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家范译注汗青小说_黄正建中国古文书中的公函书样式研究综述以中国大年夜陆研究成果为中央

最近几十年秦汉简牍有大量出土，总数当在30万枚以上[ 这些文书可以分为六大类：书檄类、律令类、簿籍类、录课类、符券类、检楬类。
“书檄类”基本便是公函书，包括：皇室文书、章奏文书、官府往来文书、法律文书、檄、记。
对付简牍中的公函书从文书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先这天本学者[ 中国学者后来也撰写了《简牍文书学》[ 对汉代公函书做过系统研究的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 就公函书的样式而言，这些研究关注了各种公函书的程式（样式）、用语、行文制度等，特殊关注了史乘中少见的官府往来文书。
举例而言：

1、研究了公函书的举头与提行。
一样平常而言，皇室称谓及其批语举头居简首。
如：

尚书臣昧去世以闻

2、研究了公函书行文的特定用语：诏书开头语，必称“诏曰”或“制曰”，或“制诏”或“制诏可”，其文尾写“某人下某人，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等令语。
这一形式从中心经郡县，下至候官乃至部隧都遵照这一格式。
官府间高下行文的用语如“某某人行或兼行某某事，告某某官”，多用于同等级别的机关或同等级别官员之间的文书称谓。
“某某官谓某某官”或“某某人谓某某人”；“叩头、去世罪、敢言之、谒报、谨移”等词组，均为下级向上级呈报文书时的专用语，如“某某叩头去世罪敢言之，谨移或谒报某某书一编敢言之”即是如此。

3、研究了公函书的文稿形态：包括草稿、定稿、手稿；正本、别书、正移书、录本平分歧形态。

4、由于具有完全格式的官府往来文书在史乘中留存极少，因此对这一类公函书的研究紧张就集中在简牍文书中。
以往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成果最多。
这些成果一方面揭示了官府往来文书的原格式。
比如“除书”：

建武五年五月乙未朔壬午，甲渠守候博谓第二隧长临。
书到，听书牒署从事，如律令。
（《新简》EPF22.247A）

再如“病书”：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长匡敢言之。
谨写移隧长党病书如牒，敢言之。
今言府，请令就医。
（《新简》EPF22.82）。

此例为“病书”呈文，个中的“今言府，请令就医”属第二次书写字迹，当为甲渠候官的指挥语，谓再将此事上报都尉府，并令患者就医治疗。

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归纳了官府往来文书的构造程式，指出“无论上行文还是下行文，大多数包括有具文日期，发文机关或发文官员的职衔、名字，收文机关或官员的职衔、名字，正文内容，结束语以及文书吏的签署等几个部分”[

秦汉公函书样式的研究随着出土简牍的增多和研究的细化而日趋增多。
近年的例子如对官文书中“告”“谓”句式的研究[ 依据后者，秦至汉初的劾文书比较大略，仅包括被劾者的罪名，构造为：

劾＋某劾＋某敢言之；上劾……

西汉中期，劾文书的格式和内容开始繁化：以“案”开始，之后详细阐述案件的调查经由、结果。
原来两重呈文构造领悟为：

年月日＋某劾、敢言之＋被劾者信息＋写移，谒某县某狱以律令从事。

至迟到西汉末发展出“劾状”格式，其构成为：

1、劾，2、状，3、呈文。

可以想见，关于秦汉期间公函书的样式今后还将更加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二、魏晋南北朝期间

这一期间由于完全格式的公函书存留和出土极少，因此干系研究不多，集中在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中。
例如《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所收“五胡”时期的公函书，先有孟宪实的初步研究[ 但是关尾史郎不同意，认为这6件都是上行文书的“白”文书，并归纳了“白”文书的格式：

① 姓名（“白”的发出者）

文章还将“白”文书与“启”文书作了详细区分[ “白”文书之外，黄楼研究了北凉的“解”文书，认为这种文书以“某某言”为紧张特色，并复原了北凉解文的格式：

1 某县/某幢言：

不过最近出了两种综合性的研究。
其一是王兴振《北魏王言制度研究》[ 该书紧张谈论北魏王言的天生机制，但在第一章专门磋商“王言之体与制式”，紧张依据日本学者中村落裕一研究，分“册书”“制书”“诏书”“敕书”“玺书”研究它们各自的“书式”，例如复原北魏诏书式为：

门下：如斯。
主者告下。
时速施行。

另一种研究是王素《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文章认为高昌王令形制可分为“敕令”和“传令”两大门类，着重剖析了麴氏王国的追赠令、传辞令、传奏令、传帐令、传符令。
例如文章从剖析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文本出发，磋商阚氏王国与麴氏王国传辞令的形制以及异同如下：

①陈辞韶光（年号+年数+月日）。
②陈辞人身份姓名。
③陈辞内容（以“辞”开始，以“谨辞”结束）。
这三条二者相同。
④传令人职官、姓名。
麴氏王国单作一行；阚氏王国接写在“谨辞”之下。
⑤特殊书写“传令”二字。
此二字不同行。
麴氏王国的“传”字接写在传令人职官、姓名下；阚氏王国的“传”字另行举头。
二者“令”字均为粗笔大字。
另行举头。
⑥令文。
特殊不同的是，阚氏王国的“令”字不一定是别笔，可能并非高昌王亲画；麴氏王国的“令”字确信是别笔，应为高昌王亲画[

三、隋唐五代期间

这一期间的文书紧张以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为主。
敦煌文书大约有6万余件，个中90%是佛教文献，10%是其他宗教与文籍、文书。
文书（又称世俗文书）大致可分为六类：1、行政文书（官府往来文书）。
包括诏敕、赦文、表状牒帖等。
2、法律文书。
包括律令格式等。
3、经济文书。
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左券等。
个中的“左券”也有的将其归入法律文书。
4、社会文书。
包括谱谍、书仪、社邑文书等。
个中书仪虽亦可属于文籍，但因多数为存世书本中所未见，故一样平常称其为文书。
5、寺院文书。
包括实物历、入破历、斋文等。
虽然个中有的也可属于经济文书，但一样平常将其单归一类。
6、杂文书。
包括与游戏、占卜等干系文书。
个中占卜或亦可属于文籍。
吐鲁番文书的数量无法确定，由于不断有新的出土（这几年在吐峪沟寺院遗址就出土了上万件文书，当然紧张是佛经也紧张是碎片），目前所知有1万余件，但常见的只有2千件旁边。
吐鲁番文书中，就已公布者论，佛典和古籍相比拟较少，最多的是官、私文书[ 官文书包括敕、牒、状、符、帖、辞，以及告身、过所、公验、各种帐历、各种案卷等；私文书以左券最多，其他则有记帐、抄条、杂记、书牍等。
当然、法律文书、医书、历书、书仪、占卜书等也都有一些。

隋唐五代期间的公函书样式研究，由于上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出土，特殊是敦煌文书中《公式令》的创造，从上世纪初期以来一贯呈兴盛状态。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从文书学方面进行了很好的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这一期间公函书样式（形态）的研究，可以举出以下一些：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系统编制研究——公函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

唐代告身由于出土和传世较多，研究成果丰富。
据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其干系研究述略》，存世唐代告身有41件。
就个中告身样式而言，首先是研究了各种告身的制作和发给程式。
例如制授告身，在宰臣进拟某人“可某官”后，中书省宣奉行，门下省署名审核，御画可，下尚书省，由旁边丞相、吏部尚书、吏部侍郎、尚书左丞等人署名，然后由书令史缮写，以符文形式下发。
其次研究了告身的样式和用语。
此外还研究了告身的用印问题。
详细研究中，出土于吐鲁番的泛德达两通知布告身研究较多。
这是由于其告身是太子监国时“令书样告身”的代表，宣奉行的中书省官员和审核的门下省官员分别由太子东宫官员替代，以是有“令书如右请奉”“令付外施行”“令诺”平分歧于制授告身的公函书用语[ 近年来还有两类告身体料不断被创造，值得重视。
一类是石刻告身，例如最近创造的武周期间苑高朋的两通知布告身[ 另一类是记录在方志和族谱中的告身（抄件），最著名的是收入《钟氏族谱》中的五通钟绍京告身文书（个中4篇亦见《赣州府志》和《兴国县志》）[

其他公函书，例如关于牒文的研究，有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磋商——唐公式文研究》一文。
文章研究了牒文的处理程式，包括署名、受付、判案、实行、勾稽、抄目。
就牒的样式而言，文章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平行型、补牒型、牒上型（个中又分A、B两型）和牒下型[

关于状文的研究，有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心行政体系中的运用与通报》。
文章认为“状”有不同层次，包括礼仪性的笺状和上事论事的公函状。
公事中给天子的称为“奏状”，给中书门下宰相和其他职能部门和主座的称为“申状”，并参照司马光《书仪》复原了唐代“奏状格式”：

某事某事（略述事由）。

对付这一复原，郭桂坤认为“过于狭隘而涵括性不敷”，他根据白居易、元结等实际利用的状，复原唐代“奏状式”为：

事条

关于帖文的研究，有雷闻《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文章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谈论了堂帖、使帖、州帖、县帖，以及军府帖等，指出帖处理的大多这天常细务，由于格式简便，运行灵巧，对付日常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也是对“符”“牒”等下行公函的主要补充。
文章还复原了唐代的“帖式”：

某司 帖 某司（或某人）

最近郭桂坤又有《唐代帖式文书的基本性子——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央》[

关于辩文的研究，有笔者《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央》。
文章认为辩文的性子是个人回答官府的扣问，可以有“答辩”“保辩”“服辩”等形式，并复原了“辩式”：

（辩者）姓名、年事、画押（指印）

关于解文的研究，有刘安志《唐代解文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央》。
文章参考日本《公式令》中的“解式”，认为以往定性为“申文”“申式文书”“申状”的文书，都该当是“解文”。
解文有两种表述办法：1、某机关为申某事具（状）上事。
2、某机关为申某事。
“为申”是“解文”的固定用语。
由下申上的解文与由上而下的符文正相对应。
文章还复原了“县解式”：

某县 为申某事（具状上事或具上事）

关于表制定条约的书式，有郭桂坤的研究。
他根据大量实例将表制定条约的样式归纳为：

表式：

其他有关公函书样式的研究，还有例如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央》，结合唐开元《公式令》中的“关式”，研究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关文，特殊磋商了关文上的钤印问题[ 辞、牒发展为状，使“状”的格式具有了辞和牒的特点：姓名置于首行（此似“辞”），年月日姓名复置于末行（此似“牒”），前多“状上”，后有“请处罚，谨状”，末了有“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似“牒”）[ 吕博《唐代露布的两期形态及其行政、礼仪运作——以〈太白阴经·露布篇〉为中央》通过比较两种露布格式，指出由于职官、行政、军事制度的前后变革，唐后期露布的格式与前期有所不同。
[

此一期间一方面出土的公函书增多，同时《公式令》又只有残卷，不能涵盖唐代所有公函样式，于是造成出土的很多公函书性子不明的现状，刺激学者对这些公函书的样式进行剖析磋商。
这便是此期间公函书样式研究兴盛的缘故原由。
以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期间有关公函书的研究中，复原各种公函书的样式，是研究的一大特点和重点。
这一特点在其他断代的公函书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

此一期间的公函书研究紧张环绕黑水城文书[ 特殊是后者的创造，引起了宋代公函书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所谓徐谓礼文书，指2011年前后出土于浙江金华市武义县徐谓礼墓中的文书。
徐谓礼是南宋地方上的一个中下级官员。
这批文书是他为官30年经历的记录，包括15卷。
文书共三种类型，即告身、敕黄和印纸。
出土时分装两札，一写“录白敕黄”一写“录白印纸”，共计告身10道，敕黄11道，印纸批书80则，共4万字旁边。
文书高度大约36厘米，长度各卷不一，最长的达508厘米。
文书虽是录白，但从行款到字迹（如提行、空格、字体大小）都相称严谨，应是严格按原件格式抄录的。

由于南宋公函书存世甚少，这批文书中的奏授告身、敕黄，特殊是印纸为我们供应了当时公函书的极好样本，一公布就引起学者的关注。
这种关注首先集中在公函书的样式上。
例如关于“印纸批书”，学者研究后归纳了其格式，认为它们大致都由书头、批书内容、结语、签押4部分组成。
例如《嘉定十四年五月日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批书格式如下：

1

其他关于徐谓礼文书中公函书样式的研究还有例如对南宋敕授告身和奏授告身的复原，以及与唐代告身的比较等[

对宋代公函书的另一些研究是环绕黑水城文书中《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进行的。
黑水城文书藏于俄罗斯者，大约有8千多个编号，个中90%为西夏文文书。
剩下的文书中有汉文文书636个独立编号，个中被定名为《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的大约有74件。
文书每页高约29.5厘米，宽约37.5厘米，原是长短不一的文书，为西夏所得后统一尺寸利用纸背刻印西夏文《文海宝韵》。
这些文书从时期说从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到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31），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各级军政官府衙门文书和军人及其家属文书。
个中第一方面中只有一件是属于中心计心情构的奏状抄件[

由于传世的宋代实物文书很少，因此这批文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就个中公函书的样式而言，最近的研究有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第一是对公函书中大量利用“墨戳笔墨”征象的研究。
学者经研究后指出：相对付公章的朱印笔墨而言，墨戳笔墨有三类，一类是利用于公函之首和公函之尾，一类是利用于公函之中，一类这天期印。
前两类笔墨布局都是长条形。
利用于公函之中的墨戳笔墨如“书吏景彦写/职级田中对”“严点检讫/使者武澄”等，是官署中职级书写和校正公函的签章。
利用于公函之首的墨戳笔墨一样平常表示行文的主体，利用于公函之尾的墨戳笔墨一样平常表示签署人的官称。
这类墨戳笔墨运用于公函，不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而首见于宋代，反响了唐宋文书制度的发展与演化。

第二是对公函书中有“检”字文书的研究。
学者研究后指出：这些文书首行写有“检”字，与《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中鄜延路一样平常文书首行写“行文机关牒收文机关”的文书格式不同，实际是公函草稿或底稿，即所谓“凡公家文书之稿，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 鄜延路公函草稿文书的创造，是研究宋代文书制度、文书形制的极有代价的实物资料[

宋代公函书研究的第三个类型是石刻公函。
这是由于每每许多碑刻上保留了公函的原格式。
这方面的研究以李雪梅造诣最大。
例如最近她以两通碑刻为例研究了宋代法规公函的样态，个中提到“中书函子”样式的要件有四：一是有具奏人和具奏诉求；二是取旨，以“右奉诏书”接续皇命；三是文末题“札付某某，准此”，表示中书门下根据诏书内容向“某某”发出政令；四是有公函的任务者中书门下的题名、印押等。
“中书函子”每每附在石刻法规笔墨之中，例如政和七年（1117）《范文正公义庄规矩碑》中间的“中书函子”样式为：

09 治平元年中书函子

元代公函书原件存世亦少。
出土公函书也紧张集中在黑水城文书中。
据统计，在黑水城出土的4千余件元代汉文文书中，公函书（行政文书）大约有530件旁边。
学者研究这些公函书，除关注个中涉及的内容外，也研究了文书制度和样式问题，包括文书的照刷、照验、登记、破除制度，以及关于“咨”“牒”“呈”“札”“申”“关”“告”等文书文体的利用记录、“牒”“咨”和“帖”之间的关系、“今故牒”并非公函文体等。
例如元代有圆署制度，但圆署完成后的公函形态如何却无法知道。
黑水城文书就出土了一件圆议连署公函《（北元）宣光元年（1370）强夺驱口案》：

1

学者还通过这些出土公函书，研究了“札付”文书（甘肃行中书省下达给亦集乃路总管府的公函）的格式，指出其格式为：开头顶格写“天子诏书里”，紧接著书写发文单位的甘肃行中书省，提行低两格书写正文，如引用诏书诏敕时又提行顶格，引用诸王令旨则低一字。
正文结尾一样平常用“仰照验施行须议札付者”，另提行低两字写受文单位“右札付亦集乃路总管府准此”或“亦集乃路总管府准此”。
有的再提行低一字书写由头，有的省去这一行汉字，而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或八思巴字书写由头。
末了一行为年款，一种用仿宋体汉文，另一种用八思巴字样写的汉文[ 学者还研究了“案呈”文书，例如一件河渠司的呈状，认为从文书有“辰字弍号”看，它应是放在亦集乃路架阁库保管的文卷（案卷）。
从文书书式（前半为上行文书的呈文，后半部分不是牒呈的草稿，而是吏员侯某在查验河渠司呈文后，呈报给达鲁花赤的上行文书），可知公函书中“案呈”的功能是一种内部文书，属于“非移动文书”[ 还有学者依据《元典章·吏部五·解由体式》研究了黑水城元代文书中的解由文书[

黑水城文书之外，例如徽州文书、纸背文书、石刻史料乃至文籍史估中也都有一些保留了原来格式的公函[ 元代公函中的层层转述是当代读者理解公函的最大障碍[ 同一件公函，由于对公函样式的认识不同，就会有不同理解。
例如《承天不雅观公据》是一篇字数长达4000字的玄门公函。
高桥文治认为这件公函包括三大部分。
首先是吴全节的第一份咨文，紧张由项道远的诉状构成。
接下来是吴全节的第二份咨文，由四部分构成，个中包括太平路总管府的三份申文与太平路道录司供应的一份黄天辅以前履历的证明。
末了是张嗣成根据吴全节两份咨文并参照集贤院奏准诏书所作的终极裁决。
但是刘晓不同意这一剖析，认为吴全节的咨文只有一份，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是咨文转述的项道远状词；二是咨文转述的张嗣成的咨文；三是咨文转述的太平路总管府的申文；四是吴全节的拟定见地。
然后是张嗣成的处理见地（个中引用了诏书节文）。
刘晓认为这件《公据》采取的完备是元代官府公函格式。
个中吴全节与张嗣成之间利用的是咨文，由于二人品级均在二品以上，且地位平等。
太平路总管府给吴全节、张嗣成利用的是申文，反之，接到的则是札付，显示出双方地位的差异。
元代公函承转关系中常见的“诸此”（钦此、敬此、奉此、准此、得此）在这份《公据》中涌现了4个，是理解公函承转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文书学成立后，张国旺、阿风在明代族谱中创造了一批宋元明公函书，并从古文书学视角进行了研究[ 这批公函书载于《珰溪金氏族谱》，按文书原格式（举头、空格、注明押处印）抄录了宋代公函书8件、元代公函书16件、明代公函书2件，共26件，包括牒、公据、印纸、令状、宣命、札付、咨、关、执照、批、敕命等。
文章稽核了各种公函书的格式，特殊是复原了在史乘中记录不详的几种公函书格式。
例如复原了元代宣命的基本格式：

上天眷命，

复原了元代札付的基本格式：

天子诏书里，

复原了元代咨文的基本格式：

天子诏书里，

复原了元代执照的基本格式：

天子诏书里/（大朝国）天子福荫里，

元代公函书的基本格式在《元典章》《吏学指南》《吏文辑览》《新编事文类聚文字全书》等书中有记载甚多，但也有许多模糊处。
这篇文章依据新创造的实物资料往返复中兴公函书格式，是对宋元公函书样式研究的主要贡献。

此一期间由于档案数量巨大（2000万件以上），公函书甚多[ 明清公函书以往先容性论著比较多（详后），而对其样式的研究则较少。
究其缘故原由，大概是由于明清期间各种公函书的样式都明确公布在各种法令、政书中，学者不必费心去研究各种公函书的样式，所要做的只是将存世公函书与法典、政书中载明的格式对照即可。
这与前代孜孜于考证各种公函书的样式是大不一样的。

明代公函书的研究集中在诏令文书上。
《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便是《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专辑》[ 专辑中万明《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央的初步稽核》和陈时龙《明代诏令的类型及举例》二文稽核了明代诏令中的诏、制、诰、敕、祭文、册、手诏、谥、谕、榜文、令等。
后篇文章除从文献中举例外，还列举了一些文书实物，例如明墓出土的木刻竹纸明孝宗的《罪己诏》[ 这些研究都没有专门去谈论诏令文书的格式。

同样的征象在地方官府公函书中也能看到。
例如郑小春《明清官府下行文书述略：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例》[ 文章每研究一种文书，先列举明《刑台法律》卷首《附卷》以及清《福惠全书·公文诸式》中的“札付式”“札付式”“按察司牌面式”“各府牌式”“牒文式”“牒式”“帖文式”“帖式”，然后举出文书实物与其比对，结论是就格式而论，明清两朝有比较固定和附近的格式，只是在详细利用上略有差异。

不过最近随着中国古文书学的兴起，一些学者把稳到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考试测验采取古文书学的方法更深入地研究明清公函书的样式。
例如申斌采取换行缩格法（但不以笔墨引述关系而因此文书承转关系为换行标准）和图表法剖析《四川重刊赋役书册》这一装叙构造的公函，详细剖析了“为……事、案验、咨、该、案呈、呈与申、纸牌、等因、覆、准此、为此、奉此”等词语，认为这件公函装叙的文书达八层之多，并复原了此件公函行政流程的25个步骤[ 前引张国旺、阿风的文章也依据族谱中新创造的明代公函书，研究了“敕命”与“乡试公据”，指出洪武十三年前的“敕命”格式为：首先写“奉天承运天子敕曰”，然后引述洪武天子的敕命，署押“敕命之宝”，末了还有中书省旁边丞相、旁边丞及御史台旁边大夫、御史中丞署名[

清代公函书过去紧张是档案界学者在研究，内容集中在档案制度、文书用语、奏折制度等方面[ 例如中国公民大学档案系自1980年就开始开设清代文书课程，后来将课程讲义出版，即张我德、杨若荷、裴燕生编著的《清代文书》[ 书等分“诏令文书”“奏疏”“官府往来文书”三类先容了诏书、敕书、谕旨、题本、奏本、揭帖、奏折、详文、验文、禀、状、咨、移会、移、关牒、牌、票、札、示等文书，包括各种文书的纸张、字体、格式、用语、用场、演化等，十分详细，其样式依据紧张见于《会典》、《枢垣纪略》、《科场条例》、《福惠全书》、《公函式》等书。
档案专业之外的清史研究者对文书特殊是其样式则关注者不多，值得把稳的是刘永华、温海波《签押为证：明清期间画押的源流、类型、文书形态与法律效力》一文[ 文章虽然没有特殊从古文书学角度，也包含非公函书的左券、法律文书等，但梳理了画押的源流，剖析了明清期间画押的三种类型，阐明了押字高下画有一横的寓意，可供研究公函书押署问题参考。

综不雅观以上各断代公函书样式的研究状况，可知明清之前，研究的兴盛与否与出土公函书的数量息息相关，出土公函书越多，研究就越兴盛。
明清之后，由于各种公函书的样式都明确规定在法典或政书中，公函书样式的研究反而比较寂寥。
其实在宋元期间，有关公函书样式的规定，已经见于各种《书仪》，以及政书如《宋会要》、《元典章》、法典如《庆元条法事类》等官私著作中，因此关于其样式的研究重点与前代不同，不是著重于各种公函书样式的复原，而更看重文书的行用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反响的信息通报和政治运营状况。

只管如上所述，即在“中国古文书学”成立前后，对各断代公函书样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些成绩的作者大多没有自觉从“古文书学”的态度或角度去进行研究，没有特殊关注发文者与收文者的地位、职责、浸染；尤其是印章、署名、签押的位置、形态及其意义；日期的位置、写法及其意义；等等。
特殊是没有打通断代，将秦汉简牍公函书直至明清公函书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各种公函书样式的流变。
这些，都是“中国古文书学”今后要做的事情以及发展的方向。

限于学力和视野，以上所论必定挂一漏万，缺点百出，敬请各位方家批评示正。

[1] 以下行文，或谓样式或谓格式或谓书式，用词虽异意思则相同。

[2]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中华书局，1983年，

[3] 中村落裕一认为“王言”加上官文书，便是公函书。
见所著《唐代公函书研究》媒介，汲古书院，1996年，

[4] 谢朝栻《中国古代公函书之流衍及范例》，（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5] 谢朝栻《中国古代公函书之流衍及范例》，

[6] 中国公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编《文书学参考资料》（第二辑），1962年，

[7] 校内利用，未公开出版。

[8] 《文书学参考资料》（第一辑），第22；25；155-170页。

[9] 裴燕生主编《历史文书（第二版）》，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裴燕生主编《历史文书（第二版）》，

[11] 近年有人估计总数在70-100万枚，见周东平《〈晋书·刑法志〉译注》序言，公民出版社，2017年，

[12] 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以下先容除注明者外多出自该书。

[13] 除大庭修等人外，紧张有永田英正《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诲出版社，1998年。

[14]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诲出版社，1999年。

[15]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诲出版社，1999年。

[16] 《汉代官文书制度》，

[17] 苏卫国《小议简牍文书中的“告”“谓”句式——秦汉官文书用语研究之一》，《简帛研究二○○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 侯旭东《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光和六年诤田自相和从书〉考释》，《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喷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19] 唐俊峰《秦汉劾文书格式演化初探》，《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0]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初刊于2007年），

[21] 关尾史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五胡”时期公函书试探》，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2] 黄楼《吐鲁番文书所见北凉解文的复原及干系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

[23] 甘肃公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6月。

[24] 《北魏王言制度研究》，第74页。

[25] 原载《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增订后收入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50-82页。

[26]《高昌王令形制综论》，《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第68页。

[27] 拜会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 除仁井田升、池田温等前辈学者外，紧张有中村落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汲古书院，1991年）、《隋唐王言の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唐代公函书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的系列著作，以及赤木崇敏有关地方公函书的研究，例如《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函系统编制》（载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唐代官文书体系とその变迁——牒·帖·状を中央に》，载平田茂树、远藤隆俊编《外交史料から十-十四世纪を探る》，汲古书院，2013年）。

[29]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系统编制研究——公函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30]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31] 赵振华《谈武周苑高朋墓志与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央》，《唐史论丛》第1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2] 刘安志《关于唐代锺绍京五通知布告身的初步研究》，载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3] 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后收入所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

[34] 原载《文史》2008年第1期，后收入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5] 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6]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后收入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7] 《西域文史》第十三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53-166页。

[38] 黄正建《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央》，《文史》2013年第1辑，第255-272页。

[39] 土肥义和、气贺泽保规编《敦煌·吐鲁番文书の天下とその时期》，东洋文库，2017年，

[40] 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1] 《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

[42] 《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3]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4]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2年12月，

[45] 黑水城文书中《俄藏黑水城文献》共2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14年），个中前6卷为汉文文书（详见正文下述）；《英藏黑水城文献》共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年），大约有4000个编号，个中汉文写本约700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共10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收有宋元期间纸质汉文文献4213件，个中第5卷为《军政与站赤文书卷》，包括人事与选官文书、军事与政令文书、勘合文书、其他公函等共600件。

[46] 以上关于徐谓礼文书的先容，拜会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序言，中华书局，2013年。

[47] 王杨梅《徐谓礼告身的类型与文书形式——浙江武义新出土南宋文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48] 刘江《〈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考释》（《都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认为该件文书不是“奏状”而是“奏抄”，是奏授告身中的一部分。
第

[49]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

[50] 以上关于《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及其研究的先容，拜会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疆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序言 此外，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聪慧财产权出版社，2014年）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对这批文书的研究成果，并有一章专门研究文书制度，即第七章《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文书制度研究》，可参看。
个中关于“检”文书群，赤木崇敏有不同见地，认为它们是鄜延路第七将在收到官文书后，进行事务处理而做成的文卷记

[51] 李雪梅《行政授权：宋代法规之公函样态》，《法律文化研究》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52] 以上关于黑水城元代公函书的研究状况，拜会杜立晖、陈瑞青、朱建路《黑水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

[53] 赤木崇敏《黑水城汉文文书所见的元代公函书的事务处理程序》，《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54] 刘广瑞《黑水城所出元代解由文书初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5] 拜会船田善之《蒙元时期公函制度初探——以蒙文直译体的形成与石刻上的公函为中央》，《法律文化研究》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56] 关于元代各种公函书通报路子和文书剖析方法的研究，可参看植松正《元典章文书剖析法》，《13·14世纪东アジア史料通信》2，2004年，

[57] 刘晓：《元代玄门公函初探——以〈承天不雅观公据〉与〈灵应不雅观甲乙方丈札付碑〉为中央》，《法律文化研究》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58] 张国旺、阿风《明隆庆本休宁〈珰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函书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

[59] 民间文书存量也很大。
例如徽州文书大约有45-50万件（参看《徽州文书》刘伯山所撰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最近出版的《徽州文书》共五辑，每辑10册，从2005年出到2015年）；净水江文书仅左券及干系文书就超过万件（参看《净水江文书》张应强所撰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净水江文书》共三辑，33册，从2007年出到2011年）；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全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收 其他如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四川、甘肃、河北、内蒙古等地也创造了数量巨大的民间文书（拜会姬元贞《明清履行地皮左券的三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4月9日第5版）。
这些民间文书中多数是左券等经济类文书，也包括少部分官府文告等公函书。

[60] 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61] 《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

[62] 《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63] 申斌《万历七年省级赋役书册纂修之行政流程——根据公函装叙构造复原政务运行之一例》，《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64] 张国旺、阿风《明隆庆本休宁〈珰溪金氏族谱〉所收宋元明公函书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

[65] 例如有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档案学教研室《清代公函选编》，1984年油印本；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刘文杰《历史文书用语辞典（明、清、民国部分）》，四川公民出版社，1988年；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若荷《若何阅读清代文书》，《北京档案》1995年第2、3、4期等。
以上信息引自申斌上述文章。

[66] 当然，文书用语也属于公函书样式研究中的主要部分。

[67] 张我德、杨若荷、裴燕生《清代文书》，中国公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68] 《文史》2017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