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_陆宗达_大年夜师传道黄侃的故事

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
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
” 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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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笔墨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
往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
”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当代训诂学界的泰斗。
他回顾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伙头解牛。
”

据他的学生回顾，黄师长西席传授教化还有更特殊的，他不是光用措辞教这个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
《说文解字》是一本很呆板的书，假如一样平常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师长西席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
以是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
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
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如果不拜师，纵然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
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
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
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
你非磕头弗成。
”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
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恳切。
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学生了。
”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
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
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
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逐一传授给我。
太炎师的小学赛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
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以是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逐一行拜师礼节。
”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作业，准备嫡开讲。
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往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措辞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传授教化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
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
黄侃于是见告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
后黄侃又哀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文籍，由于唐以前留传下来的文籍为数不多，随意马虎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
有了这样的功夫，今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黄侃并且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揭橥笔墨，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见地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因此身作则，五十岁前不著书。

黄侃读书，喜好随手圈点。
他圈点时非常负责，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
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
《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
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
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
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
末了，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末了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
”这次发言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由于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
黄侃生平最大的家私，便是书本。
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
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
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本，自然是每天要闹穷了。
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
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冒死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地去买，钱寄出后，每天愿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乃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摧残浪费蹂躏了。
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若何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
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乃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
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若何苦劝，开出的报酬多么优厚，黄侃都禁绝许。
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以是就不去了。
”然而，黄侃辛辛劳苦收藏的书本终极却横遭他人挥霍。
“一8226;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迁居，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
真是暴殄天物啊！

黄侃曾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奋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但慎于著述。
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
妄，不智；吝，不仁。
”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

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五十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 ”，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个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烦懑，以为不祥之兆。
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去世，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
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谈论：

黄侃五十前不著书，而寿止五十，可惜。

邮购书的那段与我相契合。