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松绘
空中俯瞰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 王 曦摄(新华社发)
这些年我一贯在行走，从我的故乡马尔康到成都，再到天下各地。最让我顾虑的，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汶川的那场特大地震。
谛听生命的呼唤
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须要连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调在耳边真切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
在汶川地震10年后，我开始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由于我缺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由于莱辛所说的那种“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主要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因此什么样的措辞办法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修的过程，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候，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但我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由于我没有找到恰当的措辞，没有听到“腔调”的涌现，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乃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培植起来的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举动步伐毁于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深爱重也是当然。
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落落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落落与许多人从这个天下上彻底消逝。我想在写这种消逝时，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候，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通亮，把天下照亮，把民气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唯有措辞。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那个时候开始，三个多月韶光，在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词语们映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照亮，我用它们构建一个天下，它们集体的光把这个天下照亮。
我想，当我面对灾害，书写灾害，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引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措辞办法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局内与局外，不雅观望着，预测着”。“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天下中行动，在他的现实天下中行动，而我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不雅观望”和“预测”，一个凡人、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绪的逻辑演进成一个伟大的英雄。
喊出向上的力量
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崇奉。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对这种古老的崇奉系统怀有相称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是爱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
且歌且行，记在云中。我的所记所歌，用的是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我将其作为感知天下的出发点，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履历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措辞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样平常性的履历所拘泥。这种措辞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充满朴素感知的措辞，如何将这种生动的感知转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磨练，古典中文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候。
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时时舞，清闲娇莺正好啼”那样的伟大时候，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候。
这些伟大的时候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措辞与情绪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候。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办法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措辞胜利。
我试图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努力把眼力投向更普遍的生命征象，努力把眼力投向人对自身情绪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落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迪性召唤性的履历，是我所须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情绪掌握的能力，也正是我所须要的。我创造，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顶峰时候，手段并不繁芜，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主要的支撑，是对美的崇奉。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疑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起向上。
两种母语的滋养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巨大的灾害，浩瀚的去世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害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胜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这种伟大措辞所善于的，须要器重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主要的还是措辞。有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终极还是要等待特定措辞办法的涌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便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利用而已麻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音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逐渐天生。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顶。写作便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天下和情绪天下的重新构建。
作为一名记录者，我认为一部精良作品最大的魅力便是“审美的光芒”，这种光芒一定是来自措辞。
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措辞是我最初进入这个天下、感知这个天下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好把很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措辞叫做中文，由于它也是全中华共同利用的措辞。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措辞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非常伟大的滋养。
(阿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迢遥的温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草木的空想国》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意、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数种措辞在外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