日。
[3][10][14][15][24] 施东向：《关于写文章》，《红旗》1959年第12期。
[4]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诸伟奇、陶新民校点：《方望溪文集全编》上，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8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5][9][11][12][13][16][17][18][19][54][55] 施东向：《义理、考据和辞章》，《红旗》1959年第14期。
[6] 姚鼐：《述庵文钞序》，周中明校点：《姚鼐诗文集》上册，黄山书社2021年版，第343页。
[7] 姚鼐：《复秦小岘书》，《姚鼐诗文集》上册，第387—388页。
[8] 最先将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转写为“义理、考据、辞章”的，是姚门弟子陈用光。陈氏在《与鲁习之书》中说：“姬传师长西席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陈用光集》，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第3册，安徽教诲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曾国藩承接此论，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姚师长西席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曾氏又把经济纳入义理之中，因而学术仍旧只包含三类：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46、442页）
[20] 拉法格：《忆马克思》，《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杨启兰、兰德毅等译，公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
[21] 纳·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学习事情方法》，刘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2页。
[22] 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第104、108、108页。
[23] 胡绳：《漫谈自学履历及其他》，《胡绳全书》第3卷，第768—769页。
[25] 王梦奎：《领导·老师·“同学”》，郑惠、姚鸿编：《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6][31][35][38][43] 李鸿翱：《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光明日报》1961年5月7、14日。
[27] 刘季高：《评“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安徽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28] 蒋逸雪：《试论桐城派》，《扬州师院学报》1961年第11期。《对李鸿翱师长西席“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浸染”一文的几点见地》揭橥时附于《试论桐城派》之后。《试论桐城派》收入《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安徽公民出版社1963年版）时，作者修订幅度较大，题目也改为“谈有关桐城文派的几个问题”。按：蒋逸雪这两篇论文由孙盼盼博士赐示，谨致谢忱！
[29] 吴占良：《魏际昌传》，魏际昌著，方勇主编：《紫庵文集》第7册，公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71页。
[30] 曹道衡的文章以“管汀”为笔名在《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刊出，刘致中的文章在《光明日报》1965年7月18日刊出。
[32][36][42] 蒋逸雪：《谈有关桐城文派的几个问题》，《桐城派研究论文集》，第77页，第81页，第87、85页。
[33][37][39][40] 方铭、吕美生：《论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34] 段熙仲：《论桐城派的“义法”说及其本色》，《桐城派研究论文集》，第98页。
[41] 王泽浦：《桐城派发生发展及其衰亡的社会缘故原由》，《天津日报》1962年4月25日。
[44] 郑娟榕、林大础：《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82页。按：郑娟榕、林大础所撰《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略》曾收入郑颐寿主编的《大学辞章学》（福开国平易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当代辞章学史稿》是由《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略》扩充而成。
[45] 吕叔湘：《汉语研究事情者确当前任务》，《中国语文》1961年4月号。
[46][47] 张志公：《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
[48] 根据桐城派学者刘国正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民教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是叶圣陶；汉语编辑室主任是张志公，领导者是吕叔湘；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微，副主任是蔡超尘，领导者是吴伯箫（顾之川整理：《刘国正口述——西席·编辑·作家》，广西教诲出版社2020年版，第50—51页）。刘国正在接管笔者请教时说，胡绳的作品是经由语文编辑群体充分谈论并通过后，才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这解释，吕叔湘、张志公在1961年倡建汉语辞章学之前，就读过胡绳的《关于写文章》等作品。张志公的弟子王本华在接管笔者请教时说，张志公倡建汉语辞章学肯定受到过胡绳文章的影响。谨向刘国正、王本华师长西席致谢！
[49] 冯庆春：《谈〈关于写文章〉的传授教化》，《语文学习》1960年第1期。
[50] 陈青：《读〈义理、考据和辞章〉后的一点异想》，《语文传授教化与研究》1989年第4期。
[51] 程安民：《信讯反馈中的传授教化再构思——重教〈义理、考据和辞章〉》，《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52] 关于胡绳《关于写文章》《义理、考据和辞章》《想和做》、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和姚鼐《登泰山记》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收录情形，笔者请教了公民教诲出版社的语文教诲专家顾之川师长西席，谨致谢忱！
[53] 胡绳：《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胡绳全书》第3卷上册，第3页。
[56][62][63] 中共中心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69、374—375页，第388页，第388页。
[57] 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心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58][61] 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第524、525页。
[59] 金冲及：《忆胡绳同道》，《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第207页。
[60] 金德门主编：《苏州中学校史》，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6—127、73、16页。
[64] 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心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462页。
[65]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事情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公民日报》1960年9月4日。
[66] 李旦：《〈南谷类稿〉后记》，戴健编：《蒋逸雪文集》下册，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页。
[67] 《段熙仲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6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段氏在《论桐城派的“义法”说及其本色》中责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未能发明姚鼐所说的“神”时，说：“原书俱在，非敢谤师。”（第103页）解释他曾受业于姚永朴。
[68] 陈允吉：《追怀刘季高师长西席》，无名氏：《刘季高师长西席年谱》，刘芳荪、陈尚君、高克勤编：《刘季高文存》“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486页。
[69] 曹虹：《王气中师长西席》，南京大学文学院编：《南京大学文学院百年史稿》，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70] 刘声木著，徐天祥校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卷首，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3、5页。
[71] 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页。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供应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