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编写《中国史纲》正好处于中国最危难之时，日本侵略下的中国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因此必须为青少年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类的教科书，以此发挥史学的现实代价，鼓舞抗战士气。
张荫麟（1905-1942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民国期间著名的历史学家。从前毕业于广东省立二中，后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曾揭橥《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的老子业绩考证提出异议，从此名声大振，被梁启超称之为“天才”。此后，其文章多见于《学衡》《大公报》《清华学报》《文史杂志》《燕京学报》《国闻周报》等一流的报刊上，内容涉及中外交流、科技史和经学考据等多个方面。1929年，张荫麟赴美留学，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专业。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根据国民政府的须要编撰《中国史纲》。七七事变后，张荫麟先到浙江大学做短期讲学，后赴西南联大任教，再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1942年病逝，年仅37岁。
张荫麟的通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思想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不少史学家动手采取新的史学方法编写中国通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的《国史大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吕思勉的《口语本国史》，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便是在此背景下开始写作的。
张荫麟对史学抱有极大兴趣，这也是他写作《中国史纲》的紧张条件。他认为，“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事情之预备”。史学研究除了要进行考据古史外，更要有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洞察能力，而这些只能从哲学中去填补，他认为治史学而不兼治哲学实在是一种巨大的缺憾。张荫麟是最早觉悟到史学的创新与改造的史学家，他认为应借助哲学改造理论不雅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布局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营养不敷”。
张荫麟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的欲望在《中国史纲》的“自序”中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写道：“现在揭橥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显然，张荫麟编写《中国史纲》正好处于中国最危难之时，日本侵略下的中国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因此必须为青少年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类的教科书，以此发挥史学的现实代价，鼓舞抗战士气。
张荫麟编在写《中国史纲》时表示，“不愿重蹈旧径，想披荆斩棘，首创出一种大家能读、读有所得的新文体”。他非常看重研究史实的选择和综合，根据东西方历史学的实践，他列举出了过去通史家们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采取过的五个标准，即具有一定的新异性、一定的文化代价、一定的实效性、训诲功用以及现状渊源。除五个标准外，他还提出了统贯历史的四个范畴，即为：因果、定向发展、蜕变发展及抵牾发展。
张荫麟看重考据，其学术也以考据起身。但他不以考据为止，看重推出义理，这才是张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从1936年开始，他写作了不少考据宋史的文章，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北宋地皮分配与社会骚动》《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等论文，不少论文见地独特，对宋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浸染。
除文献外，《中国史纲》还利用了大量古器物的材料。在《中国史纲》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中，他写道：严格地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笔墨记录的时期是商朝。我们以是确知商朝已有笔墨记录乃由于公元1899年以来殷都遗址的创造和发掘。在《中国史纲》中，张荫麟对付经由多次加工过的儒家经典也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处理。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国民政府积极应对，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吸纳海内大批精英加入个中为国效力。国防设计委员会设有军事、文化教诲等八个组。个中文化组的任务便是编写包括国语、历史等在内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国史纲》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以说故事的办法”撰写《中国史纲》
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哀求，这部写给高中学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张荫麟拟定写作大纲，将中国历史分为多个专题，然后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写作。汉代以前由张荫麟编写，唐代到清中叶由吴晗卖力，鸦片战役之后的历史由千家驹卖力，中日关系由王芸生卖力，但终极仅有张荫麟完成了自己承担的部分。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以说故事的办法”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张荫麟在“初版自序”中说，本书交融古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研究所得以说故事的办法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取古人阐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载录亦力求节省。《中国史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和艺术著作，为遍及历史知识，增强爱国精神，这种“兼具文学特色的通史著作是最名贵的”。全文措辞幽美，穿插精良的文学或者艺术作品，更增加了可读性。
张荫麟看重历史上伟大人格的阐述。在《中国史纲》的开头，张荫麟就指出了写作这部通史教科书的主旨，即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情和活动。在“自序”中，作者也以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多少重大人物的性情，兼顾并详。可见，张荫麟非常看重历史人物的人格刻画。全书用了两章对孔子及其思想以及战国时期的思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孔子、墨子、孟子、杨朱、庄周、惠施、老子以及邹衍、荀卿、韩非都有一定的阐述和描写，对付秦始皇、汉武帝、王莽等也都着墨较多。尤其对付孔子及其思想的阐述用了整整一章，可见对孔子伟大人格的推崇。他在“墨子”一节中，将孔子和墨子进行了比拟。他说，孔丘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墨子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通过比拟，他认为：“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间作彻底的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方案。”在这里，张荫麟给了墨子以极高评价，这也充分解释了他对墨子以及墨家思想的重视和提倡。
肩负起民族文化义务的《中国史纲》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基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编写一部符合国情、适应时期需求的通史类历史教科书显得非常必要。《中国史纲》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从上古仅仅写到东汉，这部为中学生所写作的通史教科书却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和通史中霸占了主要的地位，《中国史纲》被当时的历史西席称为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中国史纲》当年曾在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在1949年后又进行了多次印刷出版，受到中外学者的同等好评。《中国史纲》中所呈现出来的史学不雅观点至今对中国史学界仍有主要的参考代价。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对通史方法论及历史哲学深刻理解根本上写成的。这本书也是张荫麟八年史学事情的结晶，反响了他治学的严谨性和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思考。《中国史纲》文笔简洁幽美，说理夷易生动。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史事都以“说故事”的办法从容道来，这样的教科书让青少年读来悠然轻松。
编写精良的供青少年学生利用的中国通史类历史教科书是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一件大事。20世纪30年代，不少学者指出，民国期间中学生的历史知识严重缺少，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一样平常的历史学家都对编写历史教科书不感兴趣，个中就有学者揭橥了题目为《历史学家确当前任务》的文章，批评历史学家轻视历史传授教化和编写教科书这样一种征象。作为一种回应，张荫麟也揭橥了《关于“历史学家确当前任务”》一文，他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是不从事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张荫麟认为，学生们国史智识之以是低，良好的国史教材的缺少要负很重大的任务，改良历史教材是改良历史教诲的先决问题。
《中国史纲》由于很好地进行了文献的梳理事情，不引原始文献，因而在阅读上不存在障碍，很适宜各个层次的人群阅读。张荫麟在写作之时，选择了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称透彻的阐述，这样更有利于青年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以是这部通史类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之后受到各方面的普遍欢迎，在不太长的韶光里一版重版。
中国当代著名古笔墨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对此书的评价颇高。他说这是他最近所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中国近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诲家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引论”中曾说过：中国为天下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国民最缺少国史智识之国家。个中最为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缺少为多数学生喜好的教科用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缺憾。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的情形下，编写的一部符合国情、适应时期需求的通史类历史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担负起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义务。其创作思路和写作风格都适应了当时抗战的须要，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要精神食粮。
（作者：张绪忠 孙旭晨 崔 宁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